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宋朝的“祖宗之法”
今儒者之论则曰：“古者不恃法以为治。”而大臣之主画、议臣之申明，则曰：“某法未尽也，某令未举也。事为之防，不可不底其极也；人各有心，不可不致其防也。”其说便于今而不合于古，儒者合于古而不便于今。所以上贻有国者之忧，而勤明执事之下问。
[56]
此处有关“事为之防”的解说，可谓一语中的，点破了“人”“法”之争的机窍所在。
保持纲纪稳定少变，从而保持政治局面乃至整个社会的安定，这无疑是宋朝“祖宗之法”的题中之义。从赵普到李沆对于僚属“生事”的断然反对，从吕端“利不百，不变法”的主张到司马光等人对于“祖宗不足法”的激烈批判，除去既得利益的驱动使然，也令人体味出祖宗之法讲究恒定慎重、警惕翻覆纷乱的要谛。
李攸《宋朝事实》卷三记载着真宗与宰相们的一段谈话：
右正言知制诰朱巽专对，言朝廷命令不可屡有更改，……庶几张纲纪以绝分争。上顾宰臣曰：“此甚识体。且事之可否，报政之地所宜尽言无隐，惟贵君臣道合，若上下同心，何忧不治？今四方无虞，赖卿等慎守经制。若一事遽行，则攀援重臣，词说竞起，处置颇难。是知今所施行，不可不慎。至若言事利病，轻为厘革，初则皆以为当，後则翻成有害；及复正其事，乃是朝令夕改。此事允当执守。《书》云：‘慎乃出令，令出惟行。’此之谓也。”
真宗所说的“体”，亦即“治体”，就是“慎守经制”。而“慎守”背後，“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良苦用心是显而易见的。
（二）
从历史上看，对于祖宗朝法度的肯定与追念，通常产生于参政议政者们针对目前形势的反思之中。唐代直接总结太宗治国之法的《贞观政要》，出现于经历过数十年曲折之後的开元时期；对于祖宗治世的怀恋，盛于中唐以後。急于求治的宪宗、文宗等帝王都曾经与臣下讨论“国朝故事”；锐意振兴的陆贽、李绛、元稹、李翱、刘蕡等人，也都曾强调“高祖、太宗著法垂制”之深意，建议“复高祖太宗之旧制”，“绍祖宗之洪绪”
[57] 。这种背景，使得被追忆的祖宗法度不可避免地带有自後人出发的主观色调。
宋人所称道的“祖宗之法”，既是列祖列宗所确立的诸多规矩之总括，又是其中体现的调整内外关系准则之通称；它不仅包括某些可列举的具体条款，更包括一些渗透于社会政治生活方方面面的精神。作为集合性概念，“祖宗之法”界域的模糊性，使得它相对富于弹性，便于有针对性地发挥引申；同时，也使得对于它的解释有可能歧异纷纭。不同时期，在不同政治群体的心目中，显然有着不同的祖宗之法；它依照人们的不同理解，而凸显出不同的侧重面。至于“祖宗之法”究竟有哪些具体内容，即使在宋代，也是言人人殊。
从宋代的政治实践来看，所谓“祖宗之法”，从标树到运用，无不与朝廷的现实政治生活紧密相关。现实军政事务的瞬息万变，往往迫使决策者不拘定法而采取较为灵活务实的应变措施
[58]。但即便如此，“祖宗之法”的原则仍然难于轻易绕过，仍然可能渗透其中。原因之一是因为，“祖宗之法”所体现的，从根本上说正是防弊应变的理念与原则。
事实上，抽象理念与现实政治有着密切的关联。在面临政策抉择之际，在士大夫阐论己见之时，政治实践的变化与需求经常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既然如此，议论者心中、口中的“祖宗之法”，必定带有倡行者的主观认识色彩。它不一定是祖宗们创法立制原意不折不扣的反映，而可能是寄寓着後人理想、有赖于後人阐发（甚至经过改造）而被认定为“祖宗之制”的。在不同社会群体的心目中，应该效行的祖宗之法内容并不相同；而即便是同一群体，由于时异事变，对于祖宗之法的理解也会有所不同。
仅以对于仁宗之政的认识为例。
