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对屈、宋骚赋的毁誉与承继

　　历时近三百年的李唐王朝,把中国封建社会推到了顶峰，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文学艺术，特别是诗歌得到空前绝后的发展。但和伟大的创作实践相比,唐人的文学理论却显得滞后,没有令人瞩目的建树，不少唐人的文学观因循平庸，即或一些了不起的诗人，对文学的本质、作用等问题，要么保持沉默(如王维)，要么一谈到文学就重弹儒家诗教的老调(如王勃)；或独尊“风雅”，标举“正声”；或强调教化，言志明道，而往往忽视文学的艺术特征和审美追求。这集中而突出的表现在对屈宋骚赋的贬毁上，即对“风”、“骚”两个传统取舍的偏执上。有人即或在创作实践中深受屈骚的影响，继承和体现了屈骚传统和精神，但在理论上却极力贬毁屈骚，初唐王勃堪称这方面的典型。除王勃而外，还有不少人对屈宋骚赋持非议否定态度。与王勃操　同调的是杨炯、卢照邻，紧跟其后的是盛唐卢藏用。唐人中抨击屈宋最烈者是中唐柳冕，与之同声的有肖颖土、梁肃、孟郊、李华、贾至、裴度等一批人。白居易对屈原亦多贬斥若涩讥笑之语。
　　不过世间自有知音在，唐人中推尊屈宋褒赞楚骚的人也不少，清人乔亿在《剑溪说诗·又编》中说：“唐代深于骚者，自青莲、昌黎、柳州、贞曜、昌谷而外，盖亦寥寥”。此公所举，犹嫌未全，亦未尽妥，贞曜(孟郊)不能算深于骚者，而初唐史学家魏征、令狐德　、史论家刘知儿等人对屈宋都有正确评价。尤其是“不薄今人爱古人”的诗圣杜甫更是潜心学屈，深得奥旨。诗僧皎然及李德裕、牛僧孺、王茂元等人对屈原“抱忠没身”、“文横千古”都有崇高评价。其次，晚唐的李商隐、杜牧、皇浦　以及皮日休等，对屈骚都有所继承或称誉。至于赋诗寄意，嗟叹歌咏者，更大有人在。只是唐人不好章句，不重义理，唯以文章是务，故唐人的楚骚研究成绩，前不如汉，后不及宋，既无“治骚”大家，亦无称世的鸿制专著，甚至连一篇论骚、评屈的专文也难举出。但唐人在诗论、文评两大领域及诗文创作中零零散散，留下不少关涉屈骚的散金碎玉式的只言片语或零章俊句。本文即根据这些片言短语及其创作实践，将唐人对屈宋的褒贬毁誉，作一评价，举其典型，别其高下，为了醒目，标以小题。

