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境、政治与历史：义和团运动评价50年
对海通以来的中国人而言，“西方”实在是一个有着太多根本对立内涵的概念。在多数时候，人们从“西方”中看到的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是野蛮的侵略、征服与屠杀；在另外的时候，人们从“西方”中看到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还有的时候，人们又从“西方”中看到了“现代化”、“政治民主”、“市场经济”、“自由主义”等内容。当然，也有的时候，人们认为“西方”中并无矛盾的内容，因为“现代化”、“政治民主”和“市场经济”意味着“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西方对中国人来说意味着“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则可以与野蛮的侵略、疯狂的屠杀划上等号。当人们把“西方”、“洋人”、“传教士”、“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一锅煮的时候，义和团运动就可能被赋予非同寻常的意义。而这正是戚本禹的逻辑。有人曾经觉得奇怪：对《清宫秘史》的不同评价，怎么会与“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问题扯到一块。其实，对戚本禹而言，这非常自然。《清宫秘史》既然倾向和同情光绪皇帝的维新变法，而维新变法就是向西方学习，向西方学习则必然首先要遵守人家的所谓“规则”，其中当然包括要遵守列强们所制订的所谓“国际关系准则”，如保护“洋人”及其所谓的在华利益等。这在欣赏“闭关锁国”政策的戚本禹等人看来，光绪皇帝怎能不是“卖国主义”呢？义和团运动又怎能不高于戊戌维新呢？
通过对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倾向的谴责，戚本禹此文实现了“一石三鸟”的目的：把光绪皇帝与国家主席刘少奇连接起来，把戊戌维新与义和团运动对立起来，把当年“灭洋”的举动与今天红卫兵的造反等同起来。历史与现实、昨天与今天、学术与政治之间的藩篱，就这样被全部撤除。在当时那种彻底与“西方”（侵华的“八国联军”是当时“西方”在造反青年中的主要形象）决裂的背景下，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的发生实在是一种合乎逻辑的结果。既然“敌人（西方）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还有什么必要与“西方”打交道，还有什么必要在国策上不往“东”走而向“西”去呢？假如说，1900年中国人对“西方”的“义和团”式拒绝具有足够的历史理由的话，那么，20世纪60年代中国执意不愿“睁眼看世界”，那就是我们自己的蒙昧！这种蒙昧既然通过对义和团的歌颂与认同表现出来，当时过境迁之后再通过对义和团的重新评价来打破这种“蒙昧”，也同样是合乎逻辑的。
“反封建”新启蒙语境中的义和团
现在看来，在1949年后50年间义和团研究史上掀起过波澜的文章仅有三篇：一篇就是刚刚评述过的戚本禹的文章，另外两篇则是左步青、章鸣九的《评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王致中的《封建蒙昧主义与义和团运动》。从某种角度看，左文与王文一起，可以说开辟了义和团评价史上的“新时期”。在估价这两篇文章所产生的影响和所代表的趋向时，必须联系“文革”结束之初的特定背景，尤其是必须联系黎澍当时的一些思想主张，因为此两文都明显是在黎澍有关见解的指导下成稿的。
在笔者看来，“文革”是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与反现代化思潮在中国的集中反映，发动“文革”的总指向，是用农业文明来抗拒和抵制工业文明，“文革”的失败所具有的一个可能意义是，它意味着一个古老的农业社会形态在世界工业文明大势面前的最终落幕。所以，“文革”的失败绝不是一个单纯的中国史事件而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一个绵延不绝的独特的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文明，也终于开始认同并汇入世界潮流之中了。具体到中国，可以看出，1949年后的主导性社会思潮是“反资本主义”——逐步清除近代以来积淀起来的“西方因素”（在这里“反西方”与“反资本主义”是互为表里的），“文革”不过是把这一思潮推向极端而已。“走资本主义道路”为什么能成为一项可以把国家主席置于死地的罪名？端在于“反资本主义”已成为控制、制导我们当时社会的主要思潮，成为一种被全民认可了的判断尺度，成为一顶绝大的政治帽子，成为一种话语暴力。但“文革”结束之初，人们发现，“反资本主义”的结果却导致向传统农业文明形态也即所谓“封建主义”的复归，林彪、“四人帮”对社会的统治被看作是黑暗的“封建复辟”。于是，对“文革”的否定很快就变成对“科学”与“民主”的向往、对近代化工业化的追求，对“西方”、“西化”的重新认识。这一切汇成一股新的社会思潮：“反封建主义”。在这股新的带有“霸权”意味的思潮影响下，对许多历史事件的评价都有一种与“文革”对着干的特征。对义和团的评价可以看做是这一特征的典型表现。
戊戌维新高于、优于义和团，资本主义性质的改良高于、优于任何农民运动农民革命，是1980年前后很有影响力、比较流行的一种见解。这种见解认为：
义和团是农民的自发斗争，一开始就使用了暴力手段，矛头对着外国侵略者，具有反帝爱国的革命性质。但是，它笼统排外，蔑视一切外国事物，带有农民落后的封建蒙昧的特点，因而最后不能不变成顽固派手中的工具而陷于失败。戊戌维新与义和团不可同日而语，它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改良运动。这次运动企图依靠当时统治阶级的开明君主的支持，实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表现了它的软弱性。但是这次运动代表了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第一次提出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要求采取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措施……这样一种变封建主义为资本主义的政治理想和救国途径，不管它多么不彻底、不切实，但却是以往几千年来农民运动从未提出，也不可能提出的，所以有划时代的意义，戊戌维新尽管由于本身的弱点和客观条件的限制，最后归于失败，然而它在中国却起了启蒙运动的除旧布新的作用，社会影响深远。在历史上的地位比任何一次农民运动重要得多。（注：黎澍：《一九七九年的中国历史学》，见《再思集》，第12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2月版。与黎澍持相同见解的文章这时还有：李时岳的《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0年1期），陈旭麓的《中国近代史上的爱国与卖国问题》（1980年1月8日《光明日报》）。这两篇文章在当时影响甚大，在那一时期的学术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在这种见解的导引下，与“文革”中人们千方百计地压低戊戌维新运动、抬高义和团运动地位的情形不同，千方百计地为戊戌维新说好话、为义和团运动指缺点。可以说，这是1980年前后总的观点倾向。
这时的人们对义和团的评价普遍较低，主因在于引入了新的评价参照。对19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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