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境、政治与历史：义和团运动评价50年
研究确定上述基调的是胡绳、范文澜和华岗。他们分别在1949年前出版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中国近代史》和《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中，从“反帝爱国”的角度，充分肯定了义和团运动。翦伯赞承接了他们的论旨，并把这种论旨进一步与50年代初的精神气候吻合起来。
50年代初，中国仍处在反帝国主义的历史惯性运动中，高涨激昂的民族情绪不仅未平息下来，反因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的刺激而一浪高过一浪，西方对新中国的冷漠、敌视与封锁，促使中国“一边倒”，这时笼罩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当然是反西方的。这就是我们上文所说的冷战语境。在这种语境中，人们当然把几乎所有的西方因素、包括所谓的“先进生产方式”，都等同于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则意味着侵略、野蛮、征服、屠杀，而只能一齐予以拒绝。在这种自然而然的逻辑下，义和团当然被当作现实中“反帝”的榜样、先驱来对待了。所以，这时的翦伯赞把义和团运动看作是一个“曾经震撼世界的大农民暴动”，“是顽强而英勇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2]到1958年，翦氏又把这一点表述为：“义和团运动是中国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自发的农民战争，是一次自发的农民反帝爱国运动。”[3]刘大年当时则称义和团为“人民反帝运动”[4](P19)。另有人认为：“义和团运动是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反帝运动，反封建运动和反机器生产的运动，而以反侵略为主的运动。”[5]还有的读者则称这场运动的性质是“深刻的爱国运动和民族运动”。[5]50年代对义和团最权威也最无保留的评价是由周恩来总理作出的：“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正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6]这一评价的关键之处是把义和团运动与50年后的中国革命的胜利贯通起来了。义和团运动起源于此前不断发生的“教案”，起源于源远流长的民教冲突。如何看待和评价西方传教士及其活动，构成了如何评价义和团的一个侧面，而冷战语境中的传教士形象只能是罪恶的化身和帝国主义的组成部分。1952年的一篇文章在“外国传教士的罪恶”目下首先指出，西方强盗们对其他国家的侵略方式可概括为一个简单的公式：起初是传教士，然后为商人，最后便是军舰大炮。然后断定：“传教士，不仅是侵略者强盗的先锋，他们还以假仁假义的面孔，而且作为侵略强盗们的头等侦探，实际执行侵略强盗们的侵略政策，尽量发挥商品和军舰、大炮的效能。三者是有机联系与互相配合的……他们的罪行是数不完的。”[7]所以义和团的“仇教”、“灭洋”是无可非议的。
进一步地或者说彻底地把对义和团的评价与研究纳入到冷战语境中去，是60年代的事情。1960年8月25至28日在济南召开的全国首次义和团讨论会及其会议论文集，可以让后人充分领略“反帝反西方”的精神气候和时代氛围是如何左右对义和团的评价的。
《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选自这次会议。从这册20多万字的《论文集》看来，此次会议基本上是一次“纪念”性质的会议，甚少“学术讨论”的内容。之所以如此，完全是把作为历史事件的义和团置入冷战语境中予以观察与衡估的结果。声讨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罪行，是这次会议的主旨；而且，在声讨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时，除了历数他们镇压义和团的罪恶外，还主要控诉他们在现实中的表现。所有这些，都奠基在我们当时对世界大势的特定感受与观察以及以此为前提的基本假定和未来预期上：“当前的国际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帝国主义一天一天烂下去，社会主义一天一天地好起来。帝国主义在全世界做坏事，它的寿命不会很长了。”[8](P28)后来对义和团评价甚低的黎澍，当年也在这次会议上，以《帝国主义的寿命不会很长了——从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斗争说起》为题发表讲话，主要痛斥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系列侵略行径，预言罪恶的帝国主义制度一定也很快会灭亡。[8](P5-11)除黎澍外，还有两篇文章专门揭露美国镇压义和团和其他侵华罪行：一篇是《从义和团运动看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另一篇是《揭露美帝国主义在义和团运动期间的血腥罪行》。[8]在这种语境下，对义和团的评价可以想像。
