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与《当代中国史学》
不仅如此，顾颉刚在表达了对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及其光辉的前途之信心之外，则又对他所处的时代以及已有的学术成果，不甚满意："一百年前，我们对于西洋的文化，望尘莫及；一百年后，我们的文化，仍是迂缓地随在人家的后面，与别人家比较起来，依旧相去很远，我们真觉得对不起我们的祖宗"。但是，在表达了这种不满之后，他又连忙指出："这一百年之中，我们各部门的文化，也有比较进步迅速的，史学便是其中的一门，而且是其中最有成绩的一门"。这里，顾颉刚民族主义文化观之复杂、矛盾，显露无遗。
这种文化观，主导了顾颉刚对历史学性质与方法的认识。在他看来，历史学像历史本身一样，会经历一个进化的过程，而这一进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方法的完善，具体表现为运用科学的手段发现和考证史料，从而扩充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二是视野的开阔，由原来的帝王将相扩大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本书的结构，充分体现了这种史学观。顾颉刚不但要展现这一百年来中国史学从旧到新的转化\进化，而且还想揭示和解释这一转化的原因。因此，本书分有三编，上编描述"近百年中国史学的前期"，中编是"新史料的发现和研究"，而下编则是"近百年中国史学的后期"，这里的从"前"到"后"，也即从旧到新，一目了然，不用多说。而中编则至为关键，表现了顾颉刚对这一转化原因的解释。很显然，在他看来，史料的发现与研究，是促成中国史学进化的主因。他在《引论》中写道，五四运动以后，"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才真正输入，于是中国才有科学的史学可言。在这方面，表现得最明显的，是考古学上的贡献"。而考古学的贡献，正如他在后面写道，是在于发现新史料。新史料的发现，"一方面可以补充过去史藉的不备，一方面却又决定了后期史学的途径"。? 纱耍?颐强梢郧宄?乜闯觯?诠蓑「昭劾铮?笃谑费У慕?剑?饕?硐治?蒲Х椒ǖ脑擞茫??蒲Х椒ㄔ擞弥?尚В?谟诜⑾趾屠┏淞耸妨稀Ｖ档米⒁獾氖牵?蓑「账淙唤?泄?费У目蒲Щ?饕?楣τ谖餮蟮目蒲е问贩椒ǖ氖淙耄???币沧⒁獾街泄??持械慕鹗?Ш捅?狙У难芯俊Ｔ谒?蠢矗?餮笫费У挠跋欤?饕?硐治?镏?泄?д咄晟破渲问返姆椒ǎ??挥型耆?〈?酝?某删汀Ｒ虼怂?氖费Ч郏?脖硐至宋逅拿褡逯饕逦幕?鄣母丛犹卣鳌?/P>
在顾颉刚眼里，现代史学不仅应当是科学的，而且应该是大众的。作为一名史家，他的这种视野是难能可贵的。在本书的末编第四章里，顾颉刚专门讨论了"俗文学史与美术史的研究"，而且认为这些研究，都会有助于史家了解历史的多种方面。他在讨论了胡适、鲁迅和郑振铎等人的小说史研究之后写道："旧小说不但是文学史的材料，而且往往保存着最可靠的社会史料，利用小说来考证中国社会史，不久的将来，必有人从事于此"。在这里，他不仅认为小说能成为可靠的史料，而且预测社会史的研究，会在将来受人重视。如果说本书在反映了五四时期的文化观念之外，还有什么超前于那个时代的认识，那么这一段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最近十多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不仅在史料的开发上，有了更明显的进步，而且史家的视野，也愈益扩大。社会史的研究，因此而成为主流，并且还有日益深化之趋势。顾颉刚的《当代中国史学》，虽然写于五十余年以前，但其视野和见识，则仍让我们在掩卷之余，含英咀华，回味隽永。也许，这就是名作之价值吧。
注释：
1傅斯年评语见《傅斯年全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页1499-1542。罗家伦推荐顾颉刚事见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页60。罗在回国以前作信顾颉刚，则见于《中山大学周刊》，2-14（1928年1月），页
399-401。
2见上引《傅斯年全集》，页1499-1542。
3恒慕义的文章为"What Chinese Historians Are Doing in Their Own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34:4(1929)，页715-724。他之翻译顾颉刚之自序，见The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Historian (Leyden：J.B.Brill,1931)。
4施耐德的书见Ku Chieh-Kangand China's New History: Nationalism and the Quest for Alternative Tradi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5刘起釪的书为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王泛森的书由台北允晨文化事业公司1987年出版。吴素乐的则见Zweifelam Altertum: GuJiegangund die Discussionüber Chinasalte Geschichteals Konsequenzder "Neuen Kulturbewegung"ca,1915-1923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1992)。
6见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傅斯年全集》，页1301-1312。
7参见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页179。
8有关钱穆与胡适等科学史家的关系，参见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氏著《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页7-18；傅杰《钱穆与甲骨文及考古学》，《中华文史论丛》，第64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页248-307；以及王晴佳《钱穆与科学史学之离合关系，1926-1950》，《台大历史学报》(台北：台湾大学历史系)，第26期（2000年12月），页121-149。
9见《傅斯年全集》，页1301-1312。
10梁启超《新史学》，《梁启超史学论著三种》（香港：三联书店，1980），页3。
11见谭其骧《本世纪初的一部著名史学译著--《新史学》》，《何炳松纪念文集》，刘寅生、谢巍、何淑馨编（上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页74-75。
12原载《学林》第4期（1942年），收入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页513-573。
《顾颉刚与《当代中国史学》(第4页)》
★读了本文的人也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