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境、政治与历史：义和团运动评价50年

和团的“立场”问题。长期以来，对义和团评价产生支配性影响的不外四种立场：正统立场、西方立场、民间立场（义和团立场，亦即通常说的“阶级立场”）和民族或种族立场。立场不同，可能是造成义和团评价百年歧异的深层原因之一。但除了上述立场之外，作为一个职业历史学家，是否还应该分出另一只脚踏在另一种立场上，那就是学者立场；尽可能不站在历史当事者的任何一方的立场上，只问史实是非，不计学术之外的利害。我认为，《义和团史事考》一书已接近这一立场。这从它的许多结论性意见中可以反映出来。这些意见的特点，是从准确的事实出发，实事求是。譬如，在抗击八国联军的反侵略战争中，清军与义和团各起了多大作用？多年流行的看法是，义和团起了主力作用，清军作用甚微。作者则在谈到抗击联军最烈的天津战役时指出：“在整个天津战役中，担任中方主力的基本上是清军，义和团只是在最后时期……才担当起主力的任务。”[15](P130)阻截西摩尔军进京之役也同样如此：“在杀伤敌军方面，清军起了主要作用。”[15](P126)在谈到“庚子围攻使馆事件真相”时，作者说：“进攻使馆的基本力量自始至终是清军。而义和团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15](P107)在谈到“清政府决定宣战的真正原因”时，作者说，人们通常认为，西太后一贯媚外卖国，绝不会有反侵略动机，除非危及到她个人的权位。作者认为：“这种看法实在把西太后过于简单化、脸谱化了……不能……认为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反抗外国的侵略……她的卖国不能不有一定限度，而不可能是‘彻底’的。当外国侵略者对中国尚存的部分主权形成了过大的威胁，危及中国的半独立地位时，她也不得不采取一些反抗侵略的行动，直至下令进行反侵略战争。”这次下诏宣战正是这样。[15](P82)诸如此类的结论性意见在此书中比比皆是，而且皆就一些关键性问题而发，更重要的是，这些意见皆言之凿凿，证据充分。作者虽然没有对义和团的整体评价给出基本的结论，但却颠覆了已有的一些基本结论。如“庚子围攻使馆事件”，褒之者谓是义和团的“功绩”，贬义者谓是义和团的“蒙昧”，两者的前提是断定围攻使馆的主要力量是义和团。但作者却通过细密的考证后得出“进攻使馆的基本力量自始至终是清军”的结论，这对义和团评价来说，意义当然就非同小可了。
　　“反帝爱国”运动和“封建蒙昧主义”运动，是对义和团百年评价中的两种基本结论，尽管这两大结论本身尖锐对立。柯文教授在90年代的论著中，则对上述两大基本结论同时提出了质疑。在他看来，上述两种基本评价实际上是追求不同社会趋向的政治家、思想家根据自身需要所制造出来的两种“神话”，不能作为职业历史学家的学术评价来看待。柯文认为：“被神话化的过去与被视为历史的过去是迥然不同的。”历史学家旨在忠实地还原并理解和解释过去，“而神话制造者们则对理解过去鲜有兴趣，他们更关注的是用过去来满足今天政治、思想和心理上的需求”。更何况“被神话化了的过去是不需要历史的准确与正确的”。[1]用“反帝爱国”与“封建迷信”来界定义和团的性质与意义，为什么有问题呢？柯文说：“由于这些词汇过于充斥着20世纪政治与文化方面的诉求，那就损害了历史学家更为忠实地理解义和团经验所作的探索。将义和团的民间宗教信仰及实践界定为‘迷信’，那就意味着对这些信仰与实践采取一种基本敌视的态度，致使要对义和团本身是如何看待这些信仰与实践及其在义和团的知识和感情世界中所起的作用作出更深刻的评断，就显得更为困难了。同样的是将‘反帝爱国’的标签牵强附会地贴在义和团上面则使各色各样、错综复杂的动机极端简单化了，从而严重阻碍了对这些动机进一步的研究，而这些动机则促使义和团在各种有影响力的起因果作用的因素中，帝国主义（不论其何等重要）不是唯一的因素，而且反抗帝国主义影响的行动也不必定是由‘爱国主义’或‘反帝’促成的氛围中就其所为而行。”