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对屈、宋骚赋的毁誉与承继
杨炯的屈宋观与王勃近似略而不论。
(二) 屈宋辞赋不虚美、不隐恶，有恻隐之美
有趣的是屈宋的抒愤、怨思之作本非述史记事之文，但却得到初唐文学家、史论家的首肯。
如令狐德 、魏征及史论家刘知几等，他们从进化史观出发较正确地指出了文学发展方向，肯定了屈宋的文学价值。
令狐德 说：
逐臣屈平，作《离骚》以叙志，宏才艳发，有恻隐 之美。宋玉，南国词人，追逸辔而亚其迹。……时运推 移，质文屡变。譬犹六代并凑，易俗之用无爽，九流竞 逐，一致之理同归。历选前英，于兹为盛。
原夫文章之作，本乎情性……莫若以气为主，以文 传意，考其殿最，定其区域，摭六经、百氏之英华，探 屈、宋、卿、云之秘奥(《周书·王褒庚信传论》) 宋玉、屈原，激清风于南楚……(魏征《隋书·经 籍志集部序》)。
至夫游、夏以文词擅美，颜回则庶儿将圣，屈宋所 以后尘……(《北齐书·文苑传序》)。
他们打破“风雅”、“正声”的偏见和崇经、征圣的窠臼，而主张“摭六经、百氏之英华，探屈宋卿云之秘奥”，将屈宋之作与“六经”、“百氏英华”并论，放在学习继承之列。赞屈宋“宏才艳发”，“激清风于南楚”，有“恻隐之美”。并不象王勃等人，认为六经之后，文学日益暗淡退化，屈宋是淫靡之源，把文学的政教作用与文学的审美价值对立起来，把淫靡之风同审美的追求混为一谈；而是认为文学在不断发展，“时运推移，质文屡变”由《诗》到《骚》是文学的进步。称赞屈原是“愤激委约之中，飞文魏阙之下，奋迅泥潭，自致青云，振沉溺于一朝，流风声于千载”(《隋书文学传序》)功在不朽。认为文体日繁，词采日富，也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令狐德 等人认为政教作用与审美价值是统一的，词人文体繁变，词采华茂，风格多样，如同“得玄珠于赤水”“成万宝于秋实”(《北齐书·文苑传》)，是文学上的进步和收获，并不妨碍文学的政教作用。这些史家的文学思想与屈宋观比当时的一般文学家要正确得多。
史论家刘知几，更敢于冲破封建正统思想的某些教条，慧眼观物，独抒已见，甚至公然“疑古”“惑经”“薄尧禹”而“讥周孔”，表现出力求创新的胆识。他任史官达四十年之久，其见解往往与同僚、贵属“凿枘相违”，在深感“吾道不行”“美志不遂”“郁怏孤愤，无以寄怀”的情况下，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颇近于屈原“忧愁幽思”“发愤以抒情”的。《史通》不仅是杰出的史论专著，有些章节也可看作文学理论名著，他清楚地知道文史有别：“文之与史较然异辙”，不能混为一谈。但他又认为文史同源，可以互相影响，并致力于文史的结合以实现史的内容与文的形式的统一。他以“史”的眼光来论“文”，主张文学作品必须有真实的客观的内容，不虚美、不隐恶、“直书”、“实录”。“对贼属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张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史通·直书篇》)。同时，他又用“文”的眼光论“史”，以为“史”之为务，必借于“文”，对史的文学性要求很高。
刘氏就是凭着他的进步史学思想发现了屈宋作品史诗般的价值，他在《载文》篇中说：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乎国风，以察兴亡。是知 文之为用，远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载子周 《诗》，怀襄不道，其恶存乎楚赋，读者不以吉甫，奚 斯为谄，屈平、宋玉为谤者，何也？盖不虚美，不隐恶 故也。是则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固可方驾南、董俱称 良直者也。
他称赞屈宋作品不隐君恶，揭露怀王、襄王氏庸无道的劣 迹恶行，是属于使淫君乱主“秽迹张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之类，是文史的统一，与历史上南史氏、董狐等有名的直笔史官一样，堪称“良直”。表现了他对屈宋的尊崇。
刘知几不仅从内容、创作原则及社会作用上对屈宋推崇和肯定，同时还以“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工”的标准出发，认为屈原《离骚》开“自叙体”之先河，在《序传篇》中他说：
盖作者自叙，其流出于中古乎？案屈原《离骚经》， 其首章上陈氏族、下列祖考，先述阙生，次显名字，自 叙发迹，实基于此。
《离骚》首章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曰伯庸。……”刘认为这是自叙性、史传体之滥觞，后世的历史传纪是受《离骚》的影响。
他从“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史之为务，必借于文”的观点出发，主张史书要有文学性才能流传不绝。而学习那厉精雕饰的“楚骚”可学到比兴之法，增强文学性；
昔文章既作，比兴由生，鸟兽以媲贤愚，草木以方 男女，诗人骚客，言之备矣。(《史通·叙事篇》)。
还说“史臣撰录，亦同彼文章”，“至于屈原《离骚》，称遇渔父于江渚；宋玉《高唐赋》，云梦神女于阳台”，这类虚构、想象、注重文彩、讲究声律、“句结音韵，以兹叙事”都是可以的，只要不同于史传，混为“实录”就行了。
总之，刘知几以其进步史观对屈宋楚骚从“不隐恶”的内容，“自叙”体式，及“厉精雕饰”的文彩等方面都加以肯定和称颂，这不仅肇唐代正确的楚辞观，而且在客观上也是对历史上一些深诬屈原的恶论作了一次很好的批驳，具有拔乱反正、正本清源之功。只因刘氏以史论家蓍称，他的文学理论，楚辞观被史论成就所掩，未受到当时及后人的足够重视罢了。
(三)、“哀怨起骚人”
盛唐除殷 提出“文质半取，风骚两挟”的进步文学主张外，不少人对屈骚从形式到精神仍多持否定态度。卢藏用说：“孔子殁二百岁而骚人作，于是婉丽浮侈之法行焉”。地与初唐王勃、卢照邻一样坚持退化文学史论，仍将浮侈文风之源归罪于骚人。
也许由于盛唐文土们处于开元全盛之日，“群才属休明”，圣明时代的光明面，催人向上，他们“乘运共跃鳞”，奋发进取，欲建功业，因此一切怨刺、哀伤之作、乱世之音，似已失去依据，文坛呼唤复兴“大雅”，“正声”，故“颂美”之声日昌。所谓“大雅”“正声”，就是卢照邻、卢藏用等人所谓的“宪章礼乐”歌功颂德的一套，亦即所谓“治世之音”，屈宋哀怨之作是乱世、亡国之音，自非颂美的“大雅”“正声”。这点张九龄说得很清楚。：“《诗》有怨刺之作，《骚》有愁思之文，求之微言，匪云大雅”(《王少府东阁序》)。认为《诗经》中的“怨刺”之作和楚骚的“愁思”之文统统不属“大雅”，这正是许多唐人批判楚辞之“哀怨”的基本出发点。李白对屈骚的评价也是从这儿着眼的，在复古主义文学思想的指导下他崇尚“大雅”“正声”，批判了从骚人开始直到建安以来的绮丽文学。在《古风》(三十五)中说：“大雅思文王，颂声久崩沦”。说明“大雅”就是颂美圣明的歌声。因大雅而想到周文王时代的文风，感慨这种文风久已衰微了。这种感慨和叹惋在《古风》(其一)中作了进一步抒发：
大雅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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