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的政治中心的迁移及其意义

泽，这里出土有竹鼠的遗骸，以及用蚌壳制做的工具，蚌壳可能是当地所出，都是气候比今天温暖湿润的证据，具有亚热带的特点，但根据对陶寺遗址的花粉研究结果，当时植被为暖温带落叶阔叶林，长着油松以及多种阔叶树，有桦、鹅耳栎、栗、椴、榆，还有榛等灌木3，这些植物所反映的是暖温带的气候，综合这些事实，可以认为，陶寺遗址的时代，临汾地区的气候大致属于亚热带与暖温带的边界地带。陶寺遗址中出土有鳄鱼遗骸，表明这里当时可能有扬子鳄生存，但考虑到这里地处亚热带和暖温带的交界地带，对于扬子鳄的生存来说，并不是最优越的环境，这里当时不可能有大量的扬子鳄。因此，临汾地区不可能是鼍鼓文化的发祥地。从气候环境而言，全新世中期最适合扬子鳄生存的地区当在江淮和黄河下游之间地区。作为龙山文化后期的陶寺遗址中有鼍鼓，很可能这里的鼍鼓文化是从黄河下游地区的人群向这里迁移而带来的。能将一种文化从一个地区带到另一个地区而被保持和延续，必须有数量很多的人群，才能保持原来文化的特色。如果是数量较少的人口迁移，原来的文化将会消失，而被所迁移地区的文化所同化。陶寺遗址鼍鼓文化的存在，表明龙山文化时期，从鲁西地区向临汾地区有较大规模的移民活动。

陶寺遗址中出土的竹鼠遗骸，也可说明陶寺遗址的人群是从黄河下游地区迁移来的。前已述及，竹鼠今天分布于江南多竹地区。今天的江南多竹地区的人们，也很喜欢猎捕竹鼠食用，因竹鼠的肉很肥美，被视为山珍。笔者曾在江西赣州的大庾地区考察，在乡间吃到竹鼠，并了解到吃竹鼠是在特定环境中形成的一种文化或爱好。而陶寺遗址所在的临汾盆地，在龙山文化时期虽然可能有竹鼠栖息，但根据对该遗址文化层中花粉的研究，当时这里的植被为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并不是亚热带植被，因此，竹子在这里虽然有可能生长，但数量当很少，因此，竹鼠在这里不可能很多。原来土著在这里的人群，不可能有吃竹鼠的爱好，这里有很多其他食草动物可以猎捕，如鹿等。正如西北或青藏高原上，虽然也有水体，其中也生存着鱼类，但这里水体很少，鱼也很少，古代生活在这里的诸民族，多没有吃鱼的习惯或爱好，甚至将鱼视为怪物或神灵，只是近年才逐渐也吃鱼。陶寺遗址的居民猎捕竹鼠，无疑是食其肉的，因竹鼠除了可供食用，别无其他价值。笔者认为，陶寺遗址的先民食竹鼠的爱好，表明这里的居民，不是原来的土著人群，而是从黄河下游的多竹地区迁移来的。很多事实表明，古代在沿黄河两侧地区，可能有较多的竹子分布。如汉唐时期，在关中的西安地区有较多的竹林分布，汉武帝时曾大量伐淇园之竹以堵塞黄河瓠子决口，今天在河南博爱地区还有大片竹林分布。在半坡遗址出土有竹鼠遗骸，表明早在6000多年前这里的人们就食用竹鼠。古代黄河下游和江淮地区竹林分布当会较多，要比关中地区更多，吃竹鼠更应是他们的爱好，虽然迄今还没有在黄河下游地区的考古遗址中有竹鼠的遗骸发现，但将来可能会通过考古研究表明居住在黄河下游和江淮地区的古代龙山文化时期的先民有食竹鼠的爱好。笔者认为，陶寺遗址中竹鼠遗骸的出土，也表明该遗址中的居民，是从黄河下游地区迁移而来的人群。

