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宋朝的“祖宗之法”
所说的“法制”，事实上就是指太祖、太宗乃至真宗时的“纪纲”“成宪”。奏疏进上不久，仁宗即命王洙、余靖、孙甫、欧阳修等人正式编修《祖宗故事》，
[32] 作为“万事有经而治道可必”的保证。次年二月间，仁宗曾令王洙进读《祖宗圣政录》，该书很可能就是已经修成的《祖宗故事》。 [33]
庆历四年三月，仁宗“于迩英阁出御笔十三轴，凡三十五事”，其中的前几条是：
一曰遵祖训；二曰奉真考业；三曰祖宗艰难，不敢有坠；四曰真宗爱民，孝思感噎……
数日後，翰林侍读学士丁度等进《答迩英圣问》，对于仁宗所书三十五事进行了一番注释，特别指出其大义所在：“皆陛下上念祖宗，下思政治，述安危成败、忠邪善恶之事”。
[34]
在北宋中期以後的历史上，“祖宗之法”愈益不容轻议，成为臣僚们阐发政治主张时立论的依据、谏诤规劝皇帝时通用的利器。
宋神宗熙宁年间由于“新法”大规模的迅疾推行，在朝野激起了强劲的政治冲击波。新法直接的目标所指首先是国家的财政经济问题，之所以演化成为集中而突出的政争，关键之一正是因为涉及到了对于“祖宗之法”的更革，引发出了由此而来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
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去世不久，朝政即有了重大的反复。五月，召为执政的司马光在其《请更张新法札子》中，提出以“复祖宗之令典”作为下一步措置的核心。他说：
国家受天明命，太祖、太宗拨乱反正，混一区夏，规模宏远。子孙承之，百有馀年，四海治安，风尘无警，自生民以来，罕有其比，其法可谓善矣。……当早发号令，以解生民之急，救国家之危，收万国之欢心，复祖宗之令典。[35]
被批评为“变乱旧章”的新法派代表人物，也更为主动地引述“祖宗故事”以申明主张。是年十月，太皇太后高氏与执政议选台谏官员，章惇即以范纯仁、范祖禹与执政亲嫌为由，举祖宗旧章反对说：
故事：执政初除，亲戚及所举之人见为台谏官，皆徙他官。今皇帝幼冲，太皇太后同听万机，当动循故事，不可违祖宗法。 [36]
类似的例证不胜枚举。
当然，“祖宗之法”决不仅止是士大夫说说而已、用以强化个人论点的单纯工具。关于援引祖宗之法的意义所在，哲宗元祐（1086—1093年）後期范祖禹的一段话很有代表性。他说：
古人有言：创业非难，守成为难。盖危亡必起于治安，祸乱必生于逸豫也。今陛下承六圣之遗烈，守百三十四年之大业，当思天下者，祖宗之天下，
不可一日而怠；人民者，祖宗之人民，不可须臾而忘；百官者，祖宗之百官，不可私非其人；府库者，祖宗之府库，不可用非其道。常自抑畏，儆饬圣心，一言一动如祖宗临之在上，质之在旁，则可以长享天下之奉而不失矣。
[37]
像这样语调严肃的劝告，显然是希望年轻的皇帝感到凛然戒惕。而所谓“一言一动如祖宗临之在上，质之在旁，则可以长享天下之奉而不失”之说，正反映出从李沆、王旦到司马光、范祖禹们的苦心所在。
（四）
宋廷“祖宗家法”一说的出现，似与“祖宗之法”不相前後。北宋前期，对于士人家族治家之“家法”严整与否，君臣们在朝廷之上曾经有所议论。太宗辅臣李昉家族世居京城之北，“凡七世不异爨”，其子孙辈亦皆“能守家法”。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真宗曾对李昉的儿子李宗谔说：“闻卿至孝，宗族颇多，长幼雍睦。”并且继而指出：
朕嗣守二圣基业，亦如卿辈之保守门户也。 [38]
景祐三年（1036年）五月，范仲淹在仁宗面前批评吕夷简，说：
汉成帝信张禹，不疑舅家，故终有王莽之乱。臣恐今日朝廷亦有张禹坏陛下家法，以大为小，以易为难，以未成为已成，以急务为闲务者，不可不早辨也。
[39]
“祖宗家法”提法的出现，应该与当时对于“家法”的普遍重视有关。身为人主，帝王之家的“家法”自然有其特殊意义。范仲淹所说“陛下家法”，既包括维系皇族“家事”、制约姻戚关系的法度，又包括处理“时政”的原则。仁宗时的另一辅臣丁度，即曾经把“祖宗家法”的精神提炼为“忧勤”二字
[40] 。
元祐五年（1090年），就哲宗纳后事，范祖禹上疏于太皇太后高氏，其中有云：
本朝太祖皇帝以来，家道正而人伦明，历世皆有圣后内德之助。自三代以来，未有如本朝之家法也。……惟陛下远观上古，近监后世，上思天地宗庙之奉，下为万世子孙之计……
在章奏的最後部分，范祖禹又驳斥所谓“陛下家事非外人所预”说云：
进言者必曰：“此陛下家事，非外人所预。”自古误人主者，多由此言。天子以四海为家，中外之事，孰非陛下家事？无不可预之事，亦无不可预之人。
[41]
显然，宋人所谓“祖宗家法”，尽管经常涉及处断皇族、宫廷内部事务之准则，但也涉及到皇帝面临的各类中外之事。它既不同于学术、技艺传承中分别门户、世代谨守之“家法”，也不同于一般家族内部规范行为、约束门风的“家法”；即便是有关遴选后妃等类事宜，也不被宋代的士大夫承认为单纯的“陛下家事”。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于赵宋王朝的家法、国法须作贯通的认识。事实上，对于“祖宗家法”，宋人通常作广义的理解。
