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中国概念之演变及其地缘内涵
“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追求自由平等、勇于反抗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的斗争精神。所谓中华民族文化之“革命性”精神，即中国文明“顺乎天而应于人”，不断“革命”，“以自强不息”的革命精神。
中国文明延绵几千年，久经不衰的持久生命力，根植于中国文化的“革命性”精神。《周易》曰：“刚健文明”，“自强不息”；“刚中而柔外”，“内文明而外柔顺”；“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中国文明的“内刚强而外柔顺”的开放性文化特征，使得中国文明不被历史上传入中国的任何文化所吞噬，反而能够最大限度地包容外来文化；中国文明的“顺天应人而革命”、“变通而持久”的革命性文化特征，使得中国文明能够不断“易穷”而“革故鼎新”，不断抛弃沉重的历史包袱而开拓前进。秦汉文化，完成了中原华夏文化与“四夷”文化的融合统一；宋元明清文化，完成了儒、释、道三教文化的融合统一；近代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完成了吸收俄国革命传来的马列主义，批判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与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革命性变革，创造了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就是这种“开放性”和“革命性”特征的生动体现。
三、中国之地缘结构
（一）中国地理之网络化
古代中国，是一个重陆轻海的大陆性国家。中国大陆的天然疆界，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北有广漠的草原和茂密的森林，西南为崇山峻岭，东南有散落着的南海群岛。在这样一个广阔的国土上，要成功维护中央集权的统治，在政治上就必须建立相应的行政区划制度，设置多级军政管理机构。要保证中央政令畅通，能够有效地控制各级政权，指挥军队快速调遣，保持商品有序流通交换，促成庞大帝国的良性运转，还必须特别建立庞大的道路体系。
从秦帝国开始，筑路修桥，辐射四面，通达八方，就成为历代中央政权坚持不懈举办的重要政务。“中国的道路体系，其成长的过程是缓慢的。两点之间的连线逐渐延长，连接许多点而成为网状。由核心地区辐射，先成为线型，再成为树枝型，然后支线与支线之间，有了新的连线，终于演化为密布的网型。”这种网络化的道路，可为国家所综合利用。首先，国家建立起为传递中央指令文书的驿站；其次，这种驿站同时也是报知敌情和转运军用物质的兵站；再者，社会商品流通也借以形成网络化市场。如此这般，以交通运输网络为基础设施或物质载体，而形成的交通运输网络（Conveyance-1ine Net）、通信邮递网络（communication·pesiNet）、商品流通网络（Commedity-trade Net）、军事情报网络（Intelligence Net）一体化网络体系，我们可以形象地比喻为中国古代的“C3系统”。
这种较为严密的网络系统，从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形成了维系国家稳定的重要纽带。其中，市场网络体系对维系国家的连续与统一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因为“中国式市场网是由每一个地区的集散升高到上一层的集散地，再往上升高到更上一层的集散点，这种一层一层的升高，遂建立网络，然后全国的物质经过这种网络而流转于全国各地，构成通盘的供求关系”。由此可见，在一体化网络中，与国家的政治力量由上而下的作用方向相反，社会的经济力量是由下而上的作用方向。这种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原理，是国家保持稳定的重要机制。当国家处于统一状态时，政治的控制力与经济作用力是相辅相成的；当国家处于分裂状态时，中央的政治控制力弱化或出现部分失控，但自组织、自调节的社会经济网络仍然发挥着重要的融合作用，从而为国家的再次政治统一提供经济条件。
中国连续统一的文明特征，在地缘结构上与色彩斑斓的欧洲“百家衣”迥然不同。古希腊，由于“连绵不绝的山脉”，“把陆地隔成小块。因而，那种可作为地区合并基础的天然地理政治中心，希腊人是没有的。”古希腊文明，是由一个个独立的“城邦”为社会基础的文明。相对地，古罗马是一个环地中海的地跨欧亚非的大帝国。虽有“条条道路通罗马”的说法，但罗马帝国的公路网，也仅限意大利靴形半岛。罗马帝国的交通体系，以半岛为核心通过水路与四方连接，但内海港口则是点状的分布。所以，“在当时那样的技术发展水平上，帝国的扩张受到种种限制，这些限制是由后勤和交通方面的需求决定”，因而不可避免地“隐藏在帝国结构上的缺点渐渐显露出来”，难以长久维系大一统的格局，难以避免内部结构的分裂。
