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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对屈、宋骚赋的毁誉与承继


(予)今寿过耳顺,幸无痛若;官至三品,免罹饥寒……”作诗“皆寄怀于酒,或取意于琴,闲适有余,酣乐不暇,苦词无一字,忧叹无一声。……实本之于省分知足,济之以家给身闲,文之以觞咏玄歌,饰之以山水风月。”这种“家给身闲”的生活,“省分知足”的思想,优游富贵的自在闲人,怎么能理解忧愁幽思、行吟泽畔的屈原的感情而欣赏其作品呢?所以白居易在许多首诗中提到屈原时大多数是一种讥笑的口吻:
    楚怀放灵均,国政亦荒淫。
    彷徨未忍决,绕泽行悲吟。
    士生一时间,谁不有沉浮。
    良时真可惜,乱时何足钦。
    乃知汩罗恨,未抵长沙深。
      (《读史诗》)
以为生在乱世,遭遇不幸,沉浮自有,何足怀恨呢?认为屈原的冤恨,不及贾谊的深。
    自从委顺任浮沉,渐学年多功用深。
    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
    妻儿不问任耽酒,冠带皆慵只抱琴。
    长笑灵均不知命,江篱泽丛若悲吟。
         (《咏家酿十韵》)
视屈之悲吟,为个人沉浮之声。失之皮相浅会,的确是消尽了是非之心。
  “独醒从古笑灵均,长醉如今学伯伦。”这些诗里虽有自慰自嘲的若涩味,但白居易的晚年同屈原的生活、思想已格格不入,对屈原孤愤若痛无动于衷,笑屈原彷徨不定绕泽悲吟,是不知天命,不能如他消尽是非之心,灭除之忧喜色,取酒抱琴,安天乐命,顺时知足,明哲保身。

  (七)、楚之“善鸣者”

  “手持文柄,高视寰海”(《祭韩吏部文》)“为文捣八代之乱”(王 运语)的韩愈。虽以宣传儒家道统自命,但他不是醇儒,更不是腐儒。而是“发愤笃专文学,信其富于文学”者(《送陈秀才彤序》)。他提倡“修辞以明道”(《争臣论》)、“好古道又甚好言辞”。更主张“不平则鸣”,这就不象一般重道轻文的儒生。所以,在评论作家的时候,眼界阔大。许多并非宣传儒道的作家,他也予以肯定。在《答崔丘之书》中他说:“诚使古之豪杰之士,若屈原、孟轲、司马迁、相如……”屈原“发愤”以抒“哀愁”之情的作品显然不能说是捍卫儒道的,但他却将其与亚圣孟子并列,统称为“豪杰之士”,与肖颖士、李华、柳冕等人就迥然不同。
  由于韩愈主张文道结合,所以他很强调作者的内在修养,这种修养除指学儒道外,还包含艺术的修养,要完成这方面的修养,则需要在更广阔的天地里撷英采华,博览群书,尤须“师古”,所以他“上规姚姒,……下逮《庄》《骚》……”(《进学解》)。学《离骚》尤为勤奋:他被贬阳山潮州,经过湖南、驻足吊访,写 下了多首诗,《潭州泊船呈诸公》即是其中之一。诗中写道:“夜寒眠中觉,鼓笛闹嘈嘈, 浪春楼垛,惊风破竹篱。主人看使范(书),客子读《离骚》。闻道松醑贱,何须惜错刀”。睡在船上,半夜被冷醒了,岸上江面种种嘈声,再难成眠,就饮酒读《骚》。旅途劳顿,寒夜难眠,心情抑郁,却读《离骚》寄幽思,正是古人所说:“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名士”。可见《离骚》已是他生活中的知音、伴侣。他对屈骚的“奇辞奥旨”,靡不“通达”。还曾对《九歌<湘君·湘夫人>》作过考证,写过《黄陵庙碑》,认为”君“指长女娥皇,”夫人“系指女英,推翻郭璞、王逸等人的看法。
  身世遭际加深了他对屈原的理解,由于”而立之年“一事无成,仕途不遇,宦海沉浮,使他对贤者恒不遇,不肖者志得气满的现实颇为不满。“不平则鸣”,因而著文时,颇“有感激怨怒奇怪之辞”,这就认识了屈原,盛称屈原发愤抒情,怨恶激愤,是为人民服务时代的善鸣者:“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楚大国也,其亡以屈原鸣”,屈原忧愁幽思而著《离骚》乃是“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器也有怀”,是对“大国”的“沦亡”的极其痛心的不平则鸣(《送孟东野序》)。对屈原的穷若之辞颇有心会。
  在《陪杜侍御游湘西两寺独宿有题一首因献杨常侍》一诗中,记他在一个黑夜里,独宿湘西野店,风声飕飕,山树作响,森森可怖,置身这古代贤臣屈原、贾谊遭谗沉身、被贬之地,拟想屈原经受的磨难,无可告人的痛若,不禁悲从中来,愤然发出不平之鸣,黯然洒下同情之泪:
    静思屈原沉,远忆贾谊贬。
    椒兰争妒忌,绛灌共谗谄。
    谁令悲生肠,坐使泪盈脸。
悲悯屈原,痛恨谗佞,也寄个人身世之概!《湘中》一首,更见景仰、追念之情:
    猿愁鱼跃水翻波,自古流传是汩罗。
    苹藻满盘无处奠,空闻渔父叩弦歌。
遭贬之身,途经汩罗,想到屈原千古怀沙之恨,直觉愁怀涌澜,心潮翻波,难以自已,备起苹藻,祭慰亡灵。然而忠魂渺在,无处拜奠,惆怅惘然,空闻渔父哀歌而已,深切地表达了韩愈对屈原的一片崇敬瞻慕、惋惜悯伤之情,也可见到灵均余影──韩愈的形象。

