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境、政治与历史：义和团运动评价50年
价，而不是历史学方面的概括。其实，何止义和团研究领域如此，在历史研究的众多领域可能均如此。长期以来，我们的史学界与政治社会共用一套话语，并没有自己的一套独立于政治社会的话语系统，这样，我们对包括义和团事件在内的众多历史事件的评价与定位，充斥着社会政治方面的诉求，就丝毫也不奇怪了。
这里，事实上再次提出了在“文革”后被反复讨论过但迄今仍未解决的一个老问题：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对今天的学术界而言，这可能依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在谈到对义和团的百年研究与评价时，这是一个不应回避的问题。因为从上述可知，政治因素显然构成了左右义和团评价的基本因素。
就学术与政治的最一般关系而言，严格地讲，学术应该而且必须独立于政治，因为这是两个规则完全不同的场所：前者只应服从真理、跟着事实走，属是非之间的取舍，后者必须听命于权力，策略至上，属利害之间的权衡。学术可以而且应该独立于政治，但学术无法脱离于政治。前者说的是学术作为一种精神活动的自主性，后者强调的是学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与政治的相关性：学术到处处于权力所织成的网络之中，在许多情况下看来也不能不权衡利害。以往学术界的问题是把政治与学术之间的这种“相关性”完全等同于“同一性”，几乎把所有的学术问题都看作政治问题，走向极端者则把学术讨论视为“阶级斗争的反映”。这种“泛政治化”政策直接导致意识形态对学术长达数十年的侵吞，后果有目共睹。正是基于这种背景，“文革”结束后的最初几年，相当一部分学者主张将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分开，以争取学术问题可以自由讨论的空间。这种要求显然在注意到了学术“自主性”的同时又忽略了它与政治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是不是在下述两个主要的方面表现出来：第一，从学术与政治作为两种独立的互相外在的现象来看，充分的学术“自主性”的实现必须辅之以相应的政治条件。如果公民（学者首先是公民）“在政治上不能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学术问题的自由讨论也就没有保障”。“要求分清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争取学术问题得以自由讨论，实际上就是承认可以不要政治上的言论自由，只要讨论学术问题的自由。”[17](P107)但是一旦将学术问题指为政治问题，那时，任何讨论的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学术时刻处于权力所织成的网络之中”，所以这种变学术问题为政治问题的可能随时都存在。第二，从学术自身的政治属性的浓淡来看，学术与政治既有“难解难分”的时候，也有“井水不犯河水”的时候。譬如，中国上古史、中古史上的许多问题，基本与“政治”无涉，也就谈不上有什么“相关性”的问题。但是，中国近现代、特别是当代史上的许多问题，就与“政治”关涉度甚高，在中国现有“国情”下甚至具有直接的现实性。政治并非均等地出现在所有学术问题上。这有两种情形需要厘清，即“政治性的学术问题”和“学术性的政治问题”。前者说的是某些选题大体上可以作为不计现实利害的学术研究的对象来对待，但又具有不可否认的或多或少的政治属性；后者说的是某些问题带有直接的政治性或其本身就是政治问题，但可以从学术的视角或在学术的层面上加以观察和探讨。限于篇幅，这里对后者略而不谈，仅想以“义和团运动”为例，进一步谈一下前一种情形。
如同本文在开始时所强调的，“义和团运动”虽已成为一个世纪前的历史事件，但由于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仍处在“义和团”所提出的问题的笼罩之下，所以这一课题本身仍带有一定的政治性。“历史是稳定凝结了的现实，现实是流动变化着的历史。历史研究工作应以过去稳定了的现实为范围。”[18]纯就“事实”而言，“义和团运动”看来早就进入历史之中，但就其“意义”而言，这一运动仍与现实息息相通，仍处在“变动不居”的过程之中，其中最大的变数，是这一运动象征的民族主义。“政治”这一概念无疑具有多方面的内涵，“民族性”则是当今政治最基本的属性之一。随着“现代化”所导致的“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以“民族主义”为内容的政治也愈趋尖锐起来。“义和团运动”虽已凝固为“过去”，但它却是遗留在中华民族身上的一块面积最大、创伤最深的疤，而且这块疤又与民族最敏感的神经相连：民族尊严。“八国联军”与“庚子赔款”，对这种尊严的伤害可能太深了。一有“风吹草动”、“阴天下雨”，这块看似凝固的疤就会隐隐作痛。中华民族作为当今世界上一个尊严感最强却又处在弱势地位上的民族，当其尊严得不到应有尊重、甚至还被冒犯的时候，如何完全不计现实利害、平心静气的估价历史上的义和团运动，的确是一个值得正视、更值得探讨的问题。在严格遵循学术尺度的同时，又无法摆脱以“民族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的制约，看来，21世纪初叶的义和团研究与评价，仍将处在这种学术与政治的紧张之中，仍将处在职业历史学家的求真良知与民族情感的冲突之中，仍将处在一个公民的理性与价值的撕裂之中。
参考文献：
[1]（美）柯文．有争议的往事：作为历史神话的义和团[A]．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C]．济南：齐鲁书社，1992．