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在其奏疏中批评当时“纲纪制度日削月侵” [59]；如前所引，富弼也曾上疏要求编类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故典，作为整顿法制的依据。他认为“近年纪纲甚紊”的根源，正在于未能谨守祖宗成法。
《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一八载有庆历革新的积极参与者石介所作《三朝圣政录序》，其中力倡遵行光大“祖宗垂宪”：
今天下太平八十年，物遂其生，人乐其业，我太祖、太宗、真宗忧勤养理之功欤！礼乐文物，焕然而章明，教化刑政，淳然而大和。太祖作之，太宗述之，真宗继之，太平之业就矣。若太祖之英武、太宗之圣神、真宗之文明，授受承承，以兴太平，可谓跨唐而逾汉，驾商周而登虞夏者也。……
皇帝陛下有太祖、太宗、真宗之资，则当法建隆、开宝、兴国、雍熙、
至道、咸平之政，以阜万民，以继太平，以丕于三圣之光，以树乎万世之基。……苟能更斟酌祖宗垂宪，效而行之，可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
皇祐元年（1049年），文彦博《上仁宗论治必有为而後无为》，劝告皇帝：
臣以为方今之务，正在谨守祖宗之成法，使爵赏刑罚不失其当矣。……纪纲正而朝廷尊，号令行而天下服。 [60]
嘉祐四年（1059年），司马光向仁宗皇帝进《五规》，其《惜时篇》中着意强调：
夫继体之君，谨守祖宗之成法，苟不隳之以逸欲，败之以谗谄，则世世相承，无有穷期。 [61]
从上述章奏的内容来看，无论在仁宗前期、中期或是後期，范仲淹、富弼、石介、文彦博、司马光等人都并不曾认为他是祖宗法度的模范继承者。然而，数十年後，宋仁宗的形象却似乎有所转变，俨然成为祖宗之法的化身，成为後世帝王所应直接取法的榜样。
《国朝诸臣奏议》卷一二《君道门·法祖宗》载元祐七年（1092年）三月范祖禹《上哲宗乞法仁宗五事》，其中说：
臣掌国史，伏睹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丰功圣德固不可得而名言，所可见者，其事有五：畏天、爱民、奉宗庙、好学、听谏。仁宗能行此五者于天下，所以为仁也。……臣愿陛下深留圣思，法象祖宗，日新辉光，昭示所好，以慰答群生之望，则天下幸甚。
同年十二月，范祖禹采集“仁宗圣政”三百馀事，编录为《仁皇圣典》六卷进奉，并且再次进奏，请“专法仁宗”：
修德之实，唯法祖宗。恭惟一祖五宗畏天爱民，後世子孙皆当取法。惟是仁宗在位最久，德泽深厚，结于天下，是以百姓思慕，终古不忘。陛下诚能上顺天意，下顺民心，专法仁宗，则垂拱无为，海内晏安，成康之隆不难致也。
[62] 自然，数十年前的仁宗之政不可能改变；有所改变的，是一些士大夫对于仁宗之政的看法。而这种看法的转变，显然与王安石变法在士大夫层中激起的趋向保守的反应有关。
（三）
朱熹曾经说，宋代的列祖列宗们，“于古制虽不能守，然守得家法却极谨” [63] 。
“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精神，强调保持对于意外事变的戒惕心态，以制度的平缓调适换取政治的稳定。这一“祖宗之法”精髓的认定，在防范纤悉、有效保证了政局相对平稳的同时，对于两宋官僚政治的发展，也产生着深刻的负面影响。在士大夫中受到广泛应和的“利不百，不变法”的主张，普遍存在的对于“变更祖宗法度”的疑虑与抵制；长期困扰两宋政治生活的朋党问题，乃至南宋在 《试论宋朝的“祖宗之法”(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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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有关“事为之防”的解说，可谓一语中的，点破了“人”“法”之争的机窍所在。
