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境、政治与历史：义和团运动评价50年
纪末叶的中国来说，向西方学习，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惟一的选择，对该时代一切历史是非的认定，都应放在这个时空坐标之内，是1980年前后人们持以估量义和团功过的基本尺度。因此，有的文章说：戊戌维新运动“对封建制度触动的深度，在中国漫长的封建历史上是破天荒的，不仅为历史上封建制度自身发展过程中曾发生的某些变法和改革所不可比拟，而且也为农民起义所不能企及。关键就在于它虽然软弱，但终归是表达了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方式的要求”。而“义和团运动的最主要缺点，就是它只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不反对封建的社会制度和清王朝的封建政权……义和团运动从来就没有提出一条改变封建制度的道路来”。更重要的是，“义和团作为自发的爱国的农民运动，恰恰由于它的农民的保守性与自发性使它不能摆脱封建制度的控制，而最终以悲剧的结局断送了它的正义的反帝壮举。义和团运动确实未能触动封建制度一根毫毛”。而且，义和团运动根本不是什么“革命运动”、“革命高潮”，因为“严格意义上的革命，只能是新的生产方式代替旧的生产方式，进步的社会制度代替腐朽的社会制度的深刻变革”，“埋葬封建制度的历史任务，只能由资产阶级的革命来完成，而不能由农民运动来完成”。[10]
“反封建”新启蒙语境下的义和团的形象，最后由王致中的文章绘制完成。《封建蒙昧主义与义和团运动》一文，在这时是一篇备受瞩目也备受非议的文章。它与“文革”中戚本禹的文章恰好站在两个极端上。《蒙昧》认为：“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严重危机面前，义和团诚然是一支巨大的反抗力量，但却远不是真正觉醒的革命力量。由于封建迷信色彩浓厚，使整个运动显得格外蒙昧落后。义和团运动不能持久，终归失败，封建迷信造成的蒙昧主义，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然后，此文纵论这种“蒙昧主义”在义和团运动中的表现：义和团诚然勇敢，但这种勇敢“很大程度却是靠对封建迷信来维持的”。义和团诚然有严明的纪律，但这种纪律“是靠封建迷信与死亡的恐惧来维持的”。义和团诚然“爱国反帝”，“但是在反帝中把斗争扩大到对‘外洋’事物一律加以排斥，那就是一种落后的表现，是并不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这种笼统排外，是一种历史的惰性力量，是封建蒙昧主义在义和团运动中的一个突出表现”。“由于封建蒙昧的作用，义和团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新的生产方式引入中国都是极其仇视的。”“帝国主义用炮舰侵略东方国家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要将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带给这些国家。”这“对近代中国摆脱停滞状态和被奴役地位，也是最根本最必须的条件，但它却遭到义和团的殊死反对”。因此，义和团“并不能成为历史前进的积极推动力量”。义和团诚然反光绪、反贪官，但并不“反封建”。而且，就高潮阶段的义和团运动来说，“却是一个‘奉旨造反’的运动，是中国农民在近代史上受封建统治者的一次大蒙蔽”，是封建主义框架内的一种现象。义和团诚然被“利用”，但正是由于它的落后与蒙昧，“才有可能被利用”。最后，“他们死于教，死于洋，死于官，不仅是被中外反动派的枪炮所杀害，而且是被封建蒙昧主义所杀害”。[11]
现在可以很明显地看得出来，“反封建”新启蒙语境中的义和团，与“反西方”冷战语境中的义和团一样，都是社会学意义上或意识形态层面上的义和团，均非上或学术层面上的义和团。新启蒙语境中的这些义和团论文，也与戚本禹的文章一样，实际上多数是政论、时论，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史论”，实际上是通过研究历史来曲折地表达政见。对义和团运动中的“封建主义”倾向的清算，实际上是对现实生活中“封建主义”现象的间接批判，正如《蒙昧》一文的作者所言：指责义和团的“封建建蒙昧”，“不过是要摆脱新的蒙昧，是要清算自己与同时代的青年于十余年前因被林彪、‘四人帮’一类骗子愚弄与蒙蔽所犯的错误”而已。因此，上述见解的社会学意义当然大于科学意义，思想史上的意义当然大于学术史上的意义，启蒙的意义当然大于建设的意义。
