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政治文化中心的转移

    娄敬说曰：“陛下都洛阳，岂欲与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娄敬曰：“陛下取天下与周室异。……而欲比隆于成康之时，臣窃以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变，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

读这段史料，容易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似乎西汉建都长安纯属偶然。但联系上述考察，应该说，此项建议并非突然而来，如果没有刘邦在秦地多年的经营；如果没有秦人对刘邦的全力支持，刘敬不一定会提出“因秦之故”的设想，即使提出，恐怕也是难以实现的。 
    综上所述，由于具体政治环境的制约，起自于楚地的刘邦必须承秦，关中的政治中心地位由此而形成。但是，若想全方位地继承秦的遗产也是不现实的。故秦的优势主要在于军事与制度两个方面。在政治方针及思想文化方面，汉初的秦人贡献无多。新的指导思想应该从何而来呢？在这一时刻，我们看到齐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建都长安出自齐人刘敬的建议，与匈奴和亲、徙六国后实关中等项重要政策也均出自他的建议。刘敬之外，齐人盖公倡导的黄老学说成为汉初的指导思想。齐人主父偃所献"推恩"之策，使诸侯国问题终于解决。在学术上，齐人的作用也十分明显。齐与鲁是经学大师汇聚之地。《史记》卷一二一《儒林传》记述了当时的学术源流：“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除韩太傅、董仲舒外，经学大师均出自齐鲁之地。其中尤以齐地为多。董仲舒虽为赵人，但他所学的《春秋》公羊学却并不是产自赵地。《汉书》卷八八《儒林传》载：“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谷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谷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谷梁》。”公羊学是齐学，从学术角度看，董仲舒应纳入齐的范畴。严格地说，汉武帝“独尊儒术”是独尊齐地之儒术。由以上可见，齐地文化及该文化所孕育出的士人在政治上、学术上都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齐”的参与，西汉的历史可能并非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论及秦汉历史，研究者多强调“汉承秦制”，就制度而论，大体如此。若就政治文化来说，汉承齐更多，齐地为文化中心当属无疑。 
    战国后期，虽然号称七雄并立，但真正强大的只是秦、楚、齐三国。秦灭六国，显示了秦的军力，起自于楚地的陈胜、项羽、刘邦接力相继，终于灭秦，又显示了楚的军力。在战争过程中，齐居于次要地地位。它的优势在政治文化方面。在汉初的和平环境中，齐地的优势终于显露出来。秦、楚、齐三地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发挥了作用。这表明战国历史并没有虽着战国的结束而突然结束，历史的发展表现出不容忽视的惯性。西汉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的分离正是这一时代特点所造成的。

(二)

    进入东汉，区域格局有了重大改变。从学术文化上看，一流的经学大师在故齐境内只有郑玄一人，而郑玄的学问与本地学术传统并无关系。《后汉书》卷三五《郑玄传》： 

   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时尚书仆射。玄少时为乡啬夫，得休归，常诣学官，不乐为吏，父数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学受业，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以山东无足问者，乃西入关，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

郑玄先到洛阳太学学习，后又西行向马融问学。这与西汉时学者蜂拥至齐地学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齐学之衰落已无可挽回。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中衰"篇称："郑君徒党遍天下，即经学论，可谓小一统时代"。皮锡瑞恐怕是夸大了郑玄的影响力。《后汉书》郑玄本传只是说 当时"齐鲁间宗之"。东汉盛行古文经学，郑玄之前的大师如马融、杜林、贾逵都是扶风人，陈元是苍梧人，郑兴、服虔是河南人，许慎是汝南人。他们都与齐学无关。《后汉书》卷七九《儒林传》收录东汉儒生四十二名，其中兖州八人，豫州九人，青州五人，司隶五人，荆州三人，益州六人，徐州二人，扬州四人。很明显，儒生集中的地区在兖、豫而不在故齐。 
    兖豫所在地区按汉晋人的习惯常常被称为"中州"。所谓"中州"，是指以洛阳为中心，以兖州、豫州为主体的中原地区。当然，这只是一种大致的划分，从文化区的角度来看，一些邻近兖、豫的地区很可能也应归属中州。限于题目，这里不可能对此一一加以识别，但是，有一个特殊的地区是必须注意的，这就是南阳郡。南阳的归属问题涉及到对中州政治文化的理解，以下---的讨论将围绕此点展开。 
   汉晋时期，人们常常把南阳与楚联系在一起。比如刘表之妻蔡氏称南阳人韩嵩为"楚国之望"〖7〗，陈寿的《三国志》称南阳人来敏为"荆楚名族"〖8〗。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南阳属于荆州，而荆州曾为楚地。但是，如果我们不受行政区划的限制，而是从文化区域的角度观察，情形就不同了。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将楚地分为"东楚"、"西楚"、"南楚"三个区域，东楚是指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西楚是指沛、陈、汝南、南郡。南楚是指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三楚之中没有南阳。关于南阳，《货殖列传》是这样描述的： 

  颖川、南阳、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犹有先王之遗风。颍川敦愿。秦末世，迁不轨之民于南阳。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宛亦一都会也，俗杂好事，业多贾，其任侠，交通颍川，故至今谓之"夏人"。

    司马迁将南阳与颍川合并介绍，又强

调该地为"夏人之居"，这就等于把南阳与楚区别开来。因为“夏”与“楚”是泾渭分明的，《货殖列传》称“陈在楚夏之交”，即其显例。由此可见，南阳在文化上与楚地无关，倒是与地处中州的颍川有共同之处。王莽末年，光武帝刘秀自南阳起兵时，所依靠的除本宗族成员之外，也正是这一地区的士人，如南阳人邓禹、岑彭、贾复、马武，颍川人王常、冯异等，所谓“云台二十八将”中，南阳人和颍川人占了大半。东汉以后，区域格局发生了一些变化。譬如汝南，已摆脱了西楚风俗而与颍川紧密结合，在中州地区最为引人注目。〖9〗与这一过程相伴随，南阳不仅继续与颍川密切联系，而且与相毗邻的汝南也日益接近。《续汉书》卷一三《五行志》载，桓帝之末，河内牢川诣阙上书：“汝、颍、南阳，上采虚誉，专作威福。”牢川之语说明当时人对三地士人的关系是有明确认识的。在政治上，南阳士与声望极高的汝颍名士保持一致，由此跻身于士人的上层。《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所载三十五名党人领袖中，南阳有两名，即宗慈与岑晊，荆州其他诸郡无人入选。可以说，南阳士的所作所为更接近于中州士，他们缺乏荆州土著的色彩。 
    南阳士在学术上也呈现出与中州士相同的特征。西汉的南阳士在学术上无可称道，但到东汉，情况发生了变化。《后汉书》卷七九《儒林传》收录儒生四十二名，荆州有三名，即汪丹、伊敏、谢该。他们都是南阳人。在学术上，南阳在全国已占有一席之地。《后汉书》卷五二《崔骃传附崔瑗传》： 

    瑗高于文辞，尤善为书、记、箴、铭，所著赋、碑、铭、箴、颂、《七苏》、《南阳文学官志》、《叹辞》、《移社文》、《悔祈》、《草书势》、七言，凡五十七篇。其《南阳文学官志》称于后世，诸能为文者皆自以弗及。

崔瑗是涿郡人，“与南阳张衡特相友好。”他撰写《南阳文学官志》可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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