与50年代相比，60年代这次会议对义和团评价的主要变化，是在分寸上已基本上没有保留和限制了。譬如，翦伯赞当年在承认义和团“是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前提下，并未忘记强调这次斗争“是带着狭隘性与落后性的”斗争；在肯定义和团是“农民战争”和“农民反帝爱国运动”的同时，也指出它们带有“自发”的性质；另有文章在指出义和团是“以反侵略为主的运动”的同时，并未忘记指出它还有“反机器生产”和“带有浓厚迷信色彩”的特点。这一切当然都是为了作出义和团有“笼统排外倾向”的判断。现在，这一切都不见了。听到的只是一片对义和团全面认同之声。黎澍说：“义和团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侵略运动的集中爆发。这个斗争是正义的和英勇的。义和团参加者强烈地表现了中国人民的不愿做奴隶的意志。”[8](P5)在“反传统”的启蒙语境下，义和团的形象是蒙昧的。现在，刘大年则认为，义和团“不愧为中国民族觉醒的代表”：“如果两年前的戊戌变法是民族觉醒过程中的一步，那么义和团就是一座巍然高耸的里程碑了……义和团进行的战争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的、进步的战争。”[8](P12-13)在关于义和团反不反封建的问题上，50年代人们的判断也是谨慎的、留有较大余地的：义和团是反封建的，但只是“本能地带有反封建的性质”，而且不可避免地“带着一些幼稚的、落后的历史传统——宗教迷信”[3]。到了现在，这种谨慎和留有余地的态度也消失了。这时，人们斩钉截铁地断定：义和团“是农民反封建的革命组织”；[8](P35)“义和团运动……提出了比较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口号”，“义和团运动是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革命运动……义和团是一支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贫苦农民占极大多数”。[8](P77.79)老实说，这已经不是事实认知而是价值判断了，这已经不是在“评价”历史，而是在“歌颂”历史了。如果说，“评价”历史已经意味着现实对过去的支配，那么，“歌颂”历史严格说来已经与学术研究无关了。但这种对义和团的没有限制与保留的“歌颂”却一直持续下来，直到在“文革”初期成本禹那里登峰造极。
“文化大革命”可以说创造了利用“历史”、“历史事件”来从事重大现实政治活动的奇迹。“文革”的全过程都伴随着政治对“历史”的毫无顾忌地放肆地利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充当了“文革”发动的引信，《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是“文革”深化的标志。此后的“评法批儒”和“评《水浒》批来江”，则意味着“文革”进入了新的阶段。即使放在“文革”阶段，《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在盗用“历史”方面也是格外刺目的。
前面说过，在高度评价、歌颂义和团方面，戚本禹并未创造什么。事实的确如此。戚氏此文说：“义和团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这是一次表现了中国人民历史首创精神的伟大运动。”“义和团的英勇斗争，是中国人民的光荣和骄傲。”“义和团的反帝爱国斗争是和反封建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义和团“始终坚 《语境、政治与历史：义和团运动评价50年(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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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初，中国仍处在反帝国主义的历史惯性运动中，高涨激昂的民族情绪不仅未平息下来，反因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的刺激而一浪高过一浪，西方对新中国的冷漠、敌视与封锁，促使中国“一边倒”，这时笼罩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当然是反西方的。这就是我们上文所说的冷战语境。在这种语境中，人们当然把几乎所有的西方因素、包括所谓的“先进生产方式”，都等同于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则意味着侵略、野蛮、征服、屠杀，而只能一齐予以拒绝。在这种自然而然的逻辑下，义和团当然被当作现实中“反帝”的榜样、先驱来对待了。所以，这时的翦伯赞把义和团运动看作是一个“曾经震撼世界的大农民暴动”，“是顽强而英勇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2]到1958年，翦氏又把这一点表述为：“义和团运动是中国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自发的农民战争，是一次自发的农民反帝爱国运动。”[3]刘大年当时则称义和团为“人民反帝运动”[4](P19)。另有人认为：“义和团运动是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反帝运动，反封建运动和反机器生产的运动，而以反侵略为主的运动。”[5]还有的读者则称这场运动的性质是“深刻的爱国运动和民族运动”。[5]50年代对义和团最权威也最无保留的评价是由周恩来总理作出的：“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正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6]这一评价的关键之处是把义和团运动与50年后的中国革命的胜利贯通起来了。义和团运动起源于此前不断发生的“教案”，起源于源远流长的民教冲突。如何看待和评价西方传教士及其活动，构成了如何评价义和团的一个侧面，而冷战语境中的传教士形象只能是罪恶的化身和帝国主义的组成部分。1952年的一篇文章在“外国传教士的罪恶”目下首先指出，西方强盗们对其他国家的侵略方式可概括为一个简单的公式：起初是传教士，然后为商人，最后便是军舰大炮。然后断定：“传教士，不仅是侵略者强盗的先锋，他们还以假仁假义的面孔，而且作为侵略强盗们的头等侦探，实际执行侵略强盗们的侵略政策，尽量发挥商品和军舰、大炮的效能。三者是有机联系与互相配合的……他们的罪行是数不完的。”[7]所以义和团的“仇教”、“灭洋”是无可非议的。