  (八)、“求先生之汩罗,揽衡若以存芳”

  唐人学屈骚,入其奥堂暝暝心会,深得其要旨的除杜甫而外,要算柳宗元。柳宗元的家世生平、人格、知识、理想以及不屈的斗争精神与屈原有许多相似之处。屈原出身皇族,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立法改革以振兴楚国为己任,曾为官左徒。然忠而被谤,流放江南,矢志不移,九死不悔,殉身汩罗。柳宗元出身名门世族之家,曾伯祖柳爽以上四世为宰相,其父柳镇,官至殿中侍御史。柳宗元与屈原一样,博览群书,“俊杰廉悍,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柳子厚墓志铭》)才华横溢,眼界开阔,有改革之志。永贞革新,充当核心。三十三岁被贬永州,“待罪南方”,开始他十年拘囚生活。再贬柳州,至死不屈。政治上的失意,物质上的困若,精神的郁愤,百病缠身,都未能使他放弃自己的政治理想,没有消磨他对政治斗争的意志。他曾多次表示“道苟直虽死不能回也”(《与韩愈论史官书》)“虽万受摒弃,不更其内”(《答同君书》)。这种坚持理想坚毅不拨的斗争精神更酷似屈原。故有人说:“唐人唯柳子原深得骚学,退之、李观,皆所不及”(严羽《沧浪诗话》)。“柳子原哀怨有节,律中《骚》体”(沈德潜《说诗啐语》)。
  柳宗元一生不仅学六经、习孔孟,而且“于左氏、《国语》、周庄屈原之辞,稍采取之”。他多方面继承前人的成果,“于经史百家无所不探,少于《国语》,晚于《楚辞》”(陈衍《右遗拾论文》)“参之《孟》、《荀》以畅其文……参之《离骚》以致其幽”。他非常精练准确地用一个“幽”字高度概括屈原作品的奥旨和风格特色:“博如庄周,幽如屈原,奥如孟轲……”他深会《离骚》的幽深微妙。
  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被贬湘江之滨,屈原流放之地,类似的遭际更加深了他对屈原的认同感。一到永州就感慨万端地写了一篇《吊屈原文》,表达了他对屈原的无限向往和同情,以极其虔诚和悲悯的心情,歌颂了屈原至死不变的爱国主义精神。
    后先生盖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
    求先生之汩罗兮,揽衡若以存芳
    先生之貌不可得兮,犹仿佛其文章
    立而视其覆坠兮,非先生之所志
    穷与达固不渝兮,夫惟服道以守义
    “先生之悃 兮,滔大故而不二”
作者既是吊屈自吊,也是借古讽今,批判黑暗势力。
  还有,屈原写《天问》,对天道鬼神、历史传说提出一率列怀疑和质

《唐人对屈、宋骚赋的毁誉与承继(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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