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史学历程回顾二题
小见大,治史讲求精深而有新解,确实是以史语所为代表的一种鲜明风格,并为中国史学的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
史语所的这一治学路向,在当时及以后,在史学界不是都全盘认同,没有争论、没有批评的。这里且不去说史学能不能做到象自然科学那样,就说中国史学本身治学的风格,也有多种。对此,作为他们后辈的严耕望、余英时在回顾性质的相关文论里都有涉及。读者可详细查阅《治史三书》和《钱穆与中国文化》。
我个人觉得严耕望先生在评论吕思勉时说的一番话,很可以拿来作为对上述科学实证风格的一种总结。他说近代(指本世纪前半期)史学风尚,一是偏向尖端发展。一方面扩大新领域,一方面追求新境界。这种时尚,重视仄而专的深入研究与提出新问题,发挥新意见,对于博通周瞻但不够深密的学人就不免忽视。二是近代史学研究,特别重视新史料——包括不常被人引用的旧史料。史学工作者向这方面追求,务欲以新材料取胜,看的人也以是否用新材料作为衡量史学著作之一重要尺度。而主要取材于正史,运用其它史料甚少,更少新史料,虽博通周瞻能成系统者也不免被低估。我想,正因为严先生治学出入于两者之间,对科学实证一派的长短俱有体验,故方能出此公允之论。
史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讲求实证,讲求专深,朝分化、细密、深入的方向发展,既是近代学科发展普遍性的标志,也是中国史学本身求发展、求完备的需要。这一路向,在本世纪上半叶无疑是秉承了牛顿经典力学时代的方法论风格;但即使在今日也仍然应该成为史学事业建设的基调。在此基础上,才能伴奏出多音调、多色彩的交响乐来。
诠释:史家与时代的对话
上面所说的科学实证一路的史学,很容易给我们一个感觉,似乎他们对史学的时代主题是偏离的。或者说他们采取一种“边缘化”的立场,是不是疏淡了史学回应时代的功能?因此,当历史诠释学观念强化后,对这一路向的批评也就必不可免地要产生。
去年恰逢史语所建所70周年,台湾有关方面出版了《纪念文集》。其中现任所长杜正胜撰有一文,题名《史语所的益友——沈刚伯先生》。沈刚伯,我是从读他追思故友傅校长(台大)的文章始识大名,知道他对傅氏的人格极为推重,文中也看得出他们之间史识有岐异,尽管只是一笔带过(《傅斯年印象》)。正胜先生的文章,则明白告诉我们,沈先生早在1968年史语所40周年所庆的演讲中,从史学的取向再次发表了颇与故校长相左的意见。两位好友属“和而不同”的君子之交,争论绝非个人间事。
两位先生之间意见的岐异,涉及到百年史学的一些重要关节,很具有代表性。所以在这里,我特地把正胜先生的介绍综合一下,备录于下:
一是沈先生强调史学的内在理路是讲“通变”,反对一味讲“专深”。他认为历史就理论上讲,应该是整体的,因为没有古就没有今,没有过去就没有未来,所以严格而论,只有通史才是真正的历史。很怀疑傅一味倡导崇尚专深,弄不好,就成了“象牙塔”、“dòu@①dìng@②之学”。傅则认为“通史的作法不会造就知识性的突破”。这一点我还可以引钱穆《傅斯年》作旁证。钱先生也说傅“不主张讲通史”,说有“某生专治明史,极有成绩”,傅先生却不许他上窥元代,下涉清世。钱穆不以为然,认为若不能“上溯渊源,下探究竟”,怎么可能“真于明史有所得?”所说之事是否为真,我无处证实,但钱、傅“专”与“通”相互对峙,严、余两弟子相关忆述甚多,这是没有问题的。
二是沈先生强调必须讲求史学的外缘即意义和作用。这也可以分成两部分。
首先是从学理上说。沈先生说他不敢相信人类的历史也同自然界的历史一样,可以“成为一门完全信而有征的科学”。也不同意傅氏主张“不以史观为急图,纯就史料以探史实”,所谓“存而不补”、“征而不疏”,“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沈先生认为,事实上
第二则是从史学外缘的意义和作用,亦即与时代的关系上说。沈先生认为史学必须跟着环境的转变而不断变化,“世变愈急,则史学变得愈快;世变愈大,则史学变得愈新。”历史著作之所以不断求新求变,因为“我们大都抱着鉴往知来的目的去读历史,一逢世变,便想从历史中探寻世变之由;求之不得,自然就不满意于现有的史书,而要求重新写过。于是乎每一个新时代必有好些根据其时代精神所改修过的新史书。”他不赞成所谓纯史学,史家成为象牙塔内的玄思冥想者。他认为傅先生关于历史研究的定位和写作的形式已经过时,那是兰克时代的产物。他担心:与时代隔离的纯之又纯的史学,如何维持不断的创新力以免于枯竭?又如何得以接受外界不断的刺激而产生新观念,写作新史书,以完成新史学呢?所以沈先生主张史学还是要回归于社会,回应时代,尤其是史家对时代和社会的看法。
