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社会性质的再思考
城，少者乃三四十县”［15］（卷48，第2234页），还规定“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11］（卷9，第400页）。这些同姓诸王，在其封国内有自己的官僚体系，除丞相、太傅由朝廷委派外，其余官吏均自行选置；有权自征赋税，自铸货币；拥有自己的军队；自行刑法等等，俨然为独立王国，形成尾大不掉在态势，终于暴发“吴楚七国之乱”。叛乱很快被平息了。参加叛乱的只是分封诸王，无一郡守县令。柳宗元议论说：“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13］（卷3，第19 页）郡县制已是专制王朝一统天下稳固的政治基石。诸王叛乱，背逆历史发展趋势，失败是必然的，封建分权制不可能恢复已成定局（注：继西汉“七国之乱”以后，又有西晋“八王之乱”，亦封建所致，历时16年（290—306）而平，人民死亡数十万。其后历朝虽亦分封亲族为王，但如《明史•诸王传赞》所云：“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诸王在封域内只享有经济利益，封国即食邑，无政治特权，已非西周封建之义。），确如王夫之所言：“郡县之制，垂二千年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7］（卷1，第1页）
专制主义制度之所以稳如泰山，难以动摇，是因为皇帝有能控驭全国的庞大官僚体系和军队，而这两部机器的建立与运转，需要有充足的财力物力。这不是像周朝那样靠诸侯贡献和天子直属领地（王畿）收入所能提供的，必须集中全国的力量。在以农立国的时代，国家的财力物力主要出于土地。于是，从秦始皇开始，王朝政府便以征收赋税方式，直接取之于全国持有土地的黎民。公元前216年， 秦始皇下令全国“使黔首自实田”［11］（卷6，第251页，〈集解〉黔首即黎民百姓）。南宋马端临对此诏令注释说：“秦坏井田之后，任民所耕，不计多少，己无所稽考以为赋敛之厚薄……是年始即令黔首自实田以定赋。”［16］（卷1，第31页）即令百姓呈报所持有的土地， 为王朝政府提供征收赋税的依据，凡土地持有者必须按其土地多少交纳赋税，由乡官中之啬夫征收，乡县郡按规定数额层层上交，达于朝廷，“天下之赋税，皆天子之有矣”。皇帝也不是完全占为己有而是将其相当大的部分“以禄赐均之于百官”［7］（卷29，第900页），即用以豢养作为专政工具之庞大官僚和军队。
土地持有者“黔首”对土地有无所有权，秦始皇诏令中并不明确。众所周知，自战国时期井田制崩溃，即土地王（公）有制崩溃，土地私有化趋势不可阻挡，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把商鞅所改革的社会制度，全面推行于全国，其中包括废井田和土地私有化的内容。西汉时董仲舒说：“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汉兴循而未改。”［17］（卷61，第733 页）打破了周代土地不得卖买的限制。准许土地自由买卖，等于承认土地持有者对其土地有了私有权。秦汉如此，秦汉以后历代均是如此。西汉末年，王莽篡权后企图复辟土地王（公）有制，却迅速以失败而告终，表明土地私有化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注：从北魏到唐中叶，实行过“均田制”，土地国有，计口授田，有授有还，但实行得不彻底，因土地私有制冲击而告终。）。秦汉王朝必须集中全国财力物力才能蓄养庞大军队和官僚机构，同时又必须通过伸入到全国各地的官僚体系才能集中财力物力，二者相辅相成。如果说，周代土地王有的井田制与分权的封建制相待而行，则自秦汉及以后历朝，可说是土地私有制度与集权的郡县制度也是相待而行；前者是经济基础，后者是上层建筑，共同形成不同于周代封建制度的专制主义制度的社会形态。
由周代土地公有的井田制，到秦汉土地私有制下开阡陌，是社会经济制度一大进步，农民和土地都得到解放。宋儒朱熹说，“尽开阡陌，悉除禁限，而听民兼并买卖，以尽人力；垦辟弃地，悉为田畴，而不使有尺寸之遗，以尽地利”［16］（卷1，第31页）。 社会经济主要部门的农业得到空前发展，土地私有并能自由买卖，加上强权兼并，必然造成“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的社会问题，其与资本主义制度必然产生资产者与无产者两极分化一样，都是不可避免的，私有制社会就在这贫富不均的对立中发展进步。