元祐八年（1093年），宰相吕大防借迩英阁讲读的机会向哲宗“推广祖宗家法以进”，他说：
祖宗家法甚多。自三代以後，惟本朝百三十年中外无事，盖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陛下不须远法前代，但尽行家法，足以为天下。
关于祖宗家法的具体内容，吕大防分析为“事亲之法、事长之法、治内之法、待外戚之法、尚俭之法、勤身之法、尚礼之法、宽仁之法”八项。他说：
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见有时，……祖宗以来，事母后皆朝夕见，此事亲之法也。前代大长公主用臣妾之礼，本朝必先致恭，……此事长之法也。前代宫闱多不肃，宫人或与廷臣相见……本朝宫禁严密，内外整肃，此治内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预政事，常致败乱；本朝母后之族皆不预事，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宫室皆尚华侈，本朝宫殿只用赤白，此尚俭之法也。前代人君虽在宫禁，出舆入辇；祖宗皆步自内庭，出御後殿，岂乏人力哉，亦欲涉历广庭，稍冒寒暑耳，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简；祖宗以来，宴居必以礼，……此尚礼之法也。前代多深于用刑，大者诛戮，小者远窜；唯本朝用法最轻，臣下有罪，止于罢黜，此宽仁之法也。
至于虚己纳谏，不好畋猎，不尚玩好，不用玉器，饮食不贵异味，御厨止用羊肉，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 [42]
这里所说的，主要是调整皇族内部关系、限制宗室外戚权势的一些法则。南宋淳熙（1174—1189）末年，光宗即位之初，诏职事官轮对，郑湜首先提出：“三代以还，本朝家法最正：一曰事亲，二曰齐家，三曰教子，此家法之大经也。”
[43] 也是就这一意义来谈论的。应该说，这大致是狭义上的祖宗家法 。
明清之交的思想家顾炎武作《日知录》，在其阐论礼制部分有《宋 《试论宋朝的“祖宗之法”(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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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作为“万事有经而治道可必”的保证。次年二月间，仁宗曾令王洙进读《祖宗圣政录》，该书很可能就是已经修成的《祖宗故事》。 [33]
庆历四年三月，仁宗“于迩英阁出御笔十三轴，凡三十五事”，其中的前几条是：
一曰遵祖训；二曰奉真考业；三曰祖宗艰难，不敢有坠；四曰真宗爱民，孝思感噎……
数日後，翰林侍读学士丁度等进《答迩英圣问》，对于仁宗所书三十五事进行了一番注释，特别指出其大义所在：“皆陛下上念祖宗，下思政治，述安危成败、忠邪善恶之事”。
[34]
在北宋中期以後的历史上，“祖宗之法”愈益不容轻议，成为臣僚们阐发政治主张时立论的依据、谏诤规劝皇帝时通用的利器。
宋神宗熙宁年间由于“新法”大规模的迅疾推行，在朝野激起了强劲的政治冲击波。新法直接的目标所指首先是国家的财政经济问题，之所以演化成为集中而突出的政争，关键之一正是因为涉及到了对于“祖宗之法”的更革，引发出了由此而来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
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去世不久，朝政即有了重大的反复。五月，召为执政的司马光在其《请更张新法札子》中，提出以“复祖宗之令典”作为下一步措置的核心。他说：
国家受天明命，太祖、太宗拨乱反正，混一区夏，规模宏远。子孙承之，百有馀年，四海治安，风尘无警，自生民以来，罕有其比，其法可谓善矣。……当早发号令，以解生民之急，救国家之危，收万国之欢心，复祖宗之令典。[35]
被批评为“变乱旧章”的新法派代表人物，也更为主动地引述“祖宗故事”以申明主张。是年十月，太皇太后高氏与执政议选台谏官员，章惇即以范纯仁、范祖禹与执政亲嫌为由，举祖宗旧章反对说：
故事：执政初除，亲戚及所举之人见为台谏官，皆徙他官。今皇帝幼冲，太皇太后同听万机，当动循故事，不可违祖宗法。 [36]
类似的例证不胜枚举。
当然，“祖宗之法”决不仅止是士大夫说说而已、用以强化个人论点的单纯工具。关于援引祖宗之法的意义所在，哲宗元祐（1086—1093年）後期范祖禹的一段话很有代表性。他说：
古人有言：创业非难，守成为难。盖危亡必起于治安，祸乱必生于逸豫也。今陛下承六圣之遗烈，守百三十四年之大业，当思天下者，祖宗之天下，
