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理论及其基础

人们已经认识到，这种生态的恶化不是自然的本性所产生的，而是人类违反自然规律的不合理的经济行为所造成的；它实际上是自然界对人类的一种报复。

这样的事，在当时不会是个别的。春秋末年墨子劝阻公输般助楚攻宋时说：“荆有云梦，犀兕麋鹿盈之，江汉鱼鳖黿鼉为天下饶，宋所谓无雉兔鲋鱼者也！荆有长松文梓梗柟豫樟，宋无长木，此犹锦绣之与短褐也！”宋处于黄河下游，正是殷人活动的腹心地区。墨子的说词未免有夸大之嫌，但宋与楚相比，野生动植物资源的相对匮乏当是不争之事实；这当然是由于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自然条件存在着差别，更是黄河流域在长期开发过程中生态环境受到破坏的结果。殷人的“不常厥邑”和周灭殷前的多次迁移，论者或谓即系由于黄河流域局部生态环境的破坏所致。[17]

通过各种正面反面的经验教训，人们逐渐认识到，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如果利用过度或不适当的攫取，就会妨害资源的再生，导致资源的枯竭，影响到以后的继续利用。黄土地区气候偏旱，天然植被相对并不丰茂[18]，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就更显得必要。

    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吕氏

春秋·义赏》）

        覆巢毁卵，则凤凰不至，刳兽食胎，则麒麟不来。干泽涸渔，则龟蛇不往。（《吕

    氏春秋·应同》）[19]

这些无疑是对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人们已经明确认识到，做事不能光顾眼前的利益，应该考虑到长远的利益。如《吕氏春秋·长利》说：“利虽倍数于今，而不便于后，弗为也。”所以先秦诸子论述保护自然资源的必要性时，总是着眼于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强调“使国家足用而财物不屈”，是从人类的长远利益立论的。在上面所引述的资料中，这种思想反映得相当清楚。

    欲使资源不屈而能永续利用，关键是处理好“用”和“养”的关系；先秦时代人们已经认识到“养”是“用”的基础。孟子正是从牛山林木受到破坏的教训中引伸出“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孟子·告子上》）的道理。上引“修火宪”等等措施，其中心就是一个“养”字。为了使“物得其养”，就必須“取物有节”，即有节制地利用自然资源[20]。《荀子·王制》谈自然资源利用时也强调协调“养长”与“杀生（斩伐）”的关系，以避免童山竭泽现象的出现。《逸周书·文传》曰：

           无杀夭胎[21]，无伐不成材，无墯（墮）四时。如此者十年，有十年之积者王。生

十杀一者物十重，生一杀十者物顿空。十重者王，顿空者亡。

这里所说的“生”与“杀”，也就是“养”和“用”的关系，只有处理好这个关系，使生之不绝，取之有节，才能保持发展的后劲，成功王霸之业。反之，“为人君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为天下王”（《管子·轻重甲》）。班固追述三代“先王之制”时说：

于是辩其土地、川泽、丘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种树畜养；五谷、六畜及至鱼鳖、鸟兽、雚蒲、材干、器械之资，所以养生送死之具，靡不毕育。育之以时，而用之有节……所以顺时宣气，蕃阜庶物，畜足功用，如此之备也。（《汉书·货殖传》）

郑玄注《礼记·月令》季春之月“毋竭川泽，毋漉陂池，毋伐山林”，说这是“顺阳养物”，可说是深得其旨。总之，是通过“用”与“养”的协调来保持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和自然资源的不断再生，以达到永续利用的目的。

（二）立论基础：“三才”思想

先秦时代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思想的产生，不仅由于我国古代人民对历史教训的深刻总结，而且由于我国古代人民在长期农业生产实践中（包括破坏生态平衡的教訓在内）形成了有机统一的自然观，从而能够比较正确地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这种自然观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三才”理论。先秦时代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思想，正是建立在“三才”理论的基础上，同时它又成为这个理论的重要来源、重要组成部分和和重要表现形式。

“三才”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种宇宙模式，它把天、地，人看成是宇宙组成的三大要素，这三大要素的功能和本质，人们习惯用天时、地利（或地宜）、人力（或人和）这种通俗的语言来表述它，并作为一种分析框架应用到各个领域。中国传统农学中关于“天、地、人”关系的经典性论述见之于《吕氏春秋·审时》：

   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

这种理论把农业生产看作“天”（气候、季节）、“地”（土壤、地形）、“人”（农业生产主体）、“稼”（农作物，扩大一点，可以理解为人们培育和利用的生物）等各种因素相互联系的、动的整体，体现了人和自然之间的相依相亲、协调统一的关系。这种理论主要是在长期农业生产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又反过来支配和推动了中国传统农学的发展。中国农业发生在自然环境丰富多样的广阔地域内，中国古代人民农业实践的广度和深度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农业离不开自然界。正是在与自然界长期打交道的过程中，孕育出人与自然和谐协调的整体观念。这是“三才”理论最本质的东西。“三才”理论不但被应用于狭义的农业生产，而且被应用于包括野生动植物利用在内的广义农业生产中。先秦学者对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问题的论述，正是以“三才”理论为立论根据的。

    上文谈到，先秦时代人们已经认识到对自然资源永续利用的基础是“养”—— “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所谓“养”究竟指的什么，其精义何在？首先，当时人们所说的“养”是一种“天”即自然的活动，故有“天养”之称。《荀子·天论》：“列星随旋，日月递炤，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而成。”《吕氏春秋·审时》“养之者天也”，也可以包括野生动植物在内。用现在的话，可以叫做“自然再生产”。不仅如此，《荀子·天论》还说：“财非其类以养其类，夫是之谓天养。”这已包含了自然界各种生物之间互养共生的意义在内。对于这样一个自然的过程，人们不应该越庖代俎，不应该打乱其正常秩序，使之“不夭其生，不绝其长”；进而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使野生动植物在良好的自然环境中得以正常生长，这就是《国语·鲁语》所谓“助宣气”、“助生阜”、“畜功用”、“蕃庶物”。所以《荀子》说“顺其类者谓之福，逆其类者谓之祸，夫是之谓天政”（《天论》）。这里所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协调关系，而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