进一步地或者说彻底地把对义和团的评价与研究纳入到冷战语境中去，是60年代的事情。1960年8月25至28日在济南召开的全国首次义和团讨论会及其会议论文集，可以让后人充分领略“反帝反西方”的精神气候和时代氛围是如何左右对义和团的评价的。
《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选自这次会议。从这册20多万字的《论文集》看来，此次会议基本上是一次“纪念”性质的会议，甚少“学术讨论”的内容。之所以如此，完全是把作为历史事件的义和团置入冷战语境中予以观察与衡估的结果。声讨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罪行，是这次会议的主旨；而且，在声讨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时，除了历数他们镇压义和团的罪恶外，还主要控诉他们在现实中的表现。所有这些，都奠基在我们当时对世界大势的特定感受与观察以及以此为前提的基本假定和未来预期上：“当前的国际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帝国主义一天一天烂下去，社会主义一天一天地好起来。帝国主义在全世界做坏事，它的寿命不会很长了。”[8](P28)后来对义和团评价甚低的黎澍，当年也在这次会议上，以《帝国主义的寿命不会很长了——从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斗争说起》为题发表讲话，主要痛斥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系列侵略行径，预言罪恶的帝国主义制度一定也很快会灭亡。[8](P5-11)除黎澍外，还有两篇文章专门揭露美国镇压义和团和其他侵华罪行：一篇是《从义和团运动看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另一篇是《揭露美帝国主义在义和团运动期间的血腥罪行》。[8]在这种语境下，对义和团的评价可以想像。
与50年代相比，60年代这次会议对义和团评价的主要变化，是在分寸上已基本上没有保留和限制了。譬如，翦伯赞当年在承认义和团“是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前提下，并未忘记强调这次斗争“是带着狭隘性与落后性的”斗争；在肯定义和团是“农民战争”和“农民反帝爱国运动”的同时，也指出它们带有“自发”的性质；另有文章在指出义和团是“以反侵略为主的运动”的同时，并未忘记指出它还有“反机器生产”和“带有浓厚迷信色彩”的特点。这一切当然都是为了作出义和团有“笼统排外倾向”的判断。现在，这一切都不见了。听到的只是一片对义和团全面认同之声。黎澍说：“义和团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侵略运动的集中爆发。这个斗争是正义的和英勇的。义和团参加者强烈地表现了中国人民的不愿做奴隶的意志。”[8](P5)在“反传统”的启蒙语境下，义和团的形象是蒙昧的。现在，刘大年则认为，义和团“不愧为中国民族觉醒的代表”：“如果两年前的戊戌变法是民族觉醒过程中的一步，那么义和团就是一座巍然高耸的里程碑了……义和团进行的战争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的、进步的战争。”[8](P12-13)在关于义和团反不反封建的问题上，50年代人们的判断也是谨慎的、留有较大余地的：义和团是反封建的，但只是“本能地带有反封建的性质”，而且不可避免地“带着一些幼稚的、落后的历史传统——宗教迷信”[3]。到了现在，这种谨慎和留有余地的态度也消失了。这时，人们斩钉截铁地断定：义和团“是农民反封建的革命组织”；[8](P35)“义和团运动……提出了比较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口号”，“义和团运动是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革命运动……义和团是一支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贫苦农民占极大多数”。[8](P77.79)老实说，这已经不是事实认知而是价值判断了，这已经不是在“评价”历史，而是在“歌颂”历史了。如果说，“评价”历史已经意味着现实对过去的支配，那么，“歌颂”历史严格说来已经与学术研究无关了。但这种对义和团的没有限制与保留的“歌颂”却一直持续下来，直到在“文革”初期成本禹那里登峰造极。
“文化大革命”可以说创造了利用“历史”、“历史事件”来从事重大现实政治活动的奇迹。“文革”的全过程都伴随着政治对“历史”的毫无顾忌地放肆地利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充当了“文革”发动的引信，《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是“文革”深化的标志。此后的“评法批儒”和“评《水浒》批来江”，则意味着“文革”进入了新的阶段。即使放在“文革”阶段，《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在盗用“历史”方面也是格外刺目的。
前面说过，在高度评价、歌颂义和团方面，戚本禹并未创造什么。事实的确如此。戚氏此文说：“义和团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这是一次表现了中国人民历史首创精神的伟大运动。”“义和团的英勇斗争，是中国人民的光荣和骄傲。”“义和团的反帝爱国斗争是和反封建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义和团“始终坚 《语境、政治与历史：义和团运动评价50年(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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