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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改革的成败


半,人口减少三分之一以上,大批的土地、人力流进私人腰包,使国家的税源衰竭。本来国家征收田赋是,田多的多征,田少的少征,按亩核算,从法制上说是公平的,这也就是封建土地所有制条件下的均税实质性内容。有的农户土地被豪强侵占,田赋却留在原田主的名下,造成产去税存,这就发生了赋税不均的社会问题。考成法只能解决一部分欠税的问题,大量的瞒田逃税和税役不均亟需从赋役制度上加以整顿,这才能开辟理财安民的新途径。万历五年开始调查,次年即通令清丈全国田地,详审细核,三年查出漏税土地八十余万顷,从严打击了违法的权贵地主,迫使他们守法,不敢轻易欺隐,小农免受赔累,国赋按时收纳,扭转了财政亏损。后人评价这一举措说: “既不减额,亦不增赋,贫民之困以纾,而豪民之兼并不得逞。”(16)确实做到了公私两利。

在赋税不均的现象初步纠正后,立即着手解决逃役问题。万历九年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即是将赋役中的各项名目,如杂泛、均徭、力差、银差等各种税收合并为一种,将力差归入田赋,一律按田亩核算,减化手续,统一征收。并可改折银两,允许被征调的差役出银雇人代役。这就扩大了货币流通的范围,削弱了人身依附关系,使商贩和工匠获得了人身自由,这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

在调整经济政策的同时,又把兴修水利作为发展生产的重要课题。历来治河的方针只顾漕运,为朝廷运粮,不顾民生,因此大多采用分疏黄河的办法保障运河渠道的畅通,也就是在黄河下游多开枝河,分泄河水,这种办法容易淤塞河道,垫高河床,但却急功近利为历代王朝惯用。张居正大力支持水利专家潘季驯摒弃传统方法,采取漕运与民生兼顾的方针,筑堤束水,以水攻沙,利用奔腾的河水,冲沙入海,自此多年没有大患,使得黄河两岸“十年弃地转为耕桑,河上万艘捷于运输。”(17)保障了生产,稳定了政府的财源。

(四)、以近民便俗为宗旨,提倡面向实际,为改革提供有力的思想资源 

张居正自从政以来,就倡言治国理政不外乎谋求富强大事,这在当时并不容易为一些官僚士大夫所接受。宋明以来,理学被尊为儒学的正宗、统治阶级的官方思想,到明后期愈来愈走向空疏。它宣扬心外无物,不假外求,把做学问的功夫引向发掘内心世界,否认客观真理,这种完全脱离实际的学风,养育出一批文人学士谈玄说虚,好说大话、空话,鄙薄民生实事。他们嘲讽张居正说:“吾辈谓张公柄用,当行帝王之道,今观其议论,不过富国强兵而已,殊使人失望。”张居正对此报之一笑说:“过誉我矣! 吾安能使富国强兵哉!”(18)

为了批驳迂腐的文人用祖制反对革新,张居正总结商、周、秦、汉王朝兴亡盛衰的教训,提出因时顺势的变法思想,强调:“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便俗为宜。”(19)从近民便俗出发考察先朝的法规,凡是不能顺应时势,违背民众要求的,可不用遵守;只要顺时安民的,即便是凡夫俗子的见议,也不该不听从。要使各级官员摒弃旧规,面向实际,以富国强兵为首要任务,大力提倡扫无用之虚词,求躬行之实效。“强调:“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学问不透。”(20)这在言必称孔孟,道先贤的时代,提出不体察民情,便是学业不到家的见解,大大突破理学的禁锢。他自憾位居高官,对民间猥俗犹如隔岸观花,不如底层下属了解民间疾苦。要求当官、做学问的走出衙门和书斋,面向实际,把治学理政与解决国计民生结合起来,这对陈腐的思想界是一大触动。

对于有些道学先生借口天象灾异攻击新政的无知行为,他在严加批驳中对某些自然现象作出唯物主义的解释。他撰写《葬地论》,认为人一死,精神消散,僵硬的遗体如同土石一样,不复再有知觉。世人所谓人死变成鬼神,风水吉凶预兆祸,等等,都是一派胡言。自古以来,尸陈山野,鸟啄鹰食的,子孙后代也有显贵人士;风水再好,也不见朽木再生,枯骨复华的,哪能长保后代的富贵? 又说:“葬者,藏也。”就是避免尸身外露而已,没有什么深文大义。在《杂著》中又进一步说明,人畜死于雷击,是因为偶然与雷相撞,受到火气烧灼,身上留下焦纹是自然现象,并非符咒。张居正的无神论思想不仅反击了猖獗一时的迷信说教,也表现出对祖宗家法的批判精神,是非常难得可贵的。

