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境、政治与历史：义和团运动评价50年
义和团研究领域中新启蒙话语的忽起忽落、冷战语境的迅速反弹，进一步说明了下面两个基本事实的存在。尽管已经打开了通向西方的国门，尽管市场取向式的改革政策已经出台，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学界，仍实在很难立即从对“西方”爱恨交织的情感矛盾中脱身出来。
在19世纪和20世纪，西方既表现为帝国主义，又体现为现代化，这两方面同样成为义和团运动的起因与目标……当西方被定性为侵略者和剥削者（魔鬼般的西方）时，义和团对西方的反抗使中国的爱国者深感满足，并很容易被冠以赞美之词。然而，当西方被看成是现代生活的源泉（天使般的西方）时，义和团那种……毁坏西方电报电话设施、铁路和汽轮船的行为，则往往成为造成严重困境的缘由而遭到严厉的谴责……这就使得中国历史学很难对义和团有一致的看法，也无法确定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了。而且，这并非是一个可能会瞬时即逝的问题。[1]
这是其一。其二，“反帝爱国”，尽管是在救亡语境、冷战语境中对义和团所作的定位，但这一定位也的确包含着不受这一语境制约的真实的历史内容。换句话说，尽管是出于发泄对“西方”的不满与怨恨，义和团运动在较长的时间内成为民族主义思潮的象征，但把义和团运动的性质概括为“反帝爱国”，还是具有相当的学术依据的。这部分学术依据当然不会随着冷战语境的消失而消失。所以，当蔑视或轻忽这部分依据时，它可能就会反弹。不过，在坚信这一点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历史本身其实并不曾固有什么性质等待人们去发现。历史的性质实际上是后人赋予的，带有后设性。而且，每一种对性质的概括都是在对真相的偏离中形成的，但历史研究又不能没有这种概括——以把繁杂的历史简约化，所以，我们只能取那种偏离度最小的概括。也就是说，对历史性质的界定，应离这种历史的原生态越近越好。就义和团而言，人们最早把这一运动概括为“反洋教”，后又进一步概括为“反西方列强”，最后才形成“反帝国主义”的概括。显然，“反洋教”比“反帝”离历史的本相更近。“反洋教”既能为历史当事者所理解，又能为后人所悉知。而“反帝”，显然是后来者的语话，义和团的团民们肯定不知道“反帝”为何物。何况，“反帝”所包含的内容远比“反洋教”广泛得多，也复杂得多。这样，用“反帝”来定位义和团，可能反而会影响人们对义和团这一特定历史现象的把握。但不管怎么说，“反帝”说中毕竟内在地包含了“反洋教”这一真实的历史内容。当人们有意无意地淡化这一内容并试图将这一内容向“排外主义”偏转时，它受到纠正，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反激进主义”学术语境中的义和团
如果说1960年在济南召开的那次义和团纪念会议是冷战话语占主导地位，1980年的义和团运动史讨论会是冷战话语与新启蒙话语胶着对峙的话，那么，1990年的“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讨论会，则是这一敏感的研究领域中学术语境已经占上风的标志。在《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学术气息是如此的稀薄，以致于使后人几乎一点也嗅不到，充斥其中的绝大部分是“一边倒”的意识形态评价；在《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中，尽管科学之外的色彩仍十分浓厚——“评价”的内容构成此书的主体，但真正的学术探讨毕竟出现了，并构成这次会议中的一大亮点；而《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则是一部货真价实的学术论文集，“如何评价义和团”的内容仍然存在并列在此书的首位，但从篇幅上看，只占全书的十分之一强。仅就评价而论，无论是基本肯定还是倾向于批评，调门都大大降低。更重要是，“评价”本身的学术含量在大大加强，不可避免的、仅有的意识形态色彩也被学术内容最大限度的稀释了。可以说，发生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义和团事件，直到20世纪末叶才开始受到理性冷静的对待，才真正被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来处理。
这里必须强调的是，1990年的这次会议是整个80年代学术积累的结果。应该看到，在义和团的研究与评价中，始终存在着两条线索的交错或冲突：意识形态或社会政治对义和团的利用与史家对义和团原始面目的学术认知。义和团研究中的这两种倾向在多数时期是相互排斥的。从1949年至70年代末期，社会政治把义和团作为象征性资源来开发汲取的倾向占主导地位，学术认知倾向虽然存在，但主要是作为一种副产品、附属物而出现的；从80年代初开始，虽然义和团研究与评价仍笼罩在意识形态话语之中，但学术认知的倾向显然在一步步强化，学术认知的成份在逐渐增大。如同有的学者所说，对义和团的神话化从20世纪20年代始至60年代达到顶峰的话，那么，1980年的那次会议可以说开启了一个对义和团的“祛魅”进程。对义和团研究与评价来说，整个80年代是一个过渡与转型时期，正是这个时期，为90年代认知倾向占主导地位作了必要的准备。
在1990年的这次会议上和此后90年代的义和团史学界，人们在评价义和团时所发生的最重要变化，是视野放宽了，而且主要是把义和团置于学术视野之内。如同路遥先生所言，过去我们“往往惯于纯从‘反帝斗争’的视角”和“阶级斗争视角”去观察义和团，结果，往往导致“把奇幻诡异的历史画面简单化”，而无法揭露历史深处的隐秘。正确的做法是：“在考察这一复杂的历史事件时……应从社会结构、文化心态、民俗传统、地域环境以及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相互关系等多层次、多视角去探幽。”[14]换句话说，应把义和团从过去的政治或意识形态平台上移置到现在的跨学科的学术平台上去观察和评价。一旦这种“移置”完成，传统的义和团运动画面就会呈现出另外的面貌。这在1990年的义和团讨论会上即有初步的展示。这次会议共围绕着六个大的主题而展开研讨：义和团运动评价；义和团运动的社会、文化成因；义和团运动与秘密社会；义和团运动与西方在华教会、教案；义和团运动与国内政治；义和团运动与世界。老实说，这些主题、尤其是若干前所未有的主题下的文章，给学界更深入、更精细、更恰切、更平实地从科学层面上估价义和团运动的性质与意义提供了众多有说服力的细节，在很大程度上修正了传统的历史画面。不过，在笔者看来，给传统历史画面以大面积敲击，可作为把义和团从意识形态迷雾中初步清洗出来并还原到事实基础上来的标志性成果的，可能是林华国先生的《义和团史事考》一书。
此书在义和团评价史上出现的最重要意义，是促使人们进一步反省据以评估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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