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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对屈、宋骚赋的毁誉与承继


问:“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鲁迅《摩罗诗力说》)。可《天问》传世千年,无人敢于作答,而且因此视“屈”为“狂人”。柳宗元凭着自己广博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及文学才华,特写《天对》对屈原的提问作答。《天对》批判地继承了《天问》的思想,明确指出“元气”是天地的本源,把宇宙视为物质的,表明柳宗元鲜明的无神论和反天命思想。《天对》无论从文学上或哲学上言,都是一篇魄力非凡、极富卓识和才气的杰作。柳宗元借《天对》以“稽疑而泄愤懑”之旨,被宋人晁补之看破,故特地取之以续《楚辞》,并序之曰:“天问,盖自汉以来患其义不次,后文学者或不能读,读亦不知何等语,而公(柳宗元)博学无以窥,又妙于辞,颇爱《离骚》之幽,独能高寻远扶,如坠云出渊,于源之辞无庾焉。此唐以来离骚之雄也。”……“宗元为《天对》以媲《天问》。虽问对相反,其于发扬则同。……《天问》因对而益彰”。
  除《吊文》《天对》外,宗元还特作骚体文数十篇。《旧唐节·本传》云:“既罹窜逐,涉履蛮瘴,崎岖堙厄,蕴骚人之郁悼,写 情叙事,动必以文,为骚数十篇,览之者为愤恻”。《柳宗元集》中现存骚体文十篇,对巧伪干进、谗佞得势的世态进行了嘲讽和抨击,深得屈骚发愤抒情之旨。
可说唐人中柳宗元对屈原的悼伤之情最深。

  (九)、“楚骚之苗裔”

