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的政治中心的迁移及其意义
从农业生产的角度而言，陶寺遗址所在的高畅宽阔的黄土台地上的厚层黄土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据对襄汾陶寺遗址考古研究以及笔者在该遗址的实地考察都表明，这里的龙山文化层的土层为黑褐色土。这种土壤腐殖质含量较高，为先民进行农业生产，提供了肥沃土壤，很适合旱作粮食作物粟等生长。而且，这里当时的降水也比今天多，为农业生产。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
而从临汾盆地再向西或再向北，自然条件就相对要差一些。降水量逐渐减少，也逐渐变得寒冷，气候环境逐渐变得干冷，对于农业生产和人居环境来说，自然条件逐渐变得严酷。
由于那时气候较温暖湿润，植被当很茂盛。茂密的天然植被，栖息着多种野生动物，为先民的生活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如在陶寺遗址中就出土有鹿的骨骼和竹鼠的骸骨，应当是被猎捕作为食物而遗留下来的。
另外，尧的时期，临汾地区气候环境比今天要温暖湿润得多，有较多的水体，水中栖息着多种动物，如蚌等，为先民提供多种食物来源。
从交通条件来说，临汾盆地也相对较便利。下面将详细阐述。
总之，尧选择临汾盆地作为其政治中心，是最佳的选择。
四、尧迁都的重要意义
尧选择今临汾盆地作为其政治中心，将政治中心迁于唐，促进居住在不同地理环境的人群与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有着重要意义。
临汾盆地所在地理位置非常有利于这一交流和融合。一方面，从气候与植被角度而言，龙山文化时期，临汾地区的东南部和南部，是亚热带的暖湿气候，农业生产在生活中占有主要地位；而其西北部和北部地区，则是较干燥和相对较冷的暖温带和温带气候，畜牧业和狩猎采集在生活中占有相对较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从地形角度而言，临汾地区地处黄土高原的东南部，是黄土高原和华北大平原的接合部。它的东面，越过太行山脉，便是辽阔的华北大平原。它的西面和北面，是面积广大的黄土高原。在黄土高原的北部，是辽阔的内蒙古高原。
临汾地区的南面和西南面，是河洛地区和关中地区。从这里沿着汾河谷地，向北可以到达蒙古高原，向南可以到达渭河谷地（关中平原）和今天的洛阳所在的伊、洛河盆地，向东为辽阔的华北大平原，向西，经渭河谷地或向北经汾河谷地，可到达西北的河西走廊和今新疆地区。显然，临汾所处的位置使其形成一个非常广大的交往范围，这一交往范围要比尧原先所在的鲁西地区大得多。
这样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为生存在各不相同自然地理区域的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的融合，提供了有利基础。在龙山文化时期，生活在各个不同地区的人们，由于自然条件的差异，在谋生方式、食物构成、文化与习俗等应有所不同，形成有各自特色的人群。尧将政治中心有鲁西迁到黄土高原东南部的临汾地区，促进了民族和文化的大融合，推动了中华古代文明的发展，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尧典》中的“四嶽”，可能是反映了位于四个不同方位的民族的融合。“四嶽”当指位于尧的政治中心（今陶寺遗址）四个不同方位的部族或民族。 《尧典》记载的“四嶽”与尧的关系表明，尧已将“四嶽”统一在一起，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体系，尽管对这样一个政治体系的性质究竟属于国家还是部落联盟，今天尚不能作出定论，但这对于促进位于今天中国版图的各个部族或民族及他们的文化的大融合，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后来夏以及商的建立，无疑都发生了巨大作用。而这样一个统一政治体系的形成，是和尧将政治中心迁移到“唐”有密切关系的，因为，正是由于将政治中心迁移到唐，有了与“四嶽”的便利的交往条件，促进或加强了这一统一和融合的过程。
前已述及，陶寺遗址出土的鼍鼓表明，在黄河下游地区和江淮地区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鼍鼓文化随着政治中心的迁移被带到这里。考古研究表明，黄河中游地区的龙山文化，与原来仰韶文化的关系，不存在文化的断层，而是有继承关系1。这种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是文化融合的结果。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指出，陶寺遗址出土的遗物具有多元文化的特点，并对这一文化融合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指出陶寺遗址一方面融入了河套地区的文化因素：“陶寺圆底腹斝到三袋足捏合而成的鬲的序列的原型可以追溯到河套东北角（河曲）与河北西北部出土的尖圆底腹斝。”同时他又指出，陶寺遗址融入了大汶口文化与良渚文化的因素，其“特点是大墓有成套礼器与成套乐器殉葬，其主要文化因素和如彩绘龙纹、三足器与燕山以北和河曲地带有关，也有大汶口文化的背壶、良渚文化的刀俎，是多种文化熔合产生的又一文明火花。”1985年苏秉琦先生在山西晋文化研究会上，还作了一首七言诗：“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斝与瓮，汾河湾旁磬和鼓，夏商周及晋文公。”该诗落脚点是晋文化的渊源，同时又更明确指出了陶寺遗址的陶器文化与内蒙古岱海地区陶器文化的渊源关系，以及陶寺遗址与夏商周的一脉相承的关系。
苏秉琦先生所指出的陶寺遗址融入了大汶口文化与良渚文化因素这一事实，为陶寺遗址的人群是从鲁西平原迁移而来提供了有力证明，同时，也很好地说明了尧将政治中心迁移后，对文化的融合所产生的巨大作用。
田广金先生又进一步阐明了内蒙古岱海地区老虎山文化的斝式鬲到鬲的发展序列，以及老虎山文化的鬲向南传至晋南的陶寺遗址，形成了以太行山为界线的面向内陆的鬲文化区，以后，鬲形器又成为夏、商、周文明的代表形器物之一1 。
陶寺遗址出土遗存中可能还有一些能反映文化的融合，如玉雕品等。
总之，尧将政治中心从鲁西地区迁移到临汾地区后，在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继往开来，为后来的夏、商、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尧都和尧文化的研究，对于揭开中华民族上古史传说时代的神秘面纱，将中华民族历史向前推演，有着重要意义。同时，尧与尧都和尧文化研究，对于古代自然环境研究，特别是有关大洪水传说的研究，也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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