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对屈、宋骚赋的毁誉与承继

夫家，聚敛贡城阙”(《咏怀五百字》)。不难看出两位伟大诗人心灵的共振，意脉的融通。真乃“何意千年隔，论心一日同”(《载叔论语》)。人称杜甫“风流接楚辞”(元·马祖常《咏杜甫》)“上薄风骚”(《杜甫墓志铭序》元稹)，都是很有见地的。
　　杜甫崇敬屈原，盛称屈原的非凡才华，誉屈原是旷世杰出的“英俊”(之)才(《最能行》)，在《秋日荆南述怀》中，赞屈宋英名才华远扬：“不必伊周地，皆知屈宋才。”
　　杜甫对屈原含冤怀砂之恨，宋玉困厄不遇，都抱有深切的同情。在《天末怀李白》中说：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
　　　　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汩罗。
肃宗乾元元年(758年)，李白因入永王李　幕府，被判为“附逆之罪”，长放夜郎，杜甫在秦州得知，认为李白与屈原一样是横遭冤枉，因而自然地将两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的命运联系起来，写下此诗怜李吊屈，满腔义愤，骂魑魅，呜不平，既显李杜的浓厚情宜，更可见到屈原在杜甫心目中的地位及系念之情。
　　杜甫一生坎坷不遇，颠沛流离，晚年飘泊西南，落拓湖湘，贫病交攻，人生的困厄遭际，君昏政暗，国势日衰，“天下少安”的现实使他成了屈宋异代的知己：“羁离交屈宋”(《赠郑十八　》)；身在蜀地，心怀汨罗：“遥怜湘水魂”(《建都十二韵》)。后来流离湖南，身临屈原沉身地，更是“迟迟　恋屈宋，渺渺卧荆衡”(《郑覃二判官》)，并且临秋兴感，抚景伤怀：“摇落深知宋玉悲”(《咏怀古迹》)，直到他困死旅途的前一年(769─唐代宗大历四年)，在湘阴吊访“湘夫人祠”时，山乡日暮，楚水关情，不禁发出浩叹：“湖南清绝地，万古一长嗟”(《祠南夕望》)。杜甫对屈原的敬仰悼念之情终生未曾去怀。这种感情除了取决于诗人的世界观、生活境遇外，也来源于他一生对屈原的深刻而全面的认识和了解，来源于他正确的文学史观和批评方法。
　　我们知道，自初唐至杜甫一百多年来，不少人视楚骚为浇薄文风之源，而加以摒弃。杜甫却以其卓识高见，针对时风偏见，明确表示：“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戏为六绝句》)宣布自己对文学遣产的态度与“好古遣近”的复古主义者绝然有别，对待古人今人不厚此薄彼，一视同仁兼收并蓄，取其精华，特别强调了学习屈宋与齐梁文学清词丽句的必要性，但同时指出学习屈宋精采绝艳的辞赋艺术时，必然将其与齐梁日趋雕饰纤丽的文风区别对待；“别裁伪体”，看到二者在精神上的本质区别，应攀“屈宋”，不步齐 梁的后尘，却又不废弃六朝文学的形式美。应以“转益多师”为宗旨。他认为文风之趋于绮丽，是文学演进的必然现象：“骚人嗟不见，汉道盛于斯，前辈飞腾入，余波绮丽为。”(《倡起》)，他反对浮华文风，而不废弃对艺术美的追求。作为现实主义大师，他不独“亲风雅”，而且主张“有才继风骚”(《陈拾遗故宅》)“风骚共推激”(《听许十一诵诗》)“文雅涉风骚”(《题柏大兄弟山居屋壁》)，杜甫正是凭借进步的文学史观及对艺术规律的认识，以清醒的分析态度和正确的方法对待遣产，破除了自初唐四杰以来人们视屈骚为淫丽之源的偏见，对屈宋骚赋从形式到精神都加以肯定，而不象李白那样慨叹什么“大雅久不作”、“正声何微茫”、“绮丽不足珍”。可以说，自隋唐以来在评价楚骚与六朝文风关系问题上长期存在的迷雾到杜甫才算完全廓清。所以杜甫对屈宋、楚骚的认识比他的前辈要深刻、全面、正确得多，故他学屈的自觉性也大大高于一般唐人，其创作成就也最高。