沈先生关于治史的观念,大约是因为和我前几年的思路比较吻合,感到特别地亲切。但在我因为要做这项回顾性质的工作,前贤的书读得稍多之后,觉得问题比较复杂,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这里实际包括了两个需要讨论的问题:一是史家与时代的关系;一是史家治史的史观和史学方法,也包括“通”与“专”等不同的学术风格。从学术史回顾角度,第一个问题比较重大,关系到百年史学的评估;后一问题,见仁见智,只能共存共容,我看不必求同。
关于史学与时代的关系,从百年过程来说,恰恰不象沈先生所忧虑的那样(当下怎样,又是另一个问题)。正如第一节所述,由于特殊的情结,中国新史学与时代的关联实在是非常紧密的,有时紧密得离了谱,产生了负面的效果。这方面,反显出了史语所的某种“独立人格”。自然,正因为“救亡”的情结强烈,新史学在对中国历史整体认识方面所作的努力是艰辛的,争议多,所积淀的成果也不少,以致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不断咀嚼,不断重复。
历史学永远是现在(怀抱着未来追求的现在)与过去的对话。这不是什么人的特别发明,而说的是一个事实,自有史学以来就存在的事实。所谓孔子“春秋”笔法,一字褒贬,不也是史实的“灵魂”在与“过去”对话?史家首先关心的应该是“历史事实”,这是他工作的对象,他的独特资源;接着,他必然要思考这些“历史事实”背后的“意义”,并诉诸阅读对象,发挥社会功能,这是他工作的目的,体现其价值之所在——他绝不会或者绝不甘心把自己降格为实录文书的“史官”。这些在史家群体里应该是不需共识的共识。
&n 《百年史学历程回顾二题(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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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语所的这一治学路向,在当时及以后,在史学界不是都全盘认同,没有争论、没有批评的。这里且不去说史学能不能做到象自然科学那样,就说中国史学本身治学的风格,也有多种。对此,作为他们后辈的严耕望、余英时在回顾性质的相关文论里都有涉及。读者可详细查阅《治史三书》和《钱穆与中国文化》。
我个人觉得严耕望先生在评论吕思勉时说的一番话,很可以拿来作为对上述科学实证风格的一种总结。他说近代(指本世纪前半期)史学风尚,一是偏向尖端发展。一方面扩大新领域,一方面追求新境界。这种时尚,重视仄而专的深入研究与提出新问题,发挥新意见,对于博通周瞻但不够深密的学人就不免忽视。二是近代史学研究,特别重视新史料——包括不常被人引用的旧史料。史学工作者向这方面追求,务欲以新材料取胜,看的人也以是否用新材料作为衡量史学著作之一重要尺度。而主要取材于正史,运用其它史料甚少,更少新史料,虽博通周瞻能成系统者也不免被低估。我想,正因为严先生治学出入于两者之间,对科学实证一派的长短俱有体验,故方能出此公允之论。
史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讲求实证,讲求专深,朝分化、细密、深入的方向发展,既是近代学科发展普遍性的标志,也是中国史学本身求发展、求完备的需要。这一路向,在本世纪上半叶无疑是秉承了牛顿经典力学时代的方法论风格;但即使在今日也仍然应该成为史学事业建设的基调。在此基础上,才能伴奏出多音调、多色彩的交响乐来。
诠释:史家与时代的对话
上面所说的科学实证一路的史学,很容易给我们一个感觉,似乎他们对史学的时代主题是偏离的。或者说他们采取一种“边缘化”的立场,是不是疏淡了史学回应时代的功能?因此,当历史诠释学观念强化后,对这一路向的批评也就必不可免地要产生。
去年恰逢史语所建所70周年,台湾有关方面出版了《纪念文集》。其中现任所长杜正胜撰有一文,题名《史语所的益友——沈刚伯先生》。沈刚伯,我是从读他追思故友傅校长(台大)的文章始识大名,知道他对傅氏的人格极为推重,文中也看得出他们之间史识有岐异,尽管只是一笔带过(《傅斯年印象》)。正胜先生的文章,则明白告诉我们,沈先生早在1968年史语所40周年所庆的演讲中,从史学的取向再次发表了颇与故校长相左的意见。两位好友属“和而不同”的君子之交,争论绝非个人间事。