  在唐代直承楚骚的莫如李贺了。他是独具特色被称为鬼才的浪漫主义诗人。天才早慧,“锦囊”得句,“呕心”出诗。勤奋太过,不幸早逝,只活了二十七个春秋。在凄若窘迫的境遇中,度过了短促的一生。
  他的创作师宗屈宋,仰范楚骚,独树一帜,充满丰富奇特的想象,构思新颖,运用多种艺术手法,融现实、神话、传说为一体,造成一种华丽而又变幻莫测的艺术境界,抒发“天荒地老无人识”怀才不遇的悲愤,具有积极浪漫主义特色和强烈的感人力量。屈骚宋赋点燃了他智慧的火花,培育了他诗的灵感和超人的想象力。
  沈德潜说:“李长吉诗,每近《天问》、《招魂》,楚骚之苗裔也”杜牧为李贺作传,称李贺为“《骚》之苗裔”。王琦在《长吉诗歌汇解序》里指出:“长吉下笔,务为劲拔,然其源实出自《楚骚》”。李贺可说是《楚骚》哺育的一株奇苗,他对屈宋的作品逐篇“读数过”,对其主要篇章都作过评论,下言中肯, 切中题旨,有些断语,至今仍为不移之论人赞李贺学骚:
    少年肯事事,苦学志独强。
    《风》《骚》(指李贺的作品)拟屈宋,妙处相颉    顽(道潜语)。
他自己也曾以“研取青光写楚辞”(《昌谷北园新笋》四首其二)的诗句把自己的诗作喻为楚辞,含蓄地表达了郁积心中的怨愤之情。
  李贺认为《离骚》是块试金石,读它若无动于衷者,其为人臣怎样就知道了(必定是不忠不义之徒):“感慨沉痛,读之而不欷 欲泣者,其为人臣可知矣”(《七十二家评楚辞》)。可见《离骚》对他的感染有多深,在他心中的份量有多重,在他眼中的地位价值有多高。
  李贺特别推崇屈原的《天问》,受其影响尤深。《天问》是屈原的第二长篇,三百七十多句,一千五百多字,是诗人在极度愤激苦闷中,对于自然、社会以及生活中各种事物发出的怀疑和质问,一口气提出一百七十多个问题。内容涉及天文地理、神话传说、社会人事、古史传闻、楚国政事以及诗人自己生活等等。表现了屈原广博的知识和丰富的想象力,及勇于探索真理和批判旧观念的精神;同时也寄托有诗人举贤授能,反对奸邪的政治理想。形式严整中见灵活,参差错落,圆转活脱,与诗人的深沉思考和活跃的想象互为表里,显示了屈原超人的艺术才华,使李贺受到巨大的振动和强烈的感染。他说:“《天问》其语奇崛,于《楚辞》可推第一,即开辟来,亦可推第一,贺极意好之,时居南园,读数过,忽得‘文章何处哭秋风’之句”(同前)。
  他还针对时人责《九章》文义重复无次序的说法,以一种爱而护之的口气解释说:“其意 怆,其词 瑰,其气激烈,虽使间有重复,然临死时求为感动庸王,自不觉言之不足,故重言之,要自不为冗也”(同前)。
  李贺对屈宋的作品也并不是没有分辨地只一味地叫绝,他认为“《远游》篇仅匍叙畅达,托志高远,取其意可也,若以文论,尚不尽屈氏所长”(同前)。他又指出了《卜居》为骚之变体,辞复宏放,而法甚奇崛,其宏放可及也,其奇崛不可及也”(同前)。他特重楚辞“宏放”、“奇崛”。表现了他的洞察力和审美情趣。“宏放”、“奇崛”也正是李贺诗的重要特色。
  他读《渔父》,“居然觉山月窥人,江云罩笼,光景宛宛在目”表现了他的感受力。世人多看重宋玉的《九辨》,他却认为:“宋玉赋当以《招魂》为最幽秀奇古,体格较骚一变,予有诗云‘愿携汉戟招书鬼,休令恨骨埋蒿里’,亦本之”。 这是“公开”的取材、认同、向往。《招魂》今人一般定为屈原作,是一篇想象奇特、辞采瑰丽的奇文。
  从他对屈宋诸作的评品中可见:读楚辞是他取得创作题材的一条重要途径,他的很多诗作都是直接从楚骚里受到启迪、诱发出奇瑰的艺术灵感。李贺的生活经历有限,他的许多美丽的想象都是受书本的启迪而产生的,这样说并不是忽视生活源泉。
  李贺对屈骚的继承更具体地体现在他的作品中,他那“托云龙”、“说迂怪”、驱遣神异、驰骋幻想,以及出人意外新奇险怪的构思、虚幻的形象、浓丽豪放而又哀婉冷艳的风格……师承屈骚的精神是十分明显的。如在《天上谣》里描绘了理想中的仙界;在《苏小小墓》中又寄情于幽冷凄清的鬼域;他可驱遣羲和为秦王驾驭“日车”,以显示其威严(《秦王饮酒》);也可以追引“老鱼跳波瘦蛟舞”来表现大音乐家的演奏绝技(《李凭箜篌引》);他可召唤博罗老仙从山洞里走出来为受酷暑煎熬的人裁织葛衣(《罗浮山人与葛篇》);甚至还可以指使雄视百代的汉武帝,从千年古墓中走出来骑马寻访旧时的宫殿(《金铜仙人辞汉歌》)。
  还有如《雁门太守行》中以浓艳的色调组成五彩斑斓的画面,极好地渲染了战场上的悲壮气氛,表达了主题。
  楚骚艺术特色对唐人的影响在李贺身上最易见出。应该说明的是,李贺虽为“楚骚苗裔”,但不必以一家一格绳文,他不是依傍门户、扶墙摸壁而行、吃祖宗现成饭的人。他的诗作极富独创,“幽深诡谲,较骚为尤甚”(姚文燮《昌谷集注序》),不过还得承认;直接受楚骚的恩荫之大者,在唐代他算第一。

  (十)、“义特百夫,文横千古”

  晚唐李、牛两党的头面人物尽管在政治上不共戴天,但对屈原为人为文却都有好评。李德裕在《汩罗》、《观钓赋》中对屈原“远谪南荒一病身”“昏聩怀王厌直臣”表示同情和愤慨,对屈原被逐泽乡“飘而南征”,“不泛泛以随波,或皎皎而扬清”,坚持理想不随波逐流而去浊扬清保持高洁的品德表示钦敬,并孤往汩罗而吊,哀痛饮泣“自有招魂拭泪巾”为证。牛僧孺在《养生论》里赞屈原是杀身以成仁的千古“直臣”:为道义而死,死得其所,人死道存,是为永生。尤其是王茂元的《楚三闾大夫屈先生祠堂铭》要算唐人中一篇最精警的带传纪性的评屈文章,文情并致,堪与《史记本传》媲美。铭文赞:“先生义特百夫,文横千古,其志可以激俗,其清可以厉贫。”对其“忠言如风,不入主听,随党若铁,斥为穷人”的遭际,“忠在祸先,功成罔责”致使“抱忠没身”的黑暗世道发出愤恨不平之鸣。为

《唐人对屈、宋骚赋的毁誉与承继(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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