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宋朝的“祖宗之法”
指出前代帝王（所谓“累圣”）“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批评
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势，而精神之运有所不加，名实之间有所不察。 [76]
王安石并非完全站在祖宗法度的对立方面，但他也从不将祖宗法度理想化。他所追求的，不是以恪守成法、因仍自然来维持统治的稳定，而是要通过“择利害”、“辨是非”，通过“询考贤才、讲求法度”的“大有为”措施，来达到治弊防乱的目的。他倡行变法的指导思想，即要根据“所遭之变”及“所遇之势”进行改易更革，以期解决“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
[77] 的严重问题。
据马永卿《元城语录》说，刘安世在讲到熙宁变法的初始原因时曾说：
天下之法未有无弊者。祖宗以来，以忠厚仁慈治天下，至于嘉祐末年，天下之事似乎舒缓，萎靡不振。当时士大夫亦自厌之，多有文字论列。
熙宁变法大约百年之後，理学家朱熹多次向他的学生们批评历代承袭之弊，
因及熙宁变法，曰：“亦是当苟且废弛之馀，欲振起之，但变之不得其中尔。” [78]
从这里可以看出，即便是在基本否定熙宁新法的政治派别中间，对于一味固守“祖宗之法”造成的“舒缓萎靡”“苟且废弛”，比较清醒的士大夫们也是持批评意见的。
王安石从未直斥“祖宗之法”，但他确曾表明自己的立场说：
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则固当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数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孙当世世守之，则祖宗何故屡自改变？ [79]
他也曾经批评过吴申“谨奉祖宗成宪”的意见：
且如“谨奉成宪”，不知申意欲如何“谨奉”？若事事因循弊法，不敢一有所改，谓之“谨奉成宪”，恐非是。 [80]
以有为的、发展的观点看待祖宗之法，在这一层面上，较之司马光、文彦博等人“祖宗之法不可变” [81]、“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举之弊尔” [82] 、“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 [83]的主张，王安石的见识显然高出一筹。但是，在宋代，真正对于“祖宗之法”的实质有较为深刻认识的，还是南宋时的一些思想家。
三、“矫失以为得，则必丧其得”
——“祖宗之法”的内在矛盾与北宋後期的政治
（一）
宋代强调延续性的“祖宗之法”，使人容易理解为“前朝之法，後朝之规”；而事实上，却并不如此简单。特别是政策法令层面的内容，各个阶段中变更不已，因时因事的局部调整，屡见不鲜。希望通盘恪守，在实践中是不可能的。仅以役法为例，太祖太宗朝的作法绝非一概被沿用——有差役，有募役，有熙宁之令，有元祐之规，前诏後敕彼此抵牾，声称要效行祖宗法度的臣僚们，其实是在各取所需。
宋代的“祖宗之法”，既蕴含着防范弊政的根本性原则，又包括着时效性较强的政策法令，甚至囊括了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具体规章。这样一组集合体，内容互有关联而性质、适用范围各不相同，无疑难以作为一个整体，适应变化中的政治、经济、社会形势而恒定地发挥其主导作用。
朱熹在总结本朝政治教训时曾经说：“本朝祖宗积累之深，故无意外仓促之变。惟无意外之变，所以都不为意外之防。” [84]
宋代设范立制的目标在于防范意外仓促之变，因此而塑就了维系绵密的精细制度。不幸在矫枉的同时却又过正，结果适得其反。就内外格局而言，一方面是强干弱枝，一方面又是守内虚外：
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祸，虏骑所过，莫不溃散。 [85]
“无意外仓促之变”则已，遇变即应付无着，正所谓“矫失以为得，则必丧其得。” [86]
内政方面的措置亦是如此。作为宋廷处理朝政的核心纲领，“祖宗之法”曾经被崇奉为天经地义；而其内容界定模糊，不同层次的施为混作一体，解释日趋僵滞且流于表面化，从而很容易丧失其可能具有的活力，而沦为政治斗争中党同伐异的工具。
即如朋党问题，北宋统治者对于臣僚纠结朋党的戒惕，恰恰促使了朋党之议的勃兴。作为政治利益群体，“朋党”范畴之不确切，使其难于查实而易于被利用；同时容易激发情绪冲动，调动群体间的敌对意识，导致酷烈的派系政争。
在宋代，处于社会地位流动、政治风云变幻的大环境中，士人们凭藉多层面的关系联结为群体、划分为派系，相当自觉地构筑着交错蔓衍的关系网络。无形的社会关系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直接或间接地形成一种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影响着诸多事物的运行过程。宋代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事件中风云人物的纵横捭阖，都潜藏着群体利害关系的作用力。无休止的党争既与这种群体利害密切相关，同时，亦与北宋帝王为使臣下“各不敢为非”而鼓励“异论相搅”的“祖宗家法”有直接关系。
