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中国概念之演变及其地缘内涵

今河南登封）。商灭夏后，“汤都西毫”，洛阳为都邑。

　　“偏心圆”模式。秦崛起于西北，统一关东六国后，无法保持这种地理均势，于是乎修筑驰道，“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形成一个扇形交通网，以保持咸阳的国家中心地位。“偏心圆”模式是“同心圆”模式的变型。

　　“哑铃”模式。西周兴于渭水之北，定都镐京（长安附近）后，为了控制东方发达地区，将象征王权的“九鼎”迁至洛阳，以洛邑为东都。中国历史上，国家中心呈现“哑铃”之势的，往往是崛起于西北、东北之地的统治集团，他们为了控制较为发达的东部、中原地区而采取这种战略举措。“哑铃”模式是“同心圆”模式的复制。

　　“枢纽”模式。北宋时，国家的中心东移，于是择“四达之会”开封为国都。开封当时是漕运四河（即汴河、黄河、惠民河、广济河）的交汇点。元、清两朝崛起于长城以北，入主中原后，都选择了既不远离发祥地，又能通达中原的燕京为首都。因为对北方的民族来说，北京是最重要的交通要道，其外有四条交通要道的四大关口（即居庸关、松亭关、山海关、古北口），其内有通往中原的战略要道，尤其是控制南方乃至当时整个中国最重要的交通抠纽。

　　“外御”型模式。关中八百里秦川，是周朝和秦朝的政治中心，有山川险隘作自然屏障，《史记》称为“四塞之国”。西汉时，匈奴南距长安只有700里，轻骑一昼夜便可兵临城下。当时汉高祖仍建都长安，主要考虑到防御匈奴是国家政务的重心，只有稳坐长安才能控制全国。唐都长安时，李世民也是力排众议，反对东移迁都的消极逃跑政策，主张以长安为军事重心，进行积极反攻，以保持国家政权的稳定。

　　“复合”型模式。13世纪70年代初，忽必烈以北京为大都。从此，北京取代了长安、洛阳、开封等古都的地位，成为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元朝以北京为大都，实以北京的战略“枢纽”作用，为入主中原的大计；明朝由金陵迁都北京，实以北京三面邻虏的“外御”作用，为国家命运所系，并以大运河与经济繁荣的苏杭形成“哑铃”之势。清朝定都北京，与元朝的战略意图相似。近代，沙俄和日本从东北、蒙古地区，西方列强从东南沿海地区，对中国构成了“钳形”夹击之势，清政府更以北京“北枕居庸，右拥太行，南襟河济，左环沧海”的战略地位，为尤关国运的“同心圆”中心。20世纪初期，北京成为革命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和重要阵地。1919年在北京爆发的“五四”运动，成为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新民主义革命的领导者，在解放战争向全国进军的凯歌声中，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迁至北京。1949年9月下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改北平为北京，并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于北京”。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北京，这座闻名世界的古都获得新生，成为伟大祖国的心脏，成为全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

　　（三）中国之边疆

　　中国历代明君贤臣，都充分认识到边疆的重要性。唐朝翰林学士陆贽的一段奏章就是对这种认知的最明了的表达：“边陲之戍，用保封疆；禁卫之师，以备巡警。二者或阙，则生戒心。国之大防，莫重于此。”中国古代国防力量配置的重心在京畿，并适时加强边疆的军事实力，从而基本上形成了一种“中心——外围”结构。古人把这种京畿与边疆军事力量适当配置和交相运用的“中心——外围”机制，看作是安邦定国的至关重要的安全体系。

　　从中国边疆的地理特点来看，其地缘战略的功能和内涵是非常丰富的。一是中国边疆绝大多数处于高寒雪地，沙漠草原，崇山密林，为国防要冲。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条件下，由于山川阻隔，交通不便，通信不畅，边疆往往可能面临各种危机。因此，凡是强大的中央政权，必然要加强边疆的军事防守，以防御外敌入侵和国家领土被蚕食、被肢解。二是边疆幅员辽阔，山川壮丽，资源丰富。国家的繁荣兴旺，与边疆的开发、发展密切相联。中国古代，中央政权往往通过实行屯田和移民边疆的政策，促进边疆经济的发展。三是边疆地区人口密度低，少数民族聚居，各民族杂居。因此，加强各族人民的团结与合作，是反对民族分裂和维护国家统一的战略举措。四是边疆地区与周边国家或地区接壤，既是直接向世界展示国家的主权威严和国防实力的“前沿阵地”，又是国家实行对外开放和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的“窗口”和“通道”，边疆在国家对外关系方面举足轻重。

　　中国在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极为纷繁复杂的区域和疆界问题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中央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的区域问题，属于“内界”，不具有现代国家边疆的地缘特征；另一类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疆界问题，属于“外边疆”，具有类似现代国家边疆的地缘特征。依此而论，中国古代的区域和疆界问题，多数属于内界，但在西域则多属于外边疆。因为历史上的中国西域，曾与现代的中亚、西亚、南亚诸国及俄罗斯的亚洲部分存在疆界问题。所以，中国西域更具有现代国家边疆的基本特征。

　　我们可以对边疆的地缘特征得出如下认识：第一，边疆是国家统治区域和主权范围的重要标志，具有绝对的排它性。虽然在不同的朝代，边疆的范围和界限有所区别，但国家之间不存在交叉重叠的地理区域。第二，边疆与国家领土之间具有完整的同一性。无论是封建中央王朝国家，还是现代主权国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其疆域是固定不变的。边界疆域的变化，意味着国家领土的更改。第三，边疆是国家地缘结构的外壳或外缘。国家之间的疆域以历史形成的人文地理划界为基础，它是一种“法律性”的“硬边界”。在现代国际社会，国家通过法律工具和手段，即使用军队、警察、海关等强力工具，来维持这种“硬边界”。因此，正确处理和发挥边疆的对外屏障作用和对外开放作用，对于国家的安全和稳定至关重要。

　　四、中国与世界之地缘关系

　　从人类活动的空间领域来看，中国与世界之地缘关系，呈现为以黄河中下游为文明中心，分层次向四周辐射的“同心圆”结构，“同心圆分层结构”观念，早在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就建立起来了。夏禹平天下，定九州。冀、豫、雍、扬、兖、徐、梁、青、荆，是夏的统治疆域。当时，夏是以都城为中心，以地幅为半径，分层“五服”设防的行政与军事区划。夏人依据自然环境与地理位置，由近及远，由亲及疏，分层统治，抵御外族，保卫国家。这个“同心圆分层结构”的思维方式，对后人看待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美国学者约翰·K·费尔巴克，也企图用“同心圆分层结构”来歪曲中国处理外部关系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他在《中国人的世界秩序：中国传统外部关系》一书说：“中国对外关系，选择同心分层方式。第一层关系，叫做‘中国化圈’，包括朝鲜、越南，暂或日本在内；第二层关系，叫做‘亚洲内圈，由中国附近的非中国民族或部族构成，包括满洲里人、蒙古人、维吾尔人、土耳其人、西藏人；第三层关系，叫做‘外圈’，通常由远居海外的野蛮人构成，包括欧洲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和东南亚人。中国人要求其势力所及范围的全部民族和国家，为中国进贡，并承认中国的优越地位。”此种论调如不是出于对中国历史的无知，

《试析中国概念之演变及其地缘内涵(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