[1]在另一个场合，柯文又说：义和团“给中国人和外国人的普通想像力带来了一系列极有影响也许有些相互矛盾的神话。在西方，义和团在20世纪前几十年中被广泛地看作‘黄祸的化身’，‘义和团主义这一名词使人想像到危险、排外、非理性和野蛮的累象’。20世纪20年代初年以前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义和团往往抱有同样的看法，同时又补充上‘迷信’与‘落后’的形容词。另一方面，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和反外主义高潮时期……中国的革命者又开始将义和团再造进一个更具正面意义的神话之中，其中心是‘爱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品质。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这种把义和团看作反侵略英雄斗士的肯定性观点在大陆中国人（以及某些在美国的华裔）中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柯文的结论是：“作为事件的义和团代表了对过去的特定解读，而作为神话的义和团则代表了对现在的特定解读中对过去的利用。”[16]
　　在百年中国为义和团运动所做出的许多基本结论中，也许只有“反帝爱国”带有最基本的性质。这是惟一一个50年来为各方各派所认可的一个定位，包括黎澍与王致中等对义和团持强烈批评态度者，也把这一定位当作前提来维护。现在，柯文把这种定位当作“神话”和“标签”来重新予以思考，他的这一思考将在多大程度上为中国学者所接受，实难预测。也许这是那些对这四个字背后所蕴含的强烈、屈辱的民族情感缺乏感同身受式体验的“西方”学者的偏见！但是，在这个“偏见”中却内在地具有对未来义和团评价、研究有意义的两点思考。首先，要求史家超越既有的评价和定位，在学术的层面上，把探讨的触角伸向历史的纵深处，还原出义和团事件的原始面目。柯文说，义和团研究要深入到“过去的创造者所经历过的过去”中，也就是要“探寻经历过义和团不同阶段的直接参与者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多半是由于生存原因而加入其村庄义和团组织的中国青年农民、在起义高潮时期散居在被干旱焦灼着的华北平原上的不安的传教士、1900年初夏被困在战火蹂躏的天津城内的中国和外国居民——简言之，那些并不知道能否从各自的生死关头逃脱出来的个人，那些头脑中事先并没有整个‘事件’代码的个人，那些因之而只能以与历史学家追溯回读式建构完全不同的方式来概念化他们经历的个人”。同时，还要“把1900年华北的整个经历分成某些剖面来进行考察——干旱、大众性降神附体、法术和女性禁忌、讹言与死亡”等，而且，要“投入感情，以发现普通人——义和团民、非团民的中国人、传教士——‘理解世界’的方式”。[16]总之，在柯文看来，义和团研究要回到学术中来，按照义和团事件的原始面目来写作义和团的历史。
　　其次，若要实现“按照义和团事件的原始面目写作义和团的历史”的要求，必须走出“充斥着二十世纪政治与文化方面的诉求”的话语系统。否则，用“充斥着20世纪政治与文化方面的诉求”的话语去描述、反映义和团事件，可能会远离历史的真相。的确，像“反不反帝”、“排外与否”、“是否反封建”、“反帝反封建”、“封建主义”、“封建迷信”、“愚昧落后”、“蒙昧主义”、“近代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现代化”、“西方文化”、“西化”等概念，均属“充斥着20世纪政治与文化方面的诉求”的意识形态话语或特定的政治话语，在这种话语系统内部提出的一些命题如“义和团是否反封建”之类，大都是些意识形态命题，而非学术命题。用这套话语、在这套话语系统内部对义和团作出的定位，多是社会学方面的评

《语境、政治与历史：义和团运动评价50年(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