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对屈、宋骚赋的毁誉与承继

的诗作都是崇高思想与黑暗现实撞击而迸出的火花，是时代之光的闪烁。
　　杜甫常常运用标志浪漫主义特征的各种手法构筑诗章、表达主题，如他以“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古柏行》)的大胆夸张赞咏武侯庙前的古柏。他以奇幻瑰丽的想象写“此时骊龙亦吐珠，冯夷击鼓群龙趋。湘妃汉女出歌舞，金支翠旗光有无”(《　陂行))。
　　在《送孔巢文》中以“钓竿欲拂珊瑚树”、“蓬莱织女回云车”这类神话故事入诗。《同诸公登慈恩塔》也是用神话传说表达主题的，我们读到其“回首听虞舜，苍梧正云愁”时，就会想到《离骚》中的“就重华而陈辞”。“虞舜”、“苍梧”的传说，都是超现实的。杜甫和屈原一样，在现实中无可告语，就驰骋想象，采用超现实的、向前圣诉说的办法，来决疑、泄愤，借以表达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和谴责。杜甫的《凤凰台》更是典型的浪漫之作，充满神奇的想象。诗中以鸣凤象征国家的兴旺，以雏之失母象征着国家面临着危难。面对这无母之雏，诗人愿意以心作竹，以血作泉地去哺育它，最后表示：“再兴中兴业，一洗苍生忧”、“所重王者瑞，敢辞微命休”──只要国家能中兴，人民能幸福，诗人可贡献一切。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手法融为一体，臻于化境。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杜甫谙熟屈赋楚辞，在创作实践中经常得心应手援引楚辞的诗句或词语。不过，作为一位伟大诗人，他不屑蹈袭前人，往往以点化之功，得其神理，而不露因陈的痕迹。如屈骚有“惟草木之零落兮”、“制芰荷以为衣”、“历吉日乎吾将行”……杜甫则有：“零落依草木”(《佳人》)、“不妨游子芰荷衣”(《将赴成都草堂》)、“远行不劳吉日出”(《忆昔》)。楚辞《卜居》中有“宁诛锄草茅，以刀耕乎”，杜甫化而用之：“茅草无径欲教锄”(《奉酬严公》)、“傍此烟霞茅可诛”(《岳麓道村二寺行》)。《九歌·少司命》中有“乐莫乐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别离”；杜甫有“诸生颇尽新知乐”(《苏端薛复筵》)、“呜呼生别离”(《奉送魏六丈》)；《九歌·湘夫人》中有“袅袅兮秋风”；杜诗则有“秋风袅袅吹江汉”(《戏作寄上汉中王》)、“秋风袅袅动高旌”(《奉和严郑公》)。诸如此类，多不胜举。
　　总之，杜甫不仅正确地评价了屈原，而且在政治思想、爱国精神、艺术风格、表现手法等方面都继承了屈宋的优良传统，探屈宋之精妙，得楚骚之“沉郁”，挟风骚而高蹈，登诗国之极顶。
　 (五)、“骚人起而淫丽兴”
　　初盛唐文人对前代绮靡文风曾进行过批判，其旨在革新诗歌。中晚唐文人对绮丽文风的批判则重在政治改革。肖颖士、贾至、李华、梁肃等一班人，特别是柳冕都是中唐古文运动极为重要的先躯人物，他们在谈文说诗中发展了从初唐“四杰”到李白的从大雅正声的兴衰观王道之存亡的论点。强调“大雅作则王道盛”、“骚人起而淫丽兴”的观点，对屈宋楚骚多所非议，柳冕是其代表。
　　肖颖士，为文立志趋俗复古，尚平实简质，反对文采，不满于骈偶华丽。他批评说：“扬、马言大而迂，屈宋词侈而怨，沿其流者，或文质交丧，雅郑相夺，何为之中道呼？”认为扬雄、司马相如的赋、屈宋的辞赋是侈丽、淫靡、怨思之类，都是不合正道之作。
　　李华，著述尚质轻文，崇六经、重教化，表示“非夫子之旨不书”，故贾至称其为“孔门之弟，诛泗遣徒”，李华说：“屈平、宋玉哀而伤，靡而不返，六经之道　矣”(《赠礼部尚书清河孝公崔沔集序》)“六经之后有屈平、宋玉，文甚雄壮，而不能经”(《扬州功曹肖颖士文集序》)、“六经之后有屈原、宋玉，其文宏而靡”(《登兴陀寺东楼诗序》)。认为屈宋作文离经背道，为文怨靡，而加以贬斥和否定。