上述讨论表明，在龙山文化时期，的确存在从黄河下游地区向这里有过较大规模的移民。司马光《稽古录》所记载的尧将政治中心从陶迁移到唐，是真实的历史事件，其所称的“陶”，当是位于今鲁西地区的定陶。而“唐”究竟在哪里？迄今在临汾地区发现的面积最大，内涵最丰富的龙山文化遗址是陶寺遗址。虽然现在还不能断定陶寺遗址就是尧都所在地，但面积达400多万平方米的陶寺遗址，内涵非常丰富，有规模很大并随葬有多种玉器的大墓，又发现城墙的遗迹。这些事实似乎表明，陶寺遗址可能就是“唐”的所在。如果在临汾地区发现比陶寺遗址面积更大、出土文物等级更高的遗址，则当另论。

三、尧迁都的原因试析

尧为什么将其政治中心从位于今山东省西部的黄河下游冲积平原的陶丘迁移到今山西省的临汾地区呢。

首先，应当指出，古代的陶丘，所处位置和环境条件是较优越的。这里地处华北大平原，属黄河冲积淤积平原，土壤肥沃，河网纵横，灌溉方便。据《水经·济水注》，古代有济水流过。济水在这里分出一支流，经菏水向东南流去，注入泗水。这样一来，以陶为中心，通过河水和济水，形成四通八达的水网，故陶被司马迁称为“天下之中”：“以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之所交易也，治产数千金┄”（《史记·货殖列传》）陶在古代作为政治中心，是有其地理基础的。尧的部族在这里兴起和发展是有其道理的。

尧为什么要离开这样一个条件较优越的地方，将其政治中心从鲁西地区迁移到汾河谷地，这一迁移，即使从今天的角度看，也是一次规模很大的迁徙，从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看，这是很了不起的迁徙，是一次重大的社会事件。这样的大迁徙，如果没有特别重大的原因，是不会轻易进行的。在有关尧的文献中，没有关于战争的记载，因此可排除战争的原因。在有关尧的文献中，有大洪水的记载。《尚书·尧典》：“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史记·五帝本纪》：“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显然，这是极为严重的大洪水。故气候环境的灾变事件可能是导致尧将政治中心迁移的原因。尧的迁都和大洪水是否有关系？前人没有谈及。笔者认为，二者之间可能存在联系。

现有研究表明，全新世大暖期温暖和湿润的气候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全新世大暖期的气候呈现波动，既有较温暖湿润时期，也有相对较凉和干旱时期。在距今约5000年前，气候呈现冷而干1。大致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的中期，即距今4500多年前，有的研究者认为可能还要早些，气温又为一个急剧升高时期 2。这一时期，正是龙山文化后期。

一般来说，气候变暖，导致气候带北移，华北大平原地区以及黄河流域的降水也相应有较大幅度增加。地处黄河下游华北大平原上的陶丘，地势相对低洼，是豫东和鲁西地区降水汇聚之地，古代有大野泽，就位于定陶附近。另外，陶丘所在地区也是黄河泛滥区。当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的中期，气候急剧增温变暖，导致华北地区降水有较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这里内涝积水的情况会更加严重。同时，黄河水量也比今天大得多，洪水也会变得更频繁。在尧的时期，陶丘所在地区，内涝和频繁的黄河洪水，是尧将其政治中心迁移的主要原因。《尧典》、《史记·五帝本纪》和《稽古录》中关于尧时期大洪水的记载，可能正是反映了这一气候环境背景。古文献中关于尧将政治中心迁移和大洪水的记载，有其真实的气候环境背景，并非虚构。

为了躲避黄河下游的大洪水，尧将其政治中心迁移至唐，即今临汾地区。从地理环境

而言，这里被尧选为政治中心，也是有其道理的。

汾河谷地，是黄土高原最东部的一个最大河谷。而临汾盆地，又是汾河谷地中较大的一个盆地。汾河谷地中的另一个盆地，晋中盆地，在古代则主要为水体所覆盖。《尔雅》中所记载的晋的昭余祁，为全国最著名的十个湖泊之一。根据现代研究，昭余祁占据了晋中盆地的大部分，南北长达上百公里。由于古代存在着一个大湖，晋中盆地在古代为人类提供生存空间相对较小。而临汾盆地，不仅有宽阔的汾河谷地，而且从谷地向两侧，有相对较高畅宽阔的黄土台地。陶寺遗址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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