土地所有者的两极分化，形成了新的社会阶级结构，土地多者为地主，其中大者“地大业广，阡陌连接”，汉代称为“豪民”。他们自己不劳动，而是“募召浮客分耕其中”［16］（卷1，第34页）。 “浮客”即失去土地的农民，他们“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伍”［15］（卷24上，第1137页），即向地主交纳50％的田租，这类农民是为佃农。佃农对地主的关系，不是人身依附关系，而是契约关系。北宋苏洵对秦汉及其以后农村土地经营情况做了如下描述：“井田废，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资于富民”，“而田主之所入，己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家），而耕者十人（家），是以田主日累其半（50％）以至于富强，耕者日食其半（每家只得5 ％）以至于穷饿而无告。”［16］（卷1，第34页）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两个阶级处于对立地位。还有大多数土地所有者，能自耕自给，勿须雇人亦勿须受雇于人，可称之为自耕农，他们的人口与土地均居社会主要地位，是专制王朝政府赋税徭役的主要承担者，是国家财政的支柱。地主经济与自耕农经济并存，形成专制主义社会的二元结构经济形态，而是以自耕农经济为主。地主、佃农、自耕农构成了从秦汉到明清的社会基本阶级。后两者是劳动农民，其与周代的劳动农民（隶农）迥然不同，有居迁和择业的自由，佃农与地主的关系也不同于井田制下隶农与领主的关系。以上这些不能不是社会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不能不是新社会制度下的新型阶级关系。
专制主义社会制度，作为一种新型社会形态，取代旧的封建制社会形态，是特定的中国历史发展之需要，有其积极意义。中国因周代封建分权制而造成春秋战国时期长达5个世纪的分裂， 诸侯之间不停地互相攻伐，“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14］（第175页）。人们饱受战乱之苦，呼唤统一与和平（注：战国时，梁襄王问孟子“天下恶乎（安）定？”孟子回答说：“定于一。”意为天下统一就没有战争，这是表达广大人民的愿望。（见杨伯唆《孟子译注》第12页）），统一全中国的秦王朝就是顺应历史要求而诞生的。自秦汉至明清，在长达2000余年的时间内，有3／4的年代保持了国家统一、国内和平与安定，尤以汉唐明清为最，从政治上为本国人民营造了较好的社会环境，这对于领土大于整个西欧的泱泱中国来说，首先和主要的是因为有专制主义社会制度。专制主义制度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马克思充分注意到这一点，指出“在亚细亚各民族起非常重要作用的灌溉河渠、交通工具等等”，都是由专制的中央政府的力量来完成的［18］（第7页）。所谓“亚细亚各民族”，当然包括中华民族。秦朝修建通向全国的驰道（注：《汉书•贾山传》：“（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这即便于交通运输，有 《秦汉社会性质的再思考(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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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主义制度之所以稳如泰山，难以动摇，是因为皇帝有能控驭全国的庞大官僚体系和军队，而这两部机器的建立与运转，需要有充足的财力物力。这不是像周朝那样靠诸侯贡献和天子直属领地（王畿）收入所能提供的，必须集中全国的力量。在以农立国的时代，国家的财力物力主要出于土地。于是，从秦始皇开始，王朝政府便以征收赋税方式，直接取之于全国持有土地的黎民。公元前216年， 秦始皇下令全国“使黔首自实田”［11］（卷6，第251页，〈集解〉黔首即黎民百姓）。南宋马端临对此诏令注释说：“秦坏井田之后，任民所耕，不计多少，己无所稽考以为赋敛之厚薄……是年始即令黔首自实田以定赋。”［16］（卷1，第31页）即令百姓呈报所持有的土地， 为王朝政府提供征收赋税的依据，凡土地持有者必须按其土地多少交纳赋税，由乡官中之啬夫征收，乡县郡按规定数额层层上交，达于朝廷，“天下之赋税，皆天子之有矣”。皇帝也不是完全占为己有而是将其相当大的部分“以禄赐均之于百官”［7］（卷29，第900页），即用以豢养作为专政工具之庞大官僚和军队。