由此可见,张居正改革是并不是一般的政策变动,是有深刻的思想基础的。正因为他有符合历史发展的进步思想,形成自己的新政系统,所以在与反对派的斗争中,能够以犀利的锋芒,破除阻挠,把改革推向前进。

对于改革的成效,清代历史学家张廷玉评论说:“自是,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21)重现出现强有力的政府机制。嘉靖末年国家粮仓不足一年之储,改革前财政空虚,入不敷出,赤字超过三分之一,改革后国家储粮可支十年,国库积银四百万两。《明通鉴》赞誉:“是时,帑藏充盈,国最完备。”这丰硕的成果已经载入史册,在中国历史上熠熠生辉。

四 、以刚毅而决胜的品格

这十年成效得来并非易事,一事一议都历经艰难。这不仅是因为改革要触动豪强权贵的利益遭到顽强的抵制,还因为封建体制发展到明后期,已经衰老而僵化,能允许改革的余地已经非常狭小。地主阶级走向下坡路的人情世态,因循守旧,姑息偷安,容不下哪怕很小的变动,稍许更新,也不易为现实所接受,连反对张居正的著名文人王世贞也不得不承认:“文吏不习见祖宗制,创闻以为骇而不便者,相率而为怨谤。”(22)对此张居正有敏锐的感受,他说:“明兴二百余年矣! 人乐于因循,事趋于苦窳,又近年以来,习尚尤靡,至是非毁誉,纷纷无所归究。”(23)

当此因循难振之时只有顽强破

除积习,才能打开局面。海瑞秉公执法,遭受非难,他致函表示要力摧浮谣之议,褒奖奉法之臣。在惩办一批庸官贪吏之际,有人攻击他“执事太严”(24),借口雷击端门,胡说上天降灾,要求撤消新政,他鄙夷地申斥:“皆宋时奸臣卖国之余习,老儒臭腐之迂谈。”(25)宣称必须重处肇事者,以定国策,把他们削职、戍边,论罪下狱。由于对反改革的势力无情反击,所以能消除阻力,把新政引向前进。

但是,反对派并不轻易消声匿迹,万历五年正当改革从政治推向经济之时,张居正父亲去世,按明朝礼制规定,在职官员自闻父母丧日起,要辞官守孝三年,如有特殊情况,经皇帝特批,可以继续留任,称为“夺情”。明朝是重孝的王朝,在明中叶就已多次申令,不准夺情,按惯例张居正也要遵守,可新政正是方兴未艾之时,张一离任,形势可能逆转,支持改革的官员倡议夺情留任,这就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反对派纷纷攻击这是:“忘亲贪位”(26),“背公议而殉私情”(27),“亲死而不奔”是“禽彘”(28),甚至把谩骂写成小字报贴在大街上。张居正对此不屑一顾,侧目而答:“今言者已诋臣为不孝矣。斥臣为贪位矣,詈臣为禽兽矣,此天下之大辱也,然臣不以为耻也。”(29)对于“恋权”的责难,他坦然回敬说: “恋字一字,纯臣所不辞! ”揭露反对派是“借纲常之说,肆为挤排之计。”(30)进行无情打击,致使反对者再也无力公开抗争。自此,反改革的斗争不再表现为正面的冲突,而是用隐蔽形式,暗传各种流言蜚语,对改革进行败坏和中伤。按朝廷的旧规矩,京师冬天,皇帝要赐朝臣貂皮帽以御风寒,这一项支出要花费数万缗,为了节省开支,张居正带头不带貂帽,革除这项赏赐本是一件好事,有人却放言,这是张居正吃春药过多,“毒发于首,冬月遂不御貂帽。”(31)万历五年和八年,张居正两个儿子蝉联状元、榜眼,此事招致非议,其中是否有弊,史无明证,但这一件未经证实的流言,广为流传,至今也未弄清楚。似这类传言令人不胜其眩,追寻又莫究其端的事例不胜其多。张居正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有可能怯于人言,畏缩不前。然而对这一切他都处之泰然,认为“浮言私议,人情必不可免”(32),不必大惊小怪,只要认定所作所为合于安邦定国之理,“所治是信心任理,不顾流俗之是非”(33),在新政遭受非难时他扬言:“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34)任其“谤书盈箧,终不为所动”。不仅如此,他还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宣称:“不但一时之毁誉,不关于虑,即万世之是非,亦所不计也。”

《张居正改革的成败(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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