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社会性质的再思考

利于发展经济，又便于军队迅速运动，有利于统治全国。），隋朝开凿纵贯南北的大运河，明朝建造能越过印度洋航行至非洲东海岸的大海船（注：明代成祖时期，郑和下西洋，越过印度洋，到达东非海岸。船队二百余只，大者长44丈4尺，宽18丈，9桅；最小者长18丈，宽6丈8尺，5桅。见《明史•郑和传》、（明）马欢《瀛涯胜览》、 （明）罗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等书。），都是代表性的例证，为农工商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每当受到战争和自然灾害严重破坏之后，中国专制主义政府能以其巨大的财力物力，进行赈济，生产得以迅速恢复，这是西周王朝或欧洲中世纪封建政府所办不到的。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比较迅速。当代通晓世界经济史的西方学者认为，“至少直到1800年为止，亚洲，尤其是中国一直在世界经济中居支配地位”［5］（〈中文版前言〉第20页）。 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专制主义政府，向国家经济建设“倾注了大量的投入”，“还提供军事支持来促进‘民族’经济利益。因此，所谓的亚洲‘东方专制’国家无力促进经济发展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5］（第282页）。还有，从秦汉到明清，由于土地可以买卖，土地资本可以自由转化为工商业资本；劳动者农民能自由离开土地，另择职业，不受限制，流入城市和工矿区域（注：明宣宗时，周忱巡抚江南，见大量农民离开家园，“不复再怀乡土”。据调查，农民逃亡去路有五，其中三条均属“逐末”之类，挈家携口，移居大小城市，在那里或“开张铺店”，或“领牌上工”，或“凭奇技工巧，屠沽贩卖，莫不能之”，政府不加限禁（见《明经世文编》卷22，周忱〈与行在户部诸公书〉）。其他南北省份亦有类似情景。），这些无疑为将来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做了历史条件的准备。

　　专制主义制度从建立之始就给社会带来诸多负面作用。秦始皇滥用其权力，使千百万人民深受暴政之苦，步其后尘者比比皆是。专制主义的核心是人治，一切听命于最高统治者，他享有神圣的尊严和权利。皇帝的权力几乎是无限的，虽设具有监控职能的御史，也只能监察百官，无权约束皇帝，亦皇帝之专政工具耳。最高统治者的残暴、贪婪和愚懦，给社会造成激烈的动荡和深重的灾难；苛征重役，使无数人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故此，历代全国规模的农民起义总是把矛头直接指向王朝和皇帝。为了维护作为专制主义制度经济基础的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历代王朝顽固坚持“重农抑商”政策，抑制独立的工商业发展，最终阻碍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与成长，阻碍了社会的再进步。2000千多年来，专制主义对意识形态的影响深远莫测，根深蒂固，非此有限篇幅所能论述。随着历史的发展，专制主义制度的负面作用日益严重，尤其是进入近代，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成为压迫人民之最凶狠的势力。人民渴望以民主取代专制，以法治取代人治，这同样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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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社会性质的再思考(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