保持纲纪稳定少变，从而保持政治局面乃至整个社会的安定，这无疑是宋朝“祖宗之法”的题中之义。从赵普到李沆对于僚属“生事”的断然反对，从吕端“利不百，不变法”的主张到司马光等人对于“祖宗不足法”的激烈批判，除去既得利益的驱动使然，也令人体味出祖宗之法讲究恒定慎重、警惕翻覆纷乱的要谛。
李攸《宋朝事实》卷三记载着真宗与宰相们的一段谈话：
右正言知制诰朱巽专对，言朝廷命令不可屡有更改，……庶几张纲纪以绝分争。上顾宰臣曰：“此甚识体。且事之可否，报政之地所宜尽言无隐，惟贵君臣道合，若上下同心，何忧不治？今四方无虞，赖卿等慎守经制。若一事遽行，则攀援重臣，词说竞起，处置颇难。是知今所施行，不可不慎。至若言事利病，轻为厘革，初则皆以为当，後则翻成有害；及复正其事，乃是朝令夕改。此事允当执守。《书》云：‘慎乃出令，令出惟行。’此之谓也。”
真宗所说的“体”，亦即“治体”，就是“慎守经制”。而“慎守”背後，“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良苦用心是显而易见的。
（二）
从历史上看，对于祖宗朝法度的肯定与追念，通常产生于参政议政者们针对目前形势的反思之中。唐代直接总结太宗治国之法的《贞观政要》，出现于经历过数十年曲折之後的开元时期；对于祖宗治世的怀恋，盛于中唐以後。急于求治的宪宗、文宗等帝王都曾经与臣下讨论“国朝故事”；锐意振兴的陆贽、李绛、元稹、李翱、刘蕡等人，也都曾强调“高祖、太宗著法垂制”之深意，建议“复高祖太宗之旧制”，“绍祖宗之洪绪”
[57] 。这种背景，使得被追忆的祖宗法度不可避免地带有自後人出发的主观色调。
宋人所称道的“祖宗之法”，既是列祖列宗所确立的诸多规矩之总括，又是其中体现的调整内外关系准则之通称；它不仅包括某些可列举的具体条款，更包括一些渗透于社会政治生活方方面面的精神。作为集合性概念，“祖宗之法”界域的模糊性，使得它相对富于弹性，便于有针对性地发挥引申；同时，也使得对于它的解释有可能歧异纷纭。不同时期，在不同政治群体的心目中，显然有着不同的祖宗之法；它依照人们的不同理解，而凸显出不同的侧重面。至于“祖宗之法”究竟有哪些具体内容，即使在宋代，也是言人人殊。
从宋代的政治实践来看，所谓“祖宗之法”，从标树到运用，无不与朝廷的现实政治生活紧密相关。现实军政事务的瞬息万变，往往迫使决策者不拘定法而采取较为灵活务实的应变措施
[58]。但即便如此，“祖宗之法”的原则仍然难于轻易绕过，仍然可能渗透其中。原因之一是因为，“祖宗之法”所体现的，从根本上说正是防弊应变的理念与原则。
事实上，抽象理念与现实政治有着密切的关联。在面临政策抉择之际，在士大夫阐论己见之时，政治实践的变化与需求经常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既然如此，议论者心中、口中的“祖宗之法”，必定带有倡行者的主观认识色彩。它不一定是祖宗们创法立制原意不折不扣的反映，而可能是寄寓着後人理想、有赖于後人阐发（甚至经过改造）而被认定为“祖宗之制”的。在不同社会群体的心目中，应该效行的祖宗之法内容并不相同；而即便是同一群体，由于时异事变，对于祖宗之法的理解也会有所不同。
仅以对于仁宗之政的认识为例。
