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冯友兰的“释古”
新出之史料，在在与旧史料相需，故古文字古器物之学与经史之学实相表里，惟能达观二者之际，不屈旧以就新，亦不绌新以从旧，然后能得古人之真，而其言乃可信于后世[34]。
“屈旧以就新”当指“疑古”说，“绌新以从旧”当指“信古”说。王国维认为这两者都不“能得古人之真”，“其言”都不“可信于后世”。1926年8、9月间复容庚书更明确指出：
今人勇于疑古，与昔人之勇于信古，其不合论理正复相同，此弟所不敢赞同者也[35]。
认为“今人勇于疑古，与昔人之勇于信古”是同样的荒谬，可视为对胡适“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说的直接驳斥。
1925年9月王国维开始给清华研究院学生讲《古史新证》，其第一章《总论》更系统地阐明了他的古史观：
研究中国古史，为最纠纷之问题.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国之所同也。在中国古代已注意此事。……然好事之徒，世多有之。故《尚书》今古文外，在汉有张霸之《百两篇》，在魏晋有伪孔安国之书，《百两》虽斥于汉，而伪孔书则六朝以降，行用迄于今日；又汲冢所出《竹书纪年》，自夏以来皆有年数，亦牒记之流亚，皇甫谧作《帝王世纪》，亦为五帝三王尽加年数，后人乃复取以补《太史公书》，此信古之过也。至于近世，乃知孔安国本《尚书》之伪，《纪年》之不可信，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36]。
这段话尽管也批评了“信古之过”，但锋芒所指，主要是“近世”的“疑古之过”。如文献所载“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疑古者认为是作伪，王国维则认为“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国之所同也”。疑古者否定尧舜禹的存在，主张“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37]，而王国维则认为是“疑古之过”，“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叹息疑古者对“古史材料”过于武断。为祛“疑古”与“信古”之过，王国维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以“地下之新材料”“补正纸上之材料”，二者互证。这样“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在《古史新证》第四章末尾，王国维又进一步补充说：“经典所记上古之事，今日虽有未得二重证明者，固未可以完全抹杀也。”[38]这就是说，古书所载上古史事，得到“地下之新材料”证明者，我们应该承认，不能妄疑；没有得到“地下之新材料”证明的，也不能轻易抹杀。这种说法，不但与主张“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的胡适、顾颉刚有天壤之别，也是主张“释古”的冯友兰所不能言。为什么呢？区别就在于：王国维研究“地下之新材料”不是为了从根本上推翻“历史旧说”，不是专用“地下之新材料”来打“纸上之材料”的屁股，而是“补正”，补充、修正、印证“纸上之材料”记载的“历史旧说”。也就是说，他的“二重证据法”是以基本承认“历史旧说”为前提的，只不过认为“纸上之材料”记载的“历史旧说”还需“地下之新材料”的进一步补充、修正而已。当然“补正”是相互的，“地下之新材料”也离不开“纸上之材料”，没有“纸上之材料”，“地下之新材料”无从得解。这种“互证”关系，也只能证明王国维对“历史旧说”的基本肯定。在王国维看来，“纸上之材料”记载的“历史旧说”虽然有一定的缺陷和问题，需要“地下之新材料”的补充和印证，但基本上是可信的。而“信古”者却是“尽信古书”
，对“古书”记载存在的问题视而不见，不敢正视。“疑古”者是“全然推翻古代传说”，从“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对着干”的精神出发，认为古书的记载大多不可信，是后人的作伪。而冯友兰的“释古”虽然讲“折衷”，讲“合”，但他还是不敢基本承认“历史旧说”，只是说“‘事出有因’，亦不可一概抹煞”而已。换言之，“历史旧说”的大部分，是可以“抹煞”的。王国维也说“固未可以完全抹杀也”，但他指的是? 熬?渌?巧瞎胖?拢?袢账溆形吹枚?刂っ髡摺薄５椒胗牙迹?韵笤虮涑闪苏?龅摹袄?肪伤怠薄Ｋ?裕?绻??邢盖?值幕埃?颐腔岱⑾郑?靶殴拧焙汀耙晒拧绷剿凳俏侍獾淖笥伊郊??靶殴拧彼凳怯壹??耙晒拧彼凳亲蠹?Ｍ豕??摹岸?刂ぞ莘ā笔且曰?境腥稀袄?肪伤怠蔽?疤岬模??蛴摇７胗牙嫉摹笆凸拧彼等衔?袄?肪伤怠薄安豢梢桓拍ㄉ贰保?抵适瞧?蜃螅??颉耙晒拧保?庖唤崧酆蜕衔乃?赋龅姆胗牙肌笆凸拧笔导?奈侍馐且恢碌摹?/P>
从对待“历史旧说”的态度看，有“信古”，有“疑古”，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则可称为“证古”。冯友兰的“释古”[39]貌似中庸，但实质是倾向疑古的。所以我们不能视冯友兰为王国维一流，以“释古”为“证古”的理论发展。至于清华学派，问题就更复杂了。当年的清华研究院，陈寅恪虽不治上古史，但认同“历史旧说”的态度较王国维有过之而无不及；吴宓恐怕与陈寅恪不相上下。梁启超近于疑古。李济致力于考古，以重建上古史。赵元任基本无古史无涉。除梁启超的老子晚出论外，在对待“历史旧说”的问题上，冯友兰与他们并没有太多的共同语言，谈不上学派问题。所以，以冯友兰的“释古”作为清华学派治学的传统和特色，拔高了冯友兰的“释古”说的意义，是有欠妥当的。
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从形式逻辑的角度看，冯友兰的“释古”与“信古”、“疑古”并非同类的问题，不能将冯友兰的“释古”与“信古”、“疑古”相提并论；从实践看，冯友兰的“释古”较胡适的“疑古”疑得有过之而无不及，现行的中国哲学史排队的错误，主要是由冯友兰系统完成的；从实质看，冯友兰的“释古”与王国维的“证古”对待“历史旧说”的态度基本不同，王国维的“证古”是在基本肯定“历史旧说”的前提下，以“地下之新材料”对“纸上之材料”记载的“历史旧说”进行补充和修正，而冯友兰虽然承认“历史旧说”“‘事出有因’，亦不可一概抹煞”，但基本倾向还是疑古，所以，不能说冯友兰的“释古”是王国维“证古”说的发展，以冯友兰的“释古”作为清华学派治学的传统和特色，拔高了冯友兰的“释古”说的意义，是有欠妥当的。
参考文献
1. 冯友兰：《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势》，1935年5月14日《世界日报》。
2. 冯友兰：《近年史学界对于中国古史之看法》，《骨骾》62期，1935年5月。
3. 冯友兰：《〈中国经济史〉序》，1936年
《试论冯友兰的“释古”(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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