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对屈、宋骚赋的毁誉与承继

不作，吾衰竟淮陈？王风萎蔓草，战国多荆　　榛。……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扬马激颓波，开流　　荡无垠，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自从建安来，绮丽　　不足珍。
这首诗比较集中地表现了李白的退化文学史观，他认为诗歌的发展自周秦以来走着下坡路。首先，他惋惜“大雅”那种颂美的诗篇久已没人写了，接着“王风”二句是说春秋的诗歌已空落，战国时(屈骚时代)诗歌创作园地更是荒凉。“正声”二句，尽管刘熙载强为之解：“盖有《诗》亡，《春秋》作之意，非抑骚也”。但从上下文及全篇意脉来看，分明是说：颂美的大雅正声坠绪茫茫，骚人的哀怨之作正意味着大雅正声的衰微。这是对“大雅久不作”及“王风”二句的申说。“扬马”二句又是对汉赋的贬斥，认为扬马的辞赋更是为绮丽的文风推波煽飚。此后的诗歌虽屡有变化，但“宪章礼乐”，即“大雅”“正声”已经沦丧，而自建安以来的讲究形式华美的文风不足珍贵。
　　可以看到，李白是把大雅正声视为理想高标、“宪章”极则，对文学变迁历程的描写是“春秋以降，大雅不作，正声微茫，颂声崩沦，诗歌创作零落；战国骚人继起，发为‘哀怨’，‘颓波’渐兴。扬马推波助澜，颓波大开；建安以来，文风绮丽，不足珍贵；陈梁以来，浇薄斯极”(《孟　本事诗》引)李白以批判“哀怨”、“颓波”、“绮丽”为目标，几乎全盘否定从屈宋到建安以后的文学，在他看来，文学的这种演变完全不是进化而是退化。这实与王勃走到一路去了。从《古风》(一、三十五)不难看出李白“好古遣近”的复古主义文学思潮。这点前人早已指出：“太白志存复古”(《艺概》)李白自己也很自信地说：“将复古道，非我而谁”(《孟　本事诗》引)，不过李白复古，旨在革新，与一般人有别，但其重古(正声)，崇“雅”抑“骚”的倾向却是存在的。
　　唐人的诗论、《骚》评，常常自相矛盾，前后抵牾，言行见悖。这种情况，此前已有王勃等人，而李白尤为突出。李白不同于王勃的地方是他的思想驳杂，来源多途，不囿于儒学一家，求道学侠，特别是他吸收了道家精髓──崇尚自然的思想，加上他仕途不畅，在世很“不乘意”，又一生傲岸，“不屈己，不干人”致使他逐渐脱离儒家传统羁绊，纵情诗海，而变为楚之狂人。“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庐山谣》)“予为楚壮土，不是鲁诸生”(《淮阴书怀》)。所以他那愤世嫉俗、蔑视权贵、反抗黑暗、追求理想、不肯随波逐流、“胸中怀汤火”、“日为苍生忧”、“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的爱国爱民思想，以及浪漫主义的激情，神奇的想象，神仙的缥缈……自然都有屈原精神、楚骚传统的影响。李白在生活、创作实践的动态过程中逐步理解了屈原，虽然屈的“哀怨”不属“大雅”、“正声”，但自战国以后中国本就没有出现本过值得歌颂的王化之治，，文学中的哀怨、颓波和绮丽都是政治衷亡的反映，即或是“圣明”的盛唐，也有不圣明的地方，“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就是他自己的感受，他终于明白：“屈原憔悴滞江潭”的原因是由于楚怀王的昏庸：“楚怀亦已昏”、“屈平窜湘源”(《古风》五十九)对屈的忠而遭窜表示同情。并指出“屈平辞赋悬日月”，高度赞扬了屈赋与日月同光辉，永垂后世。
　　李白在艰难的人生之途，对屈原的遭遇有如身受，往往以屈原自比，在《赠别郑判官》中说：
　　　　远别泪空尽，长愁心已摧。
　　　　三年吟泽畔，憔悴几时回。
落拓江南，犹如当初的屈原一样过着流放的生活，行吟泽畔，忧愁憔悴，正因这种生活境遇，使李白在感情上与屈原衔接起来了，加深了对他及其文艺思想的了解。在《悲歌别》中他感慨万分地发出：
　　　　悲来乎！悲来乎！……汉帝不忆李将军，楚王放却　　屈大夫。