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在其奏疏中批评当时“纲纪制度日削月侵” [59]；如前所引，富弼也曾上疏要求编类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故典，作为整顿法制的依据。他认为“近年纪纲甚紊”的根源，正在于未能谨守祖宗成法。
《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一八载有庆历革新的积极参与者石介所作《三朝圣政录序》，其中力倡遵行光大“祖宗垂宪”：
今天下太平八十年，物遂其生，人乐其业，我太祖、太宗、真宗忧勤养理之功欤！礼乐文物，焕然而章明，教化刑政，淳然而大和。太祖作之，太宗述之，真宗继之，太平之业就矣。若太祖之英武、太宗之圣神、真宗之文明，授受承承，以兴太平，可谓跨唐而逾汉，驾商周而登虞夏者也。……
皇帝陛下有太祖、太宗、真宗之资，则当法建隆、开宝、兴国、雍熙、
至道、咸平之政，以阜万民，以继太平，以丕于三圣之光，以树乎万世之基。……苟能更斟酌祖宗垂宪，效而行之，可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
皇祐元年（1049年），文彦博《上仁宗论治必有为而後无为》，劝告皇帝：
臣以为方今之务，正在谨守祖宗之成法，使爵赏刑罚不失其当矣。……纪纲正而朝廷尊，号令行而天下服。 [60]
嘉祐四年（1059年），司马光向仁宗皇帝进《五规》，其《惜时篇》中着意强调：
夫继体之君，谨守祖宗之成法，苟不隳之以逸欲，败之以谗谄，则世世相承，无有穷期。 [61]
从上述章奏的内容来看，无论在仁宗前期、中期或是後期，范仲淹、富弼、石介、文彦博、司马光等人都并不曾认为他是祖宗法度的模范继承者。然而，数十年後，宋仁宗的形象却似乎有所转变，俨然成为祖宗之法的化身，成为後世帝王所应直接取法的榜样。
《国朝诸臣奏议》卷一二《君道门·法祖宗》载元祐七年（1092年）三月范祖禹《上哲宗乞法仁宗五事》，其中说：
臣掌国史，伏睹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丰功圣德固不可得而名言，所可见者，其事有五：畏天、爱民、奉宗庙、好学、听谏。仁宗能行此五者于天下，所以为仁也。……臣愿陛下深留圣思，法象祖宗，日新辉光，昭示所好，以慰答群生之望，则天下幸甚。
同年十二月，范祖禹采集“仁宗圣政”三百馀事，编录为《仁皇圣典》六卷进奉，并且再次进奏，请“专法仁宗”：
修德之实，唯法祖宗。恭惟一祖五宗畏天爱民，後世子孙皆当取法。惟是仁宗在位最久，德泽深厚，结于天下，是以百姓思慕，终古不忘。陛下诚能上顺天意，下顺民心，专法仁宗，则垂拱无为，海内晏安，成康之隆不难致也。
[62] 自然，数十年前的仁宗之政不可能改变；有所改变的，是一些士大夫对于仁宗之政的看法。而这种看法的转变，显然与王安石变法在士大夫层中激起的趋向保守的反应有关。
（三）
朱熹曾经说，宋代的列祖列宗们，“于古制虽不能守，然守得家法却极谨” [63] 。
“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精神，强调保持对于意外事变的戒惕心态，以制度的平缓调适换取政治的稳定。这一“祖宗之法”精髓的认定，在防范纤悉、有效保证了政局相对平稳的同时，对于两宋官僚政治的发展，也产生着深刻的负面影响。在士大夫中受到广泛应和的“利不百，不变法”的主张，普遍存在的对于“变更祖宗法度”的疑虑与抵制；长期困扰两宋政治生活的朋党问题，乃至南宋在 《试论宋朝的“祖宗之法”(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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