中国曾这样收复台湾——康熙统一台湾的战略策略及其得失

　　清军前线将领的这些话，不但没有换来和平的局面，反而纵容了郑氏的分裂行为，使其分裂野心更加膨胀。

　　3.清政府和谈政治策略的得失

　　清政府在统一台湾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将以和谈方式统一作为对台基本策略，无论两岸在和平对峙时期，还是在双方兵戎相见的军事对抗时期，甚至在清军攻克澎湖、兵临台湾，在军事上有绝对取胜把握的最后阶段，清政府都没有放弃和谈，最后终于实现了对台湾本岛的和平统一。

　　同时不能不看到，清政府为和谈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显示了充分的诚意，也作出过重大让步，但前9 次和谈都失败了，没有取得任何成果。究其原因，除了郑氏集团的坚持分裂、反对统一的客观因素之外，从清政府主观上讲，主要失误在于其和谈策略缺乏足以对郑氏集团形成致使威胁的军事实力和战争手段做后盾。清政府与郑氏集团之间的矛盾，是尖锐对立的对抗性矛盾。面对这样的对手，要实现统一，武力行动应置于主导地位。但清政府不但没有及早地、迅速地建立起一支占据优势地位、能够威胁郑氏集团生存的水师部队，反而一度在军事上采取消极保守的防御方针，裁撤水师、焚烧战船、收缩防线，搁置武力。在没有必要的军事压力和有效的军事打击能力的情况下，清政府寄希望于通过和谈使郑氏集团放弃对抗与分裂的立场，当然是达不到目的的。清郑双方的第10次和谈，是在清军强大的水陆两栖部队攻克澎湖，歼灭了郑氏水师主力，大兵压境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才迫使郑氏集团接受了清政府的和谈条件，使和谈取得了圆满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在统一过程中，清政府针对郑氏集团高层决策者的和谈策略虽屡遭挫折。但其以郑氏集团中下层，尤其是郑军广大官兵为主要对象的招降措施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先后有二十万郑军官兵和文职人员向清政府投诚，分化了郑氏集团的内部关系，瓦解了其社会基础，削弱了其军事实力，并促使台湾的军心民心发生倾向清政府，倾向统一的变化，为最后的统一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二、禁海迁界的经济封锁策略

　　1.清政府对台湾郑氏集团的经济封锁措施

　　清政府的经济封锁措施包括实施海禁和迁界移民，目的在于断绝郑氏集团粮饷和军用物资的供给，坐困郑氏集团，令其不战而降。所谓“禁海”，就是严禁一切船只出海贸易、捕鱼。清政府的禁海令规定，北自天津南至广东沿海岸线各省，严格禁止商民船只私自入海，用大陆产品货物进行海上贸易。这既包括中国与外国间的国际贸易，也包括大陆各港口间的国内贸易。清政府采取禁海措施的目的是通过断绝海上贸易往来，阻塞大路货物的出海渠道，使郑氏集团失去大陆货源和军品供应。“迁界移民”是“禁海”的扩大和补充，是更加彻底地切断海内外经济联系的封锁措施。其做法是，将福建、广东、浙江、江苏、山东、河北6 省沿海及各岛屿的居民内迁30——50里，在沿海一带形成一个无人区。清政府的目的就是利用这样一个隔离带来彻底隔断台湾郑氏集团与大陆的经济联系，使其既不能与大陆进行贸易活动，获取大陆的商品和军用物资，又无法向沿海居民征收粮饷，从而在经济上完全陷入困境。

　　2.清政府经济封锁策略的得失

　　①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台湾郑氏集团的经济困难

　　清政府在采取政治、军事行动的同时，对郑氏集团实施经济封锁，力图从经济上削弱、打跨郑氏集团，迫其就范，实现统一，从战略上看是可取的。其实施的封锁措施也确实多次使郑氏集团陷入经济困境。一方面由于海上运输能力的限制，粮饷供应不能满足郑军需求，造成大批郑军降清或逃亡；另一方面这对台湾的经济也是一个巨大的消耗，为最后统一台湾创造了条件。

　　②单纯的陆上封锁策略使清政府的经济封锁未能达到预期目的

　　清政府认为郑氏集团以海岛为巢穴，在波涛中谋生计，其粮饷军需完全要仰仗大陆，只要在沿海实施坚壁清野，切断大陆物资的出海渠道，郑氏集团这些“岛上穷寇”就会“如婴儿断乳，立可饿毙矣”（王时胜《漫游记略》）。

　　但清政府的经济封锁策略与其军事防御方针一样，是消极保守的，单纯立足于陆地，忽视了在海上采取积极主动的行动，没有构成对台湾的海陆联合封锁。因而也就达不到预期的目的。更何况其陆上封锁也并不彻底，连康熙皇帝也承认，经济封锁实施多年，“其私自贸易者何尝断绝？”大陆物资出海渠道事实上一直就没有彻底切断。

　　③禁海迁界也使清王朝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首先，禁海迁界沉重打击了沿海经济，③阻隔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清政府禁海迁界政策给予东南沿海地区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商品生产以沉重打击，窒息了我国曾一度比较发达的海外贸易，对我国沿海地区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严重后果，从而也严重阻隔了这些地区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濒海地区有良田万顷，土地肥沃，生产技术先进，已日益形成集约化生产。但迁界令一下，沿海30——50里地带转眼变为废墟，据史料记载，仅福建、广东两省废弃的田园耕地就达五百七十五万九千六百余亩。

　　我国海上贸易在明代已经发展到相当水平，由于利润丰厚，明末沿海地区出现了“穷洋竟同闹市”的兴旺局面。清政府实行海禁特别是迁界政策后，不仅私人海上贸易被阻塞，就连福建官府直接控制的市舶贸易也一度完全停顿；不仅对外贸易中断20年之久（康熙元年到康熙二十年），而且国内各港口间的贸易也陷入了一片萧条，惜日频繁出海的巨型商船，闲泊朽败于断港荒岸之间。海内外贸易的长期停滞，缩小了国内外的销售市场，直接影响到沿海各省农业手工业的生产，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伤及沿海的资本主义萌芽。同时海运业也遭到摧残，无数船主破产，船工失业，海运业中孕育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亦因此而夭折。其次，禁海迁界使沿海百姓背井离乡，失去生计，严重损害了当地人民的利益。

　　沿海百姓世代居住其地，以种田、捕雨、经商为业。清政府实施禁海迁界，又无妥善安置措施，使百姓流离失业，如同生机勃勃的草木突然被拔离故土，忍受烈日的曝晒，因道路颠沛或无法谋生，冻饿而死者以十万记。还有数十万流民因生计所迫，渡海赴台，反壮大了郑氏集团的实力。一些边海居民甚至铤而走险。或冒死偷运大陆货物卖给郑氏集团，或相聚为“盗”，走上武装反抗清政府的道路。

　　第三，禁海迁界使清政府赋税收入减少，使内地百姓负担加重。

　　由于大片土地抛荒，捕雨晒盐业停顿，海上贸易中断，使清政府的财政税收也因此减少。据史料记载，实施海禁迁界后，仅田赋一项，福建省每年就减少税收计白银20余万两，广东则高达30余万两。如果考虑到盐税、鱼税、商税等方面的减额，再加上浙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