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明代宦官权力的扩张及其原因
邹智所言，指的是宪宗任用宦官汪直。汪直当时领西厂，气焰熏灼。汪直每次外出，随从甚众，前呼后拥，遮街塞巷，朝中公卿大臣遇之皆避其道。一次，兵部尚书项忠遇之不避，备受其辱，可谓一手遮天，以至“今人但知汪直太监也”，朝中大臣皆唯其马首是瞻，汪直实际上掌握了朝政。并且，汪直还于成化十四年（1478年）、成化十七年（1481年）两次外任边将，指挥军队打仗。明代宦官被用如将相，此明代宦官权力嬗变之四。
至此，明代宦官的权力完成了其扩张的全部过程，明代宦官终于登上了权力的顶峰。以后刘瑾的肆虐，魏忠贤的专擅，不过是上述先例的历史延伸与再现罢了，从实质上说，明代宦官于政的法定手续，在宪宗时代就已完成。此距洪武颁布“不许宦官干政”的祖训仅一百年耳。何以洪武之祖训会背弃得如此之速呢？究其原委，笔者认为有三：
其一，政治需要。明成祖朱棣任用宦官，委以权力，完全是因为当年在靖难之役中，尚为燕王的朱棣就是靠勾结受建文帝压迫的太监而掌握了建文帝的动向，此后又在其围攻南京时，与宫内的太监里应外合取得了胜利，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因此，朱棣上台后，也害怕会有失意的宦官像出卖建文帝一样出卖自己，故而不惜背叛祖训，拉拢宦官。《明史·刑法志》云：“初，成祖起北平，刺探宫中事，多以建文帝左右为耳目，故即位后专倚宦官，立东厂于东安门北，令劈昵者提督之。”而朱棣自己的宦官，如狗儿等，在“靖难”之役中，也为朱棣在战场上立过功。说白了，明成祖授宦官以权柄，完全是一笔政治交易。
其二，主怠赖宦。与创始基业的开国帝王们不同，越到后来，其继承者们便越趋于荒怠、腐化，这是中国每一个朝代都反复上演的一部回旋曲。继位的帝王们坐享其成，当然体会不到其先祖创业的艰辛，遂享乐深宫，不问政事，权柄往往被委以亲信宦官。于是，宦官的权力便得到了不断地扩张。宣宗设立“内书堂”，提高宦官的文化水准，本意是把他们培养成秉承旨意的帮手而已，所谓秉笔太监。故宣宗虽然让太监批阅文书，自己亦每日亲笔批阅奏本，并对太监的批文进行审查，秉笔太监未敢售其私。但后来的帝王们就没了这份闲情逸致，为了有更多的时间享乐，有的干脆撒手不管，宦官们“遂逞其志矣”。武宗时的宦官刘谨，遇一军人向其贿赂，他便批示：授某某官，转发兵部。兵部在批示上盖上大印，就成了正式任命书，武帝则完全蒙在鼓里。至于熹宗，更是历史上有名的“顽重”，走马、戏水、做木匠，无所不能，就是不理朝政，因此，魏宗贤才得以售奸。
其三，人治随意。缺乏法治的保障，政策的决定完全取决于人主的个人意志，这是明代，也是历代宦官权力失而复得的根本原因。明朝并非没有制度，甚至应该说，制度还很严厉。明太祖把宦官不得干预朝政的规定不仅定为祖训，还被制成铁牌立于宫门外，其用意就在于永远地告诫子子孙孙，谨防大权旁落宦官之手。但为何仅仅隔了一代，从建文帝开始就渐渐地弃之不顾了呢？关键就在于封建社会是人治而不是法治，统治者对制度法律的确立与废除有很大的个人随意性，他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颁布新的法律，而不受包括祖训在内的一切制度的约束。于是，历史就上演了这样一幕讽刺剧：朱元璋最怕宦官专权，但恰恰是这个明朝，成为中国历史上宦官最有权势的时代，被人们耻之为“最大的太监帝国”。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注释：
①《明太祖实录》卷239。
②《明太祖实录》卷112。
③④《国榷》卷6。
⑤《国榷》卷8。
《试论明代宦官权力的扩张及其原因(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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