　　　　　　　　　　　　二

　(一)　屈宋导淫靡之源
　　唐人中贬抑屈宋否定楚骚者，大都把精彩绝艳、哀怨忧愤的屈宋辞赋与六朝淫靡侈丽的文风视为源流关系，混而谈之，等而视之，一概加以否定。首持这种态度的是初唐王勃。在文学观方面王勃是承乃祖(隋未大儒王通)，而有“出蓝”之色，都以杂文学观(与纯文学相对而言)为基础，以政教为目的，以六朝缘情体物之文为批判对象。王勃在强调文学的经世教化作用时说：文章乃圣人君子用以“开物成务，立言见志……甄明大义，矫正未流，俗化资以兴衰，国家由其轻重”的不朽事业(《上吏部裴侍郎启》)，“宜于大者远者，非缘情体物雕虫小技而已。”(《平台秘略论·文艺》),力主以文章经国，反对以文章言情，为文必“甄明大义，矫正未流”将文风问题提高到关乎政治兴衰的高度加以论述。注意文学与时代治乱的关系，重视文学的政教作用，固是其长，但纯视文学为政治工具，却不是在突出文学的作用和价值。所以他在批判六朝文风时走上了西魏苏绰、隋人李谔的老路，大发“华文祸国”之论，忽视文学的审美追求，从抨击浮靡文风出发，把屈宋狠狠地责骂了一番，认为他们是倡淫靡之风的祸根。这个意思在他的《上吏部侍郎启》中说得很明白：
　　　　自微言既绝，斯文不振，屈宋导浇源于前，枚、马 张淫风于后……故魏文用之而中国衰，宋武贵之而江东 乱，虽沈、谢争务，适先兆齐梁之危；徐、庚并驰，不 能免周、陈之祸……周公、孔氏之教，存之而不行于代， 天下之文靡不坏矣。
他断言自孔子“微言”绝后，“斯文不振”慨叹周孔之教不行于后。把楚辞以后，中国纯文学样式发展的历史完全描写为退化史、祸国史，猛烈地攻吉了从屈、宋至六朝的一大批作家，认为屈骚汉赋浇薄淫靡流毒后世：“用之而中国衰，贵之而江东乱”。简直把后世王朝衰败，国家动乱的帐，算到骚人头上去了。本于这种认识，他呼吁唐王朝“激扬正道”把屈宋、枚马之流的“非圣之书”、“不稽之论”都“黜之”、“废之”，并表示自己决“不读非道之书”(《山亭兴序》)。这正是乃祖王通尊道轻艺，重德轻文，否定文学审美价值的文学思想在孙子身上的遣存。
　　王勃的这种以儒家诗教为宗，否定骚赋持“华文祸国”之论，不仅偏激错误，而且同他自己的创作实践也是矛盾的。
　　《新唐书文艺传序》指出：“高祖、太宗，大难始夷，沿江左余风，　句绘章，揣合低　，故王、扬为之霸”。可见王勃(还有杨炯)一方面起劲地作“沿江左余风，　句绘章，揣合低　”的文学；一方面又提倡刚健、气骨，作反对屈宋以及六朝“缘情体物，雕虫小技”的文论。王勃的那篇惹得高宗大发脾气并将其“斥出府”的《戏为文檄英王鸡》，就不惟“缘情体物，雕虫小技”而已，简直就是助长“未流”的“浇淫”之作了！这样的东西是难指望“激扬正道”的，不偷偷读点“非圣”、“非道之书”的人恐怕是写不出来的。
　　王勃因为玩弄“雕虫小技”而被赶出沛王府，大概吸取了不少教训，说话行文不敢再“戏为”了，所以正而八经地评诗论文了。但他“命途多舛”，一生倒霉，到虢州又几乎送掉一条命。这种“殷忧明时，坎　圣代”的不幸遭遇，情不自禁地使他的创作每每“高谈胸怀，顿泄愤懑”，在《思春赋序》中他说：
　　　　仆不才，耿介之士也，窃禀宇宙独用之心，受天地 不平之气，虽弱植一介，穷途千里，未尝下情于公侯， 屈色于流俗，凛然以金石自匹，犹不能忘情于春。…… 此仆所以抚穷贱而异惜光明，怀功名而悲岁月也。岂徒　　幽宫狭路，陌上桑间而已哉。
象这种标耿介、抗流俗、怀功名、泄愤懑、悲岁月、吐不平的创作思想显然不是来源于《诗》的“言志”，而是《骚》的“发愤”、“衰怨”了。所以王勃也马上说明自己的创作是受了屈赋的影响：“屈平有言：‘目极千里兮伤春心’因作《思春赋》。”看来他的创作受屈原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他在《越秋日宴山亭序》里还曾说：“南国多才，江山助屈平之气”。又颇有点钦慕赞赏意味。
　　总的说来，王勃攻击屈宋，只是沿袭了儒家传统文学观，是孔子诗教，《诗大序》的回声，并没包含什么新东西。对文学本身的规律和发展趋向并无真正的认识和发现。但是这种不足，无意中由他的创作实践作了补救。他的理论是蹩脚的，但他那刚健而有骨气的创作则是出色的。他的理论属于儒，而他的创作通向《骚》。他的一些诗歌创作“骨气翩翩，意象老境”(《艺苑卮言》王世贞)的特点，实际上与屈原的精神是一致的。因此他的理论与其创作实践之间的矛盾及理论本身的矛盾，从对屈宋的批评与继承中明显地表露出来了。
　　不过应该看到王勃批判屈宋等人或许只是借题发挥罢了，主要用心还是针对初唐艳丽纤巧、雕刻浮靡的文风而发，可说对当时“天下之文靡不坏矣”的风气起到了矫枉过正、补弊救偏的作用。
　　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邻也是主张“宪章礼乐”，以歌功颂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