　　贾至，论文更是强调教化。在《工部待郎李公集序》中，依据《易经》“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论，称颂三代文章“炳然可观”，然后指责“骚人怨靡，扬马诡丽，……大变风雅。齐、梁、陈、隋荡而不返”。尊三代，黜屈骚，贬辞赋，描绘了一幅文学退化衰败的图景。与前述王勃等人的“淫靡之风来源于楚骚”的观点及文学退化论是为一致。
　　柳冕，生卒年不详，大约比韩愈略早。他是有唐以来强调文章必须以儒道为内容，以教化为目的嗓门最高的一位，也是唐人中贬屈最烈者。他以复兴古文为复兴儒道之途，高唱不“本于教化”，不本于儒道的文，根本算不得文：“夫文章者，本于教化”、“文章之道，不根教化，则是一技耳”、“文多道寡，斯为艺矣”？他从这种偏执的文学观出发评骚：“至于屈宋，哀而以忠，流而不返，皆亡国之音也。”(《谢杜公论房杜二相公书》)“自成康殁，颂声寝，骚人作(与李白‘大雅久不作’‘正声何渺茫，哀怨起骚人’之意同)，淫丽兴，文与教分为二……”(《答徐州张尚书论文武书》)并把自屈宋以下的文学发展史写　成一部衰亡、退化史：“屈宋以降，感哀乐而亡雅正，魏晋以还则感声色而亡风教；宋齐感物色而亡兴致”(《与滑州卢大夫论文书》)。又对屈原以后的一系列作家进行了否定：“自屈宋以降，为文者本于哀艳。务于恢诞，亡于比兴，失古义矣。……文多用寡，则是一技。君子不为也”(《与徐给事论文书》)。柳冕反对浮艳，对屈宋乃至其后的辞赋家一概持否定态度。
　　裴度、孟郊也贬屈宋、楚辞。裴批评“骚人之文，雅多自贤，颇有狂态”(《寄李翔书》)。孟郊则更出恶语，骂屈原“名参君子场，行为小人儒”、“死为不吊鬼，生作猜谤徒”、“怀沙灭其性”，忠孝两不全。指责老百姓“角黍投川隅”──抛粽子在江河里悼祭屈原是愚蠢行为。说“如今圣明朝”，大家都过上了和平安乐的日子，道德教化普遍施行，何必还要搞这一套。又批评屈的骚文只不过是炫耀自己“贞亮”，属于缘情体物之类不足称道，说屈原爱发怨愤之气，并非什么“贤哲楷模”。这些话是他“旅次湘潭有怀灵均”时说的。可见他对屈宋“怀”的是恶意。
　　(六)、“长笑灵均不知命”
　　白居易早期怀着“王道之治”的社会理想，守道待时，关注时事，积极进取，宪宗时任左拾遗，直言极谏，写了不少讽谕诗。但从中年(44岁时)受挫，贬为江州司马为始，渐取明哲保身态度，醉心佛道，耽于诗酒，直到“我心与世两相忘，时事虽闻如不闻”、“更倾一樽歌一曲，不独忘世兼忘身”(《诏下》)，官职的升迁与思想的退化成正比。
　　白居易是执着地追求儒家政教中心论的诗人，以“三百篇为谏书”，强调文学为封建政治服务：“为时而著”、“为事而作”。在他看来只有直接反映政治时事，进行美刺劝惩的作品才算风雅之正。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政教功能是其长，但他唯以儒家诗论作标准，把《诗经》以下几千年的诗歌发展史分成几个阶段，描绘为一部“诗道崩坏”、“每况愈下”的历史，其偏颇是明显的；
　　　　战国秦汉国风变为骚辞，五言始于苏李。苏李骚人　　皆不遇者，各系其志。发而为文……泽畔之吟，归于怨　　思；彷徨抑郁，不暇及他耳。……讽君子小人，则引香　　草恶鸟为比。……六义始缺矣。
他认为屈原那种“发于怨思”的作品是背弃六义，“彷徨抑郁”无足轻重的。“香草”美人象征比兴， 导致“六义始缺”，无可称道。
　　白居易之所以贬斥屈原的作品，与他鄙薄诗的浪漫、愤怒及想象特点有关，也与他晚年“知足保和”、“省分知足”、“家给身闲”的生活分不开。在《序洛诗》中说：“予历鉴古今歌词，自《风》《骚》之后，……迄于李杜之辈……诗章流传者巨万”，多是“愤忧怨伤之作……

《唐人对屈、宋骚赋的毁誉与承继(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