土地持有者“黔首”对土地有无所有权，秦始皇诏令中并不明确。众所周知，自战国时期井田制崩溃，即土地王（公）有制崩溃，土地私有化趋势不可阻挡，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把商鞅所改革的社会制度，全面推行于全国，其中包括废井田和土地私有化的内容。西汉时董仲舒说：“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汉兴循而未改。”［17］（卷61，第733 页）打破了周代土地不得卖买的限制。准许土地自由买卖，等于承认土地持有者对其土地有了私有权。秦汉如此，秦汉以后历代均是如此。西汉末年，王莽篡权后企图复辟土地王（公）有制，却迅速以失败而告终，表明土地私有化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注：从北魏到唐中叶，实行过“均田制”，土地国有，计口授田，有授有还，但实行得不彻底，因土地私有制冲击而告终。）。秦汉王朝必须集中全国财力物力才能蓄养庞大军队和官僚机构，同时又必须通过伸入到全国各地的官僚体系才能集中财力物力，二者相辅相成。如果说，周代土地王有的井田制与分权的封建制相待而行，则自秦汉及以后历朝，可说是土地私有制度与集权的郡县制度也是相待而行；前者是经济基础，后者是上层建筑，共同形成不同于周代封建制度的专制主义制度的社会形态。
由周代土地公有的井田制，到秦汉土地私有制下开阡陌，是社会经济制度一大进步，农民和土地都得到解放。宋儒朱熹说，“尽开阡陌，悉除禁限，而听民兼并买卖，以尽人力；垦辟弃地，悉为田畴，而不使有尺寸之遗，以尽地利”［16］（卷1，第31页）。 社会经济主要部门的农业得到空前发展，土地私有并能自由买卖，加上强权兼并，必然造成“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的社会问题，其与资本主义制度必然产生资产者与无产者两极分化一样，都是不可避免的，私有制社会就在这贫富不均的对立中发展进步。
土地所有者的两极分化，形成了新的社会阶级结构，土地多者为地主，其中大者“地大业广，阡陌连接”，汉代称为“豪民”。他们自己不劳动，而是“募召浮客分耕其中”［16］（卷1，第34页）。 “浮客”即失去土地的农民，他们“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伍”［15］（卷24上，第1137页），即向地主交纳50％的田租，这类农民是为佃农。佃农对地主的关系，不是人身依附关系，而是契约关系。北宋苏洵对秦汉及其以后农村土地经营情况做了如下描述：“井田废，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资于富民”，“而田主之所入，己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家），而耕者十人（家），是以田主日累其半（50％）以至于富强，耕者日食其半（每家只得5 ％）以至于穷饿而无告。”［16］（卷1，第34页）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两个阶级处于对立地位。还有大多数土地所有者，能自耕自给，勿须雇人亦勿须受雇于人，可称之为自耕农，他们的人口与土地均居社会主要地位，是专制王朝政府赋税徭役的主要承担者，是国家财政的支柱。地主经济与自耕农经济并存，形成专制主义社会的二元结构经济形态，而是以自耕农经济为主。地主、佃农、自耕农构成了从秦汉到明清的社会基本阶级。后两者是劳动农民，其与周代的劳动农民（隶农）迥然不同，有居迁和择业的自由，佃农与地主的关系也不同于井田制下隶农与领主的关系。以上这些不能不是社会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不能不是新社会制度下的新型阶级关系。
专制主义社会制度，作为一种新型社会形态，取代旧的封建制社会形态，是特定的中国历史发展之需要，有其积极意义。中国因周代封建分权制而造成春秋战国时期长达5个世纪的分裂， 诸侯之间不停地互相攻伐，“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14］（第175页）。人们饱受战乱之苦，呼唤统一与和平（注：战国时，梁襄王问孟子“天下恶乎（安）定？”孟子回答说：“定于一。”意为天下统一就没有战争，这是表达广大人民的愿望。（见杨伯唆《孟子译注》第12页）），统一全中国的秦王朝就是顺应历史要求而诞生的。自秦汉至明清，在长达2000余年的时间内，有3／4的年代保持了国家统一、国内和平与安定，尤以汉唐明清为最，从政治上为本国人民营造了较好的社会环境，这对于领土大于整个西欧的泱泱中国来说，首先和主要的是因为有专制主义社会制度。专制主义制度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马克思充分注意到这一点，指出“在亚细亚各民族起非常重要作用的灌溉河渠、交通工具等等”，都是由专制的中央政府的力量来完成的［18］（第7页）。所谓“亚细亚各民族”，当然包括中华民族。秦朝修建通向全国的驰道（注：《汉书•贾山传》：“（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这即便于交通运输，有 《秦汉社会性质的再思考(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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