　　杜甫始终把屈宋作为自己学习的楷模，这在唐人中是突出的。“窃攀屈宋宜方驾”、“气靡屈贾垒”(《壮游》)他立志要攀登屈宋所达到的艺术高峰，欲与之并驾齐驱。所以他在实践中是潜心学屈，取其精髓，以丰富和提高自己的创作，刘熙载曾说：“诗以出于《骚》者为正，以出于《庄》者为变。少陵纯乎《骚》，太白在《庄》、《骚》间。”(《艺概·诗概》)。“诗不缘于《楚骚》无以穷《风》、《雅》比兴之变，夫文不参之《庄子》，虽昌明博大，终乏神奇也。”(《剑溪说诗》)。“深于《骚》”、“缘于《楚骚》”“纯乎《骚》”，故能“穷《风》、《雅》比兴之变，兼骚雅之妙”，这大概就是“诗圣”的重要成因之一。
　　杜甫沉郁已为世公认，这沉郁“诗风”，不出自“风”，而来源于《骚》，屈原逢世不祥，怀忠贞之情而被谗邪，“屈心抑志，忍尤攘诟”，伤君暗蔽，国将危亡，沉郁幽愤，发而为诗，自然“深沉”“郁结”。这在《离骚》、《九章》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九章·思美人》中就有“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沉菀(郁·朱熹注)而莫达”之句，中国文学史上屈原首先用“沉郁”一词来表达那因为“媒绝路阻兮，言不可结而诒”，“抑郁而无谁语”的内心痛若，他的诗多为“忧愁幽思”之作。杜甫一生不遇，长安十年，受尽屈辱，为救房　而遭死罪，与屈原一样被贬，离乱颠沛，老病孤舟，流落荆衡，志不得申，才不得展，“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其“沉郁”风格，正是得之屈骚，而又将其置身在现实的土壤里，加以扩大和发展。清人吴瞻泰说：“子美之诗驾乎三唐者，其旨本诸《离骚》。……三闾之作《骚》也，疾王听之不聪，悲一时之温蠖，故离忧郁结，常托于沅兰湘芷之间，以冀君之一误。……少陵遭两朝振荡之余，播迁夔、蜀，卒无所见于时。故其诗沉郁顿挫，常自名其康慨不平之气，以致情于君父。举凡山川跋涉，草木禽语，一嘉一愕，咸寄于诗。……所以有“窃攀屈宋宜方驾”之语也。”(《杜诗提要自序》)指出了屈杜诗的成因及二者的承继渊源关系。杜的“沉　郁顿挫”直承屈的“离忧郁结”，这在杜甫的创作中是不骓发现的。
　　杜甫的《同谷七歌》与《离骚》颇有相似之处，其沉郁之风与哀痛之情更是一脉相承。又，杜甫《咏怀五百字》在思想感情、行文结构上与《离骚》亦有类似之处。杜诗表达了他那深沉的忧国忧民思想及对统治者的极大怨愤，可说与《离骚》同旨。开头一段自叙世系、生平抱负，抒发悲愤愁思之情，与《离骚》第一大段颇为相似。屈原斥“党人之偷乐”，杜甫揭露统治阶级的寻欢作乐：“君臣皆欢娱”；屈原“长叹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杜甫写自己“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屈原耿介，不肯向恶势力低头：“余不忍为此态也”；杜甫也耻于干那乞求权贵的勾当：“独耻事干谒”。《离骚》最后展示了作者理想破灭的极大悲痛，并决心以死殉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杜甫也表达了自己高山大海般无边无际，不可收拾的忧愤(忧端齐终南，　洞不可掇)。难怪清人何焯在《义门读书记》中说,杜甫的这首《咏怀》诗,“其源本诸《离骚》”。
　　杜甫是一位集大成的诗人，他对屈原的浪漫主义精神和创作方法多有承继。这一面常不为人注意。其实“杜集中有很多表现了浓厚的主观感情的抒情诗，往往包含了宏伟的思想、炽热的感情、奇幻的想象，因而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气氛。”(《草堂》85、2)。作为积极浪漫主义本质特征的理想主义，杜甫和屈原是一脉相承的：一个是“至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再兴中兴业，一洗苍生忧”(《凤凰台》)。表述有别，实质一个：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连接在一起，为国家贡献一切。他们

《唐人对屈、宋骚赋的毁誉与承继(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