事实如此，罗马帝国与汉朝帝国，在疆域面积、对疆域进行统治的行省制度以及帝国崩溃的原因等方面，有着若干的相似之处。但由于罗马的点状分布地缘结构缺乏汉朝帝国线状网络分布地缘结构所固有的坚韧的维系力，所以在外部北方蛮族的压力下，帝国一旦发生分裂，就难以复原其大一统的格局。以至于在帝国崩溃之后，尽管曾出现过法兰克王国和神圣罗马帝国，但帝国的结构已被打破，帝国的重心已游离开以罗马为核心的意大利半岛，并且在疆域上也不能与罗马帝国相提并论，更有甚者，其寿命也是非常短暂的。可见，历史发展的机遇一旦过去，关于“统一欧洲”国家的种种说法，就只不过成了一些雄心勃勃政治家的梦想而已。
相反，与罗马帝国大约同期的汉朝帝国崩溃后，唐朝不仅复原了汉朝帝国版图，而且扩展了疆界。因此，我们说，中国连续与统一文明特征的历史根源，除了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和文化基因之外，对中国独特的网络化地缘结构也不能忽略。正因为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和文化基因与网络化地缘结构相密切联系，构成了中国独特的传统的生存方式。这种独特的传统生存方式，成为维系中国大一统格局的历史根基。正如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费正清教授曾指出的：“中国疆域广袤，景况富于变化，可是这个次大陆始终保持着一统的政治单元，而欧洲却并非如此。因为中国的这种一统政治单元，是由远比欧洲更为根深蒂固的生活方式所维系的，而那种生活方式历史悠久，连绵不断，为我们所望尘莫及。”
（二）中国之核心枢纽
黄河中下游及中原地区，是举世公认的中国文明核心区域。中国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并不只限于由核心区域向四方辐射的运动，而更重要的是由四方文明向核心区凝聚的运动。中国文明的这种以向心凝聚为主流，外向辐射运动与内向凝聚运动相统一的互动过程，既是中国连续统一历史过程的文化特质，也对中国地理之核心枢纽的形成起着重要的历史影响。因此，中国古代帝王，都把选择国都，寻求疆土的中心点，掌握国家核心枢纽，看作是有效地控制天下的关键。历史上，能够成功地维持国家统一的择都模式大致有：
“同心圆”模式。由于受“天圆地方”地理观念的影响，古人最初把都城作为国家疆土的中心。夏起源于黄河中下游，其活动中心区域是洛阳地域。洛阳北依邙山、黄河，南望洛、伊两河，西据秦岭、潼关之险，东靠虎牢、黑石之固，自古为中原逐鹿之地。传说夏禹按“五服之说”探寻统治疆域的中心位置，曾定都阳城（ 《试析中国概念之演变及其地缘内涵(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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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延绵几千年，久经不衰的持久生命力，根植于中国文化的“革命性”精神。《周易》曰：“刚健文明”，“自强不息”；“刚中而柔外”，“内文明而外柔顺”；“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中国文明的“内刚强而外柔顺”的开放性文化特征，使得中国文明不被历史上传入中国的任何文化所吞噬，反而能够最大限度地包容外来文化；中国文明的“顺天应人而革命”、“变通而持久”的革命性文化特征，使得中国文明能够不断“易穷”而“革故鼎新”，不断抛弃沉重的历史包袱而开拓前进。秦汉文化，完成了中原华夏文化与“四夷”文化的融合统一；宋元明清文化，完成了儒、释、道三教文化的融合统一；近代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完成了吸收俄国革命传来的马列主义，批判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与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革命性变革，创造了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就是这种“开放性”和“革命性”特征的生动体现。
三、中国之地缘结构
（一）中国地理之网络化
古代中国，是一个重陆轻海的大陆性国家。中国大陆的天然疆界，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北有广漠的草原和茂密的森林，西南为崇山峻岭，东南有散落着的南海群岛。在这样一个广阔的国土上，要成功维护中央集权的统治，在政治上就必须建立相应的行政区划制度，设置多级军政管理机构。要保证中央政令畅通，能够有效地控制各级政权，指挥军队快速调遣，保持商品有序流通交换，促成庞大帝国的良性运转，还必须特别建立庞大的道路体系。