这一时期关于义和团有很激烈的争论，但这基本上仍是意识形态之争而非学术之争。争论是围绕着上述文章所提出的两个问题展开的：义和团与清廷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关系？义和团的仇教灭洋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举动？前一个问题在讨论中具体化为“义和团是反封建还是受封建主义蒙蔽”？后一个问题在讨论中也具体化为“义和团仇教灭洋的实质是反帝爱国还是排外主义”？学者们就这两个问题发表了许多意见，而且主要是肯定性意见，特别是对《蒙昧》一文所持的见解展开了反击（注：参见1980年，1981年的有关义和团论文与“座谈纪要”及相关综述、报道。）。这种“一边倒”的倾向到1981年后还得到进一步强化，“蒙昧主义”说甚至被目为史学领域里的“政治问题”。这当然与这一时期的“乍寒乍暖”的精神气候有关。应该说，这并非“政治”对“学术”的干预！如同上述，这一时期的关于义和团、尤其是针对戚本禹的义和团文章，并非纯粹的学术文章，其中的观点也并非纯粹的学术见解。所以，批评者从社会政治的角度提出问题也就不应视为故意“上纲上线”。应该看到， 1980年前后的若干年，整个中国社会正处在再作选择的重新走向之中，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虽然已经提出，重新打量、对待西方的进程虽然已经启动，但强大的历史惯性运动不是一下子就能终止的。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尤其如此。在这个层面上，究竟主要是“反资本主义”还是“反封建主义”，人们还在犹豫不决。“反资本主义”，在逻辑上不能不肯定灭洋的义和团，“反封建主义”，不能不否定“扶清”的义和团。这时的“乍寒乍暖”，正是这种犹豫不决的表征。肯定或否定义和团的某些属性，实际上是基于研究者的不同的社会政治假设之上的。不难看出，对义和团的评价与对近代史发展线索的把握密不可分。而所谓“线索问题”说到底是研究者的一种价值预设。按照“三大高潮”说，义和团的地位甚高；按照“四个阶梯”说，义和团的地位很低，甚至没有地位可言。对义和团的估价与定位，以对整个中国近代史趋向的判断为前提，这种判断又以研究者对自身所在的社会及其发展趋向的把握和感受为前提。所以，说到底，上边所提出的那两个争论的焦点问题，仍是意识形态命题而非纯粹的学术命题。实际上，环绕义和团的性质、地位与评价所展开的争论，大部分只具有意识形态的意义。
围绕着对义和团的评价所展开的论争，在1980年11月于济南召开的义和团运动8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达到顶峰。其结果，则是“反封建”新启蒙语境的迅速终结和“冷战话语”的强烈反弹。据《义和团研究会会刊·义和团运动史学术讨论会专辑》（1980年12月）所载会议消息称：此次会议共收到论文111篇，其中，“义和团的历史作用及其评价32篇”，“义和团性质方面的5篇”（为义和固定性与评价义和团完全是一回事），可以推知，在这37篇文章中，肯定各种评价意见都有。但后来结集出版的《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却只收入了对《蒙昧》一文持批评态度一方的文章。[12]尤令人回味的是，黎澍在会议的开幕式上，以《中西文化问题》为题作了主题发言，但他的这个发言却受到了冷遇：不仅《专辑》未予选登，在《讨论文集》上也不见踪影。个中缘由， 《语境、政治与历史：义和团运动评价50年(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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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封建”新启蒙语境下的义和团的形象，最后由王致中的文章绘制完成。《封建蒙昧主义与义和团运动》一文，在这时是一篇备受瞩目也备受非议的文章。它与“文革”中戚本禹的文章恰好站在两个极端上。《蒙昧》认为：“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严重危机面前，义和团诚然是一支巨大的反抗力量，但却远不是真正觉醒的革命力量。由于封建迷信色彩浓厚，使整个运动显得格外蒙昧落后。义和团运动不能持久，终归失败，封建迷信造成的蒙昧主义，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然后，此文纵论这种“蒙昧主义”在义和团运动中的表现：义和团诚然勇敢，但这种勇敢“很大程度却是靠对封建迷信来维持的”。义和团诚然有严明的纪律，但这种纪律“是靠封建迷信与死亡的恐惧来维持的”。义和团诚然“爱国反帝”，“但是在反帝中把斗争扩大到对‘外洋’事物一律加以排斥，那就是一种落后的表现，是并不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这种笼统排外，是一种历史的惰性力量，是封建蒙昧主义在义和团运动中的一个突出表现”。“由于封建蒙昧的作用，义和团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新的生产方式引入中国都是极其仇视的。”“帝国主义用炮舰侵略东方国家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要将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带给这些国家。”这“对近代中国摆脱停滞状态和被奴役地位，也是最根本最必须的条件，但它却遭到义和团的殊死反对”。因此，义和团“并不能成为历史前进的积极推动力量”。义和团诚然反光绪、反贪官，但并不“反封建”。而且，就高潮阶段的义和团运动来说，“却是一个‘奉旨造反’的运动，是中国农民在近代史上受封建统治者的一次大蒙蔽”，是封建主义框架内的一种现象。义和团诚然被“利用”，但正是由于它的落后与蒙昧，“才有可能被利用”。最后，“他们死于教，死于洋，死于官，不仅是被中外反动派的枪炮所杀害，而且是被封建蒙昧主义所杀害”。[11]