熙丰变法之後，从元祐“更化”到绍圣“绍述”，再到“建中靖国”，二三十年间政治风云变幻翻覆。这一期间，所谓“正人端士”立于朝者不少，而却未能抓住历史曾经赋予的整奋时机。他们中的许多人虽欲更新政治却又热衷于各立门户，致力于制造清一色的政治局面。“君子、小人不参用”的声浪，北宋中期以後日益高涨。这种以政治“立场”观取代理性是非观，以“立场”划限定界、甚至解释一切的思维态势，使不同的派别乃至个人一概搅入政治旋涡之中，终至使“立场”等同于、沦落为“好恶”二字，从而再无真正的立场与独立性可言。
北宋後期，从朋党之防到党籍之禁，逐步升级，愈演愈烈。当时所谓的“朋党”，经常犬牙交错，并不是畛域严格的团体，而是适应政治斗争需要产生、人为推定的“派别”。这只要看看崇宁以来的“元祐党籍”，就完全清楚了。
长期以来，宋王朝有意识地强调礼义道德规范，作为政治法制的补充；而且不惜以功利化的手段予以奖惩、刺激。而在诠释之际，统治集团往往自主观的善恶、义利角度出发，甚至与现实政治直接联系，为“道德”“奸邪”、“君子”“小人”列队划线。终极目标与应用手段、评价标准之间出现了深刻的矛盾。在这种背景之下，一方面，手段的膨胀，使其极易与目的发生错位，“道德”与“刺激”不期然而然地结缘，甚至成为寻求奖赏的工具，所谓“君子”为追求褒扬升迁而力图彰显其立场与“德行”；另一方面，在政治氛围紧张非常的情势下，即使是正常认识差异、学术文化问题亦可能被人为政治化、道德化。对于“一道德、同风俗”的片面追求，不合理地将道德标准过度拔高、涵盖一切，结果恰会导致道德实践的虚伪，真所谓“尊之适所以卑之”。在当时，士大夫个人的道德失落经常受到鄙夷；而政治斗争中集体性的道德失落，却往往隐蔽在道德标准绝对化的高扬旗帜之下。
宋徽宗在位期间，尽管一仍前期诸帝说法，自称“永惟继志之重，深念守文之艰” [87]，但他与所倚重的蔡京等人恰恰抛弃了祖宗一贯注重的谨慎持重政风。持续数年的大规模政治整肃，已经全无是非可言。它将政治上的对立关系推向极端，使北宋赖以立国之“元气”大伤。无休止的党派纷争，使得士人间正常平和的人际关系骤然紧张，破坏了以往派系间的大致平衡；而这种制衡关系，本是赵宋的 《试论宋朝的“祖宗之法”(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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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势，而精神之运有所不加，名实之间有所不察。 [76]
王安石并非完全站在祖宗法度的对立方面，但他也从不将祖宗法度理想化。他所追求的，不是以恪守成法、因仍自然来维持统治的稳定，而是要通过“择利害”、“辨是非”，通过“询考贤才、讲求法度”的“大有为”措施，来达到治弊防乱的目的。他倡行变法的指导思想，即要根据“所遭之变”及“所遇之势”进行改易更革，以期解决“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
[77] 的严重问题。
据马永卿《元城语录》说，刘安世在讲到熙宁变法的初始原因时曾说：
天下之法未有无弊者。祖宗以来，以忠厚仁慈治天下，至于嘉祐末年，天下之事似乎舒缓，萎靡不振。当时士大夫亦自厌之，多有文字论列。
熙宁变法大约百年之後，理学家朱熹多次向他的学生们批评历代承袭之弊，
因及熙宁变法，曰：“亦是当苟且废弛之馀，欲振起之，但变之不得其中尔。” [78]
从这里可以看出，即便是在基本否定熙宁新法的政治派别中间，对于一味固守“祖宗之法”造成的“舒缓萎靡”“苟且废弛”，比较清醒的士大夫们也是持批评意见的。
王安石从未直斥“祖宗之法”，但他确曾表明自己的立场说：
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则固当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数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孙当世世守之，则祖宗何故屡自改变？ [79]
他也曾经批评过吴申“谨奉祖宗成宪”的意见：
且如“谨奉成宪”，不知申意欲如何“谨奉”？若事事因循弊法，不敢一有所改，谓之“谨奉成宪”，恐非是。 [80]
以有为的、发展的观点看待祖宗之法，在这一层面上，较之司马光、文彦博等人“祖宗之法不可变” [81]、“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举之弊尔” [82] 、“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 [83]的主张，王安石的见识显然高出一筹。但是，在宋代，真正对于“祖宗之法”的实质有较为深刻认识的，还是南宋时的一些思想家。