不可一日而怠；人民者，祖宗之人民，不可须臾而忘；百官者，祖宗之百官，不可私非其人；府库者，祖宗之府库，不可用非其道。常自抑畏，儆饬圣心，一言一动如祖宗临之在上，质之在旁，则可以长享天下之奉而不失矣。
[37]
像这样语调严肃的劝告，显然是希望年轻的皇帝感到凛然戒惕。而所谓“一言一动如祖宗临之在上，质之在旁，则可以长享天下之奉而不失”之说，正反映出从李沆、王旦到司马光、范祖禹们的苦心所在。
（四）
宋廷“祖宗家法”一说的出现，似与“祖宗之法”不相前後。北宋前期，对于士人家族治家之“家法”严整与否，君臣们在朝廷之上曾经有所议论。太宗辅臣李昉家族世居京城之北，“凡七世不异爨”，其子孙辈亦皆“能守家法”。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真宗曾对李昉的儿子李宗谔说：“闻卿至孝，宗族颇多，长幼雍睦。”并且继而指出：
朕嗣守二圣基业，亦如卿辈之保守门户也。 [38]
景祐三年（1036年）五月，范仲淹在仁宗面前批评吕夷简，说：
汉成帝信张禹，不疑舅家，故终有王莽之乱。臣恐今日朝廷亦有张禹坏陛下家法，以大为小，以易为难，以未成为已成，以急务为闲务者，不可不早辨也。
[39]
“祖宗家法”提法的出现，应该与当时对于“家法”的普遍重视有关。身为人主，帝王之家的“家法”自然有其特殊意义。范仲淹所说“陛下家法”，既包括维系皇族“家事”、制约姻戚关系的法度，又包括处理“时政”的原则。仁宗时的另一辅臣丁度，即曾经把“祖宗家法”的精神提炼为“忧勤”二字
[40] 。
元祐五年（1090年），就哲宗纳后事，范祖禹上疏于太皇太后高氏，其中有云：
本朝太祖皇帝以来，家道正而人伦明，历世皆有圣后内德之助。自三代以来，未有如本朝之家法也。……惟陛下远观上古，近监后世，上思天地宗庙之奉，下为万世子孙之计……
在章奏的最後部分，范祖禹又驳斥所谓“陛下家事非外人所预”说云：
进言者必曰：“此陛下家事，非外人所预。”自古误人主者，多由此言。天子以四海为家，中外之事，孰非陛下家事？无不可预之事，亦无不可预之人。
[41]
显然，宋人所谓“祖宗家法”，尽管经常涉及处断皇族、宫廷内部事务之准则，但也涉及到皇帝面临的各类中外之事。它既不同于学术、技艺传承中分别门户、世代谨守之“家法”，也不同于一般家族内部规范行为、约束门风的“家法”；即便是有关遴选后妃等类事宜，也不被宋代的士大夫承认为单纯的“陛下家事”。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于赵宋王朝的家法、国法须作贯通的认识。事实上，对于“祖宗家法”，宋人通常作广义的理解。
元祐八年（1093年），宰相吕大防借迩英阁讲读的机会向哲宗“推广祖宗家法以进”，他说：
祖宗家法甚多。自三代以後，惟本朝百三十年中外无事，盖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陛下不须远法前代，但尽行家法，足以为天下。
关于祖宗家法的具体内容，吕大防分析为“事亲之法、事长之法、治内之法、待外戚之法、尚俭之法、勤身之法、尚礼之法、宽仁之法”八项。他说：
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见有时，……祖宗以来，事母后皆朝夕见，此事亲之法也。前代大长公主用臣妾之礼，本朝必先致恭，……此事长之法也。前代宫闱多不肃，宫人或与廷臣相见……本朝宫禁严密，内外整肃，此治内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预政事，常致败乱；本朝母后之族皆不预事，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宫室皆尚华侈，本朝宫殿只用赤白，此尚俭之法也。前代人君虽在宫禁，出舆入辇；祖宗皆步自内庭，出御後殿，岂乏人力哉，亦欲涉历广庭，稍冒寒暑耳，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简；祖宗以来，宴居必以礼，……此尚礼之法也。前代多深于用刑，大者诛戮，小者远窜；唯本朝用法最轻，臣下有罪，止于罢黜，此宽仁之法也。
至于虚己纳谏，不好畋猎，不尚玩好，不用玉器，饮食不贵异味，御厨止用羊肉，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 [42]
这里所说的，主要是调整皇族内部关系、限制宗室外戚权势的一些法则。南宋淳熙（1174—1189）末年，光宗即位之初，诏职事官轮对，郑湜首先提出：“三代以还，本朝家法最正：一曰事亲，二曰齐家，三曰教子，此家法之大经也。”
[43] 也是就这一意义来谈论的。应该说，这大致是狭义上的祖宗家法 。
明清之交的思想家顾炎武作《日知录》，在其阐论礼制部分有《宋 《试论宋朝的“祖宗之法”(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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