从秦帝国开始，筑路修桥，辐射四面，通达八方，就成为历代中央政权坚持不懈举办的重要政务。“中国的道路体系，其成长的过程是缓慢的。两点之间的连线逐渐延长，连接许多点而成为网状。由核心地区辐射，先成为线型，再成为树枝型，然后支线与支线之间，有了新的连线，终于演化为密布的网型。”这种网络化的道路，可为国家所综合利用。首先，国家建立起为传递中央指令文书的驿站；其次，这种驿站同时也是报知敌情和转运军用物质的兵站；再者，社会商品流通也借以形成网络化市场。如此这般，以交通运输网络为基础设施或物质载体，而形成的交通运输网络（Conveyance-1ine Net）、通信邮递网络（communication·pesiNet）、商品流通网络（Commedity-trade Net）、军事情报网络（Intelligence Net）一体化网络体系，我们可以形象地比喻为中国古代的“C3系统”。
这种较为严密的网络系统，从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形成了维系国家稳定的重要纽带。其中，市场网络体系对维系国家的连续与统一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因为“中国式市场网是由每一个地区的集散升高到上一层的集散地，再往上升高到更上一层的集散点，这种一层一层的升高，遂建立网络，然后全国的物质经过这种网络而流转于全国各地，构成通盘的供求关系”。由此可见，在一体化网络中，与国家的政治力量由上而下的作用方向相反，社会的经济力量是由下而上的作用方向。这种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原理，是国家保持稳定的重要机制。当国家处于统一状态时，政治的控制力与经济作用力是相辅相成的；当国家处于分裂状态时，中央的政治控制力弱化或出现部分失控，但自组织、自调节的社会经济网络仍然发挥着重要的融合作用，从而为国家的再次政治统一提供经济条件。
中国连续统一的文明特征，在地缘结构上与色彩斑斓的欧洲“百家衣”迥然不同。古希腊，由于“连绵不绝的山脉”，“把陆地隔成小块。因而，那种可作为地区合并基础的天然地理政治中心，希腊人是没有的。”古希腊文明，是由一个个独立的“城邦”为社会基础的文明。相对地，古罗马是一个环地中海的地跨欧亚非的大帝国。虽有“条条道路通罗马”的说法，但罗马帝国的公路网，也仅限意大利靴形半岛。罗马帝国的交通体系，以半岛为核心通过水路与四方连接，但内海港口则是点状的分布。所以，“在当时那样的技术发展水平上，帝国的扩张受到种种限制，这些限制是由后勤和交通方面的需求决定”，因而不可避免地“隐藏在帝国结构上的缺点渐渐显露出来”，难以长久维系大一统的格局，难以避免内部结构的分裂。
事实如此，罗马帝国与汉朝帝国，在疆域面积、对疆域进行统治的行省制度以及帝国崩溃的原因等方面，有着若干的相似之处。但由于罗马的点状分布地缘结构缺乏汉朝帝国线状网络分布地缘结构所固有的坚韧的维系力，所以在外部北方蛮族的压力下，帝国一旦发生分裂，就难以复原其大一统的格局。以至于在帝国崩溃之后，尽管曾出现过法兰克王国和神圣罗马帝国，但帝国的结构已被打破，帝国的重心已游离开以罗马为核心的意大利半岛，并且在疆域上也不能与罗马帝国相提并论，更有甚者，其寿命也是非常短暂的。可见，历史发展的机遇一旦过去，关于“统一欧洲”国家的种种说法，就只不过成了一些雄心勃勃政治家的梦想而已。
相反，与罗马帝国大约同期的汉朝帝国崩溃后，唐朝不仅复原了汉朝帝国版图，而且扩展了疆界。因此，我们说，中国连续与统一文明特征的历史根源，除了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和文化基因之外，对中国独特的网络化地缘结构也不能忽略。正因为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和文化基因与网络化地缘结构相密切联系，构成了中国独特的传统的生存方式。这种独特的传统生存方式，成为维系中国大一统格局的历史根基。正如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费正清教授曾指出的：“中国疆域广袤，景况富于变化，可是这个次大陆始终保持着一统的政治单元，而欧洲却并非如此。因为中国的这种一统政治单元，是由远比欧洲更为根深蒂固的生活方式所维系的，而那种生活方式历史悠久，连绵不断，为我们所望尘莫及。”
（二）中国之核心枢纽
黄河中下游及中原地区，是举世公认的中国文明核心区域。中国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并不只限于由核心区域向四方辐射的运动，而更重要的是由四方文明向核心区凝聚的运动。中国文明的这种以向心凝聚为主流，外向辐射运动与内向凝聚运动相统一的互动过程，既是中国连续统一历史过程的文化特质，也对中国地理之核心枢纽的形成起着重要的历史影响。因此，中国古代帝王，都把选择国都，寻求疆土的中心点，掌握国家核心枢纽，看作是有效地控制天下的关键。历史上，能够成功地维持国家统一的择都模式大致有：
“同心圆”模式。由于受“天圆地方”地理观念的影响，古人最初把都城作为国家疆土的中心。夏起源于黄河中下游，其活动中心区域是洛阳地域。洛阳北依邙山、黄河，南望洛、伊两河，西据秦岭、潼关之险，东靠虎牢、黑石之固，自古为中原逐鹿之地。传说夏禹按“五服之说”探寻统治疆域的中心位置，曾定都阳城（ 《试析中国概念之演变及其地缘内涵(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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