现在可以很明显地看得出来，“反封建”新启蒙语境中的义和团，与“反西方”冷战语境中的义和团一样，都是社会学意义上或意识形态层面上的义和团，均非上或学术层面上的义和团。新启蒙语境中的这些义和团论文，也与戚本禹的文章一样，实际上多数是政论、时论，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史论”，实际上是通过研究历史来曲折地表达政见。对义和团运动中的“封建主义”倾向的清算，实际上是对现实生活中“封建主义”现象的间接批判，正如《蒙昧》一文的作者所言：指责义和团的“封建建蒙昧”，“不过是要摆脱新的蒙昧，是要清算自己与同时代的青年于十余年前因被林彪、‘四人帮’一类骗子愚弄与蒙蔽所犯的错误”而已。因此，上述见解的社会学意义当然大于科学意义，思想史上的意义当然大于学术史上的意义，启蒙的意义当然大于建设的意义。
这一时期关于义和团有很激烈的争论，但这基本上仍是意识形态之争而非学术之争。争论是围绕着上述文章所提出的两个问题展开的：义和团与清廷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关系？义和团的仇教灭洋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举动？前一个问题在讨论中具体化为“义和团是反封建还是受封建主义蒙蔽”？后一个问题在讨论中也具体化为“义和团仇教灭洋的实质是反帝爱国还是排外主义”？学者们就这两个问题发表了许多意见，而且主要是肯定性意见，特别是对《蒙昧》一文所持的见解展开了反击（注：参见1980年，1981年的有关义和团论文与“座谈纪要”及相关综述、报道。）。这种“一边倒”的倾向到1981年后还得到进一步强化，“蒙昧主义”说甚至被目为史学领域里的“政治问题”。这当然与这一时期的“乍寒乍暖”的精神气候有关。应该说，这并非“政治”对“学术”的干预！如同上述，这一时期的关于义和团、尤其是针对戚本禹的义和团文章，并非纯粹的学术文章，其中的观点也并非纯粹的学术见解。所以，批评者从社会政治的角度提出问题也就不应视为故意“上纲上线”。应该看到， 1980年前后的若干年，整个中国社会正处在再作选择的重新走向之中，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虽然已经提出，重新打量、对待西方的进程虽然已经启动，但强大的历史惯性运动不是一下子就能终止的。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尤其如此。在这个层面上，究竟主要是“反资本主义”还是“反封建主义”，人们还在犹豫不决。“反资本主义”，在逻辑上不能不肯定灭洋的义和团，“反封建主义”，不能不否定“扶清”的义和团。这时的“乍寒乍暖”，正是这种犹豫不决的表征。肯定或否定义和团的某些属性，实际上是基于研究者的不同的社会政治假设之上的。不难看出，对义和团的评价与对近代史发展线索的把握密不可分。而所谓“线索问题”说到底是研究者的一种价值预设。按照“三大高潮”说，义和团的地位甚高；按照“四个阶梯”说，义和团的地位很低，甚至没有地位可言。对义和团的估价与定位，以对整个中国近代史趋向的判断为前提，这种判断又以研究者对自身所在的社会及其发展趋向的把握和感受为前提。所以，说到底，上边所提出的那两个争论的焦点问题，仍是意识形态命题而非纯粹的学术命题。实际上，环绕义和团的性质、地位与评价所展开的争论，大部分只具有意识形态的意义。
围绕着对义和团的评价所展开的论争，在1980年11月于济南召开的义和团运动8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达到顶峰。其结果，则是“反封建”新启蒙语境的迅速终结和“冷战话语”的强烈反弹。据《义和团研究会会刊·义和团运动史学术讨论会专辑》（1980年12月）所载会议消息称：此次会议共收到论文111篇，其中，“义和团的历史作用及其评价32篇”，“义和团性质方面的5篇”（为义和固定性与评价义和团完全是一回事），可以推知，在这37篇文章中，肯定各种评价意见都有。但后来结集出版的《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却只收入了对《蒙昧》一文持批评态度一方的文章。[12]尤令人回味的是，黎澍在会议的开幕式上，以《中西文化问题》为题作了主题发言，但他的这个发言却受到了冷遇：不仅《专辑》未予选登，在《讨论文集》上也不见踪影。个中缘由， 《语境、政治与历史：义和团运动评价50年(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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