三、“矫失以为得，则必丧其得”
——“祖宗之法”的内在矛盾与北宋後期的政治
（一）
宋代强调延续性的“祖宗之法”，使人容易理解为“前朝之法，後朝之规”；而事实上，却并不如此简单。特别是政策法令层面的内容，各个阶段中变更不已，因时因事的局部调整，屡见不鲜。希望通盘恪守，在实践中是不可能的。仅以役法为例，太祖太宗朝的作法绝非一概被沿用——有差役，有募役，有熙宁之令，有元祐之规，前诏後敕彼此抵牾，声称要效行祖宗法度的臣僚们，其实是在各取所需。
宋代的“祖宗之法”，既蕴含着防范弊政的根本性原则，又包括着时效性较强的政策法令，甚至囊括了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具体规章。这样一组集合体，内容互有关联而性质、适用范围各不相同，无疑难以作为一个整体，适应变化中的政治、经济、社会形势而恒定地发挥其主导作用。
朱熹在总结本朝政治教训时曾经说：“本朝祖宗积累之深，故无意外仓促之变。惟无意外之变，所以都不为意外之防。” [84]
宋代设范立制的目标在于防范意外仓促之变，因此而塑就了维系绵密的精细制度。不幸在矫枉的同时却又过正，结果适得其反。就内外格局而言，一方面是强干弱枝，一方面又是守内虚外：
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祸，虏骑所过，莫不溃散。 [85]
“无意外仓促之变”则已，遇变即应付无着，正所谓“矫失以为得，则必丧其得。” [86]
内政方面的措置亦是如此。作为宋廷处理朝政的核心纲领，“祖宗之法”曾经被崇奉为天经地义；而其内容界定模糊，不同层次的施为混作一体，解释日趋僵滞且流于表面化，从而很容易丧失其可能具有的活力，而沦为政治斗争中党同伐异的工具。
即如朋党问题，北宋统治者对于臣僚纠结朋党的戒惕，恰恰促使了朋党之议的勃兴。作为政治利益群体，“朋党”范畴之不确切，使其难于查实而易于被利用；同时容易激发情绪冲动，调动群体间的敌对意识，导致酷烈的派系政争。
在宋代，处于社会地位流动、政治风云变幻的大环境中，士人们凭藉多层面的关系联结为群体、划分为派系，相当自觉地构筑着交错蔓衍的关系网络。无形的社会关系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直接或间接地形成一种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影响着诸多事物的运行过程。宋代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事件中风云人物的纵横捭阖，都潜藏着群体利害关系的作用力。无休止的党争既与这种群体利害密切相关，同时，亦与北宋帝王为使臣下“各不敢为非”而鼓励“异论相搅”的“祖宗家法”有直接关系。
熙丰变法之後，从元祐“更化”到绍圣“绍述”，再到“建中靖国”，二三十年间政治风云变幻翻覆。这一期间，所谓“正人端士”立于朝者不少，而却未能抓住历史曾经赋予的整奋时机。他们中的许多人虽欲更新政治却又热衷于各立门户，致力于制造清一色的政治局面。“君子、小人不参用”的声浪，北宋中期以後日益高涨。这种以政治“立场”观取代理性是非观，以“立场”划限定界、甚至解释一切的思维态势，使不同的派别乃至个人一概搅入政治旋涡之中，终至使“立场”等同于、沦落为“好恶”二字，从而再无真正的立场与独立性可言。
北宋後期，从朋党之防到党籍之禁，逐步升级，愈演愈烈。当时所谓的“朋党”，经常犬牙交错，并不是畛域严格的团体，而是适应政治斗争需要产生、人为推定的“派别”。这只要看看崇宁以来的“元祐党籍”，就完全清楚了。
长期以来，宋王朝有意识地强调礼义道德规范，作为政治法制的补充；而且不惜以功利化的手段予以奖惩、刺激。而在诠释之际，统治集团往往自主观的善恶、义利角度出发，甚至与现实政治直接联系，为“道德”“奸邪”、“君子”“小人”列队划线。终极目标与应用手段、评价标准之间出现了深刻的矛盾。在这种背景之下，一方面，手段的膨胀，使其极易与目的发生错位，“道德”与“刺激”不期然而然地结缘，甚至成为寻求奖赏的工具，所谓“君子”为追求褒扬升迁而力图彰显其立场与“德行”；另一方面，在政治氛围紧张非常的情势下，即使是正常认识差异、学术文化问题亦可能被人为政治化、道德化。对于“一道德、同风俗”的片面追求，不合理地将道德标准过度拔高、涵盖一切，结果恰会导致道德实践的虚伪，真所谓“尊之适所以卑之”。在当时，士大夫个人的道德失落经常受到鄙夷；而政治斗争中集体性的道德失落，却往往隐蔽在道德标准绝对化的高扬旗帜之下。
宋徽宗在位期间，尽管一仍前期诸帝说法，自称“永惟继志之重，深念守文之艰” [87]，但他与所倚重的蔡京等人恰恰抛弃了祖宗一贯注重的谨慎持重政风。持续数年的大规模政治整肃，已经全无是非可言。它将政治上的对立关系推向极端，使北宋赖以立国之“元气”大伤。无休止的党派纷争，使得士人间正常平和的人际关系骤然紧张，破坏了以往派系间的大致平衡；而这种制衡关系，本是赵宋的 《试论宋朝的“祖宗之法”(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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