对屈原的遭冤流逐，表现了无限悲悯，对昏君庸主不辨贤愚寄以愤慨。李白这种发愤抒情之作，自然已不是《诗》的“言志”，更非“大雅”“正声”，实则“索其大雅正声，十无一焉！”(白居易语)已是地道的《骚》之“哀怨”。尤其是他的《拟恨赋》已正式脱离“大雅”“正声”颂美的轨道，而缘情体物，发为“忠怨”了：
　　　　昔者屈原既放，迁于湘流，心死旧楚，魂飞长林。　　听江风之　　，闻岭　之啾啾。永埋骨于渌水，怨楚王　　　　之不收。
应该说无论在思想上或创作实践上，李白是由不自觉到自觉地接受屈的影响，直到叹惋：“屈、宋长逝，无堪与言。”(《七十二家评楚辞》)引屈宋为知音。
　　清人乔忆在《剑溪说诗》里指出：“太白有似《楚骚者》”。“太白乐府五言，约六百十余篇，体势多端，要不失《风》《骚》旨趣”。“太白枕藉《庄》《骚》，长于比兴，故多惝恍之词。”
　　在艺术构思和表现方法上李白对屈原有明显的继承。象《梁甫吟》中的“以额扣关阍者怒”，就显然是从《离骚》的“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而来，李白借此以表现自己在政治上的被冷遇及上天下地的求索精神，实与屈子相同。《古风》(十九)：“西上莲花山，迢迢见明星。……恍恍与之去，驾鸿凌紫冥，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写自己对祖国的关怀和对人民的同情，不忍离去。与《离骚》的：“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乎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显然有若干相似之处。在语言方面李白也接受了屈原的影响，这在七言、长短句歌行中尤为明显。如《梦游天姥吟留别》的“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就全用屈赋的句法。人说“太白诗以《庄》《骚》为大源”、“《九歌》乐府之先声”。“太白近《九歌》”(《艺概·诗概》)。李白“乐府篇篇是楚辞”(清屈大均《乐石题太白词》)都是有见地的。
　　总之，李白认为屈宋的骚赋不属于“大雅”、“正声”，有所保留，但又充分肯定了屈原的高度成就。在爱国思想、艺术创作方面受屈原的影响，继承了屈宋的积极浪漫主义传统。这种对屈宋的两面性以及实践和理论的矛盾，正好表明：李白在口头上拥戴传统的传统文学观念，崇尚雅正，在行动上却是融汇儒道纵横，特别是“并屈、庄为心”，脱离了儒家诗歌的旧轨，气宇轩昂地走上了屈宋所开拓的积极浪漫主义长途。
　　(四)、“窃擎屈宋宜方驾”
　　在唐代，屈原最大的知音要算“诗圣”杜甫。杜甫不仅称颂屈原的才华、创作成就，而且全面继承和发扬了屈原的政治思想、爱国精神和文艺思想，尤其是深得屈骚的“发愤抒情”、“忠怨”、“规讽”之旨，从而形成了自己诗歌壮志风逸“沉郁顿挫”的风格。
　　这两位诗坛伟人，相隔千里，一个是古典浪漫主义巨匠，一个是现实主义大师，分属不同流派。故一般人都认为杜甫只是承《诗经》、“乐府”的传统而与屈宋关系不大，这正是长期杜甫研究中的一大误区。其实，杜甫与屈原渊原关系之深，超过李白及其他唐代诗人。或许只有柳宗元、李贺可稍与之并论。
　　屈、杜所处的时代都是由盛至衰的历史转变时期，二人出身遭际、性格品德等都有许多相似之处。屈原忠君爱国“谒忠诚以事君”(《九章·惜颂》)、“恐皇舆之败绩”(《离骚》)；杜甫是“时危思报主”(《江上》)，“恋阙丹心破”(《散愁》)、“欲倾东海洗乾坤”(《追酬故离蜀人日见赠》)；屈原忧国忧民“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杜甫更是“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咏怀五百字》)；屈原指责当局“众皆竟进以贪婪兮，凭不厌夫求索”(《离骚》)；杜甫揭露朝廷“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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