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理论及其基础

生态环境生产，只有这三种生产协调和谐，才能保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先秦时代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思想，主要着眼点是协调物质生产和环境生产的关系，即在利用野生动植物资源时，注意遵循野生动植物自身的生长规律，注意保护自然环境中野生动植物自身的再生产能力；但没有注意人类自身生产与物质生产、环境生产的协调。人的生产中包括人口数量、人口素质和消费方式，都没有引起当时思想家的重视。先秦秦汉虽然也出现过“分土制民”、合理安排人地比例、人地必须相称的思想，但这只是从居民点设置或政区规划的角度考虑的，而不是从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和环境生产关系的总体来考虑的。在传统农学的“三才”理论中，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注意到了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统一，对资源利用的用养结合，物质生产上的循环利用等，但也没有考虑人自身生产与物质生产及环境的协调。我国历代都鼓励人口的增殖，而不知人口生产也应有所节制。而历史表明，人类自身生产如果安排不好，也会破坏物质生产与环境生产的协调。中国近代生态环境的问题，相当程度上是人口问题引起的。

二是制度方面的制约。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总体规划、全民动员（现在更需要全球性的合作），这在当时的制度下是做不到的。我国古代立法中虽然也有保护环境的内容，但都是零星的局部的，更没有提到基本国策的水平。在分散经营、各行其是的条件下，盲目开发，滥用资源导致生态环境破坏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历代都有思想家提倡节约消费，但难以制约统治者的奢侈无度，以致超越在当时物质生产条件下利用自然资源的合理限度。苛重租赋剥削经常导致一部分农民贫困破产、丧失土地，封建社会晚期人口激增更加加剧了这种情况，无地或少地农民涌向荒山、滩涂、边疆、牧区，盲目垦发，也导致了森林、牧场和水资源的破坏。这些看似农业问题，实际上是制度问题。

可见，我国先秦时代的可持续发展思想毕竟是很初步的，在深度和广度上不能与现代可持续发展思想相比拟。现代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是在工业文明高度发展引发环境与社会的一系列严重问题的情况下，对人与自然关系全面反思的结果。只有在这个时候，人口、社会、环境和发展的问题才会被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可持续发展才可能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并成为我们的基本国策。人与自然、经济与生态的空前尖锐的矛盾孕育着人类的新思维，而上述矛盾的解决将导致新的文明形态的诞生。人类历史已经经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在即将到来的二十一世纪，人类将迈进生态文明的新时代。

 

注释：

* 这里所说的自然资源主要是指野生动植物资源。这可以看作当时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的一个方面。对耕地资源合理利用，先秦时代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形成了精彩的理论，但由于耕地在一定程度上已属于“人化自然”，故本文不予论述。

[1] 《大戴礼记·主言》载孔子言：“入山泽以时，有禁而无征。”《礼记·王制》所谓“林麓川泽以时入而不禁”，与此同义。

[2] “禁”的另一面是“发”，因此，“时禁”也就是“以时禁发”。其内容很多，不限于保护林木。《吕氏春秋·上农》：“然后制四时之禁：山不敢伐材下木，泽（人）不敢灰僇，缳网罝罦不敢出于门，罛罟不敢入于渊，泽非舟虞，不敢缘名，为害其时也。”这是概括而言的，并非四时皆禁，而是说四时各有其禁。

[3] 《睡虎地秦简·田律》中还有“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取生荔”的记载，整理小组注曰：“荔，疑读为甲，《释名·释天》：‘甲，孚甲也，万物解孚甲而生也。’即植物发芽时所戴的种皮。取生甲，采取刚刚出芽的植物。”

[4] 据王先谦考证，“百索”即百蔬。

[5] 丁士涵改“夫”为“天”（见郭沬若《管子集校》），亦通。

[6] “大寒降”是季冬之月，“土蛰发”是孟春之月。《夏小正》十二月“虞人入梁”。《礼记·王制》：“獭祭鱼，然后渔人入泽梁。” “獭祭鱼”，《夏小正》和《礼记·月令`》均在正月。

[7] 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作“禁罝罜?，设阱鄂” ；韦注“罝，当作罛，罜?，小网也”。罝为兽网，不应为水虞之所掌。改罝为罛，义虽可通，但“禁罝罜?”与“设阱鄂”不对称。清董增龄《国语正义》作“禁罝?，设阱鄂”；韦解“罝，当为罜，罜?，小网也”。近是。盖此文原应作“禁罜?，设阱鄂”，误为“禁罝?，设阱鄂”，韦昭注改“罝”为“罜”：或在“罝”下添小字“罜”为注，遂致窜入正文，成为“禁罝罜?”：后人又妄把韦注“罝，当为罜”改作“罝，当作罛”。《说文》：“罜，罜?，魚罟也。”罜?可特指小魚网，也可泛指魚网。夏天是鱼类孕别之时，故禁罜?。

[8] 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第178页。

[9] 《吕氏春秋·具备》：“宓子贱治亶父……三年，巫马旗短褐衣弊裘，而往观化于亶父，见夜渔者，得则舍之。巫马旗问焉：‘渔为得之，今子得而舍之，何也？’对曰：‘宓子不欲人之取小鱼也。所舍者小鱼也。’巫马旗归，吿孔子曰：‘宓子之德至矣！使民闇行，若有严刑在旁。敢问宓子何以至于此？’孔子曰：‘丘尝与之言曰：诚乎此者刑（形也）乎彼。宓子必行此术于亶父也。’”《淮南子·道应训》也有相似记载。 所谓“诚乎此者刑（形也）乎彼”，是指治政以至诚并表现在行动上。这一记载表明，先秦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利用，不但运用立法和刑罚的手段，而且采取教育和感化的手段。

[10] 朱右曾说：“骛泽犹竭泽。”见《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11] “豺祭兽”，《月令》在九月，《夏小正》在十月；“鸠化为鹰”是仲秋的物候。

[12]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

[13] 火耕和火猎的残留在甲骨文和反映周代情况的文献中均有记载，于此不赘。

[14] 上述两段引文方括号中的字据颜昌峣《管子校释》增补，参看郭沬若《管子集校》。

[15] 《大戴礼记·五帝德》也说：“舜……使益行火，以辟山莱。”

[16] 闻一多改“祥”为“羊”（转见郭沬若《《管子集校》》）。“祈羊”是一种祭祀山泽之名，当与山泽的管理有关。《礼记·月令》孟春之月“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祭祀山川与山林川泽的禁发联系在一起，带有某种“神道设教”的味道。

[17] 吕文郁：《华夏文明与先秦时代的生态环境》，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18] 对黄河流域上古时代自然环境和植被情况，学界估计很不一致。有的学者强调当时气候温暖、森林丰茂。我认为当时的森林当然比后世丰茂得多，但不宜夸大。如果上古时代黄河流域森林十分丰茂，覆盖黄河流域广大地区的黄土就不会呈现黄色、碱性，黄河的水就不会那么混浊（早在春秋时代，就有“俟河之清，人寿几何”的民谚在流传）。何炳棣把《诗经》等文献中所记载的植被资料，和对黄土區科学研究的成果进行对照和印证，得出上古黄土区域自然景观

《先秦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理论及其基础(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