两位先生之间意见的岐异,涉及到百年史学的一些重要关节,很具有代表性。所以在这里,我特地把正胜先生的介绍综合一下,备录于下:
一是沈先生强调史学的内在理路是讲“通变”,反对一味讲“专深”。他认为历史就理论上讲,应该是整体的,因为没有古就没有今,没有过去就没有未来,所以严格而论,只有通史才是真正的历史。很怀疑傅一味倡导崇尚专深,弄不好,就成了“象牙塔”、“dòu@①dìng@②之学”。傅则认为“通史的作法不会造就知识性的突破”。这一点我还可以引钱穆《傅斯年》作旁证。钱先生也说傅“不主张讲通史”,说有“某生专治明史,极有成绩”,傅先生却不许他上窥元代,下涉清世。钱穆不以为然,认为若不能“上溯渊源,下探究竟”,怎么可能“真于明史有所得?”所说之事是否为真,我无处证实,但钱、傅“专”与“通”相互对峙,严、余两弟子相关忆述甚多,这是没有问题的。
二是沈先生强调必须讲求史学的外缘即意义和作用。这也可以分成两部分。
首先是从学理上说。沈先生说他不敢相信人类的历史也同自然界的历史一样,可以“成为一门完全信而有征的科学”。也不同意傅氏主张“不以史观为急图,纯就史料以探史实”,所谓“存而不补”、“征而不疏”,“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沈先生认为,事实上
史料无一不是经过写作人主观的选择与主观的组织而成的,无论他存心如何公正,写出来的东西总是表现他个人的思想与识见,绝不能说是客观的。史书所载只是“史事”而不能说是“史实”。史学是史家与史料的互动的结果。历史所研究的过去不是死了的过去,而是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活到现在的过去。
第二则是从史学外缘的意义和作用,亦即与时代的关系上说。沈先生认为史学必须跟着环境的转变而不断变化,“世变愈急,则史学变得愈快;世变愈大,则史学变得愈新。”历史著作之所以不断求新求变,因为“我们大都抱着鉴往知来的目的去读历史,一逢世变,便想从历史中探寻世变之由;求之不得,自然就不满意于现有的史书,而要求重新写过。于是乎每一个新时代必有好些根据其时代精神所改修过的新史书。”他不赞成所谓纯史学,史家成为象牙塔内的玄思冥想者。他认为傅先生关于历史研究的定位和写作的形式已经过时,那是兰克时代的产物。他担心:与时代隔离的纯之又纯的史学,如何维持不断的创新力以免于枯竭?又如何得以接受外界不断的刺激而产生新观念,写作新史书,以完成新史学呢?所以沈先生主张史学还是要回归于社会,回应时代,尤其是史家对时代和社会的看法。
沈先生关于治史的观念,大约是因为和我前几年的思路比较吻合,感到特别地亲切。但在我因为要做这项回顾性质的工作,前贤的书读得稍多之后,觉得问题比较复杂,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这里实际包括了两个需要讨论的问题:一是史家与时代的关系;一是史家治史的史观和史学方法,也包括“通”与“专”等不同的学术风格。从学术史回顾角度,第一个问题比较重大,关系到百年史学的评估;后一问题,见仁见智,只能共存共容,我看不必求同。
关于史学与时代的关系,从百年过程来说,恰恰不象沈先生所忧虑的那样(当下怎样,又是另一个问题)。正如第一节所述,由于特殊的情结,中国新史学与时代的关联实在是非常紧密的,有时紧密得离了谱,产生了负面的效果。这方面,反显出了史语所的某种“独立人格”。自然,正因为“救亡”的情结强烈,新史学在对中国历史整体认识方面所作的努力是艰辛的,争议多,所积淀的成果也不少,以致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不断咀嚼,不断重复。
历史学永远是现在(怀抱着未来追求的现在)与过去的对话。这不是什么人的特别发明,而说的是一个事实,自有史学以来就存在的事实。所谓孔子“春秋”笔法,一字褒贬,不也是史实的“灵魂”在与“过去”对话?史家首先关心的应该是“历史事实”,这是他工作的对象,他的独特资源;接着,他必然要思考这些“历史事实”背后的“意义”,并诉诸阅读对象,发挥社会功能,这是他工作的目的,体现其价值之所在——他绝不会或者绝不甘心把自己降格为实录文书的“史官”。这些在史家群体里应该是不需共识的共识。
&n 《百年史学历程回顾二题(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