[2]翦伯赞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序言[M]．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
[3]翦伯赞．义和团运动[J]．历史教学，1958,(5)．
[4]刘大年．美国侵华简史[M]．北京：新华时事丛刊社，1950．
[5]周南．义和团运动是什么性质？这运动是怎样发生的？[J]．历史教学，1954,(11)．
[6]周恩来．在北京各界欢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1955-12-12．
[7]司缓延．义和团运动(1900-1901)——中国近代史讲课记录[J]．历史教学，1952,(3)．
[8]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C]．北京：中华书局，1961．
[9]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J]．红旗，1967,(3)．
[10]左步青、章鸣九．评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J]．红旗，1979,(12)．
[11]王致中．封建蒙昧主义与义和团运动[J]．历史研究，1980,(1)．
[12]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C]．济南：齐鲁书社，1982．
[13]黎澍．中西文化问题[J]．历史研究，1989,(3)．
[14]路遥主编．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前言[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
[15]林华国．义和团史事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16]（美）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序[J]．义和团研究会通讯，1997,(5)．
[17]黎澍．黎澍自选集[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
[18]孙思白．试论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与区别[A]．历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C]．北京：红旗出版社，1983． 《语境、政治与历史：义和团运动评价50年(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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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事实上再次提出了在“文革”后被反复讨论过但迄今仍未解决的一个老问题：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对今天的学术界而言，这可能依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在谈到对义和团的百年研究与评价时，这是一个不应回避的问题。因为从上述可知，政治因素显然构成了左右义和团评价的基本因素。
就学术与政治的最一般关系而言，严格地讲，学术应该而且必须独立于政治，因为这是两个规则完全不同的场所：前者只应服从真理、跟着事实走，属是非之间的取舍，后者必须听命于权力，策略至上，属利害之间的权衡。学术可以而且应该独立于政治，但学术无法脱离于政治。前者说的是学术作为一种精神活动的自主性，后者强调的是学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与政治的相关性：学术到处处于权力所织成的网络之中，在许多情况下看来也不能不权衡利害。以往学术界的问题是把政治与学术之间的这种“相关性”完全等同于“同一性”，几乎把所有的学术问题都看作政治问题，走向极端者则把学术讨论视为“阶级斗争的反映”。这种“泛政治化”政策直接导致意识形态对学术长达数十年的侵吞，后果有目共睹。正是基于这种背景，“文革”结束后的最初几年，相当一部分学者主张将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分开，以争取学术问题可以自由讨论的空间。这种要求显然在注意到了学术“自主性”的同时又忽略了它与政治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是不是在下述两个主要的方面表现出来：第一，从学术与政治作为两种独立的互相外在的现象来看，充分的学术“自主性”的实现必须辅之以相应的政治条件。如果公民（学者首先是公民）“在政治上不能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学术问题的自由讨论也就没有保障”。“要求分清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争取学术问题得以自由讨论，实际上就是承认可以不要政治上的言论自由，只要讨论学术问题的自由。”[17](P107)但是一旦将学术问题指为政治问题，那时，任何讨论的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学术时刻处于权力所织成的网络之中”，所以这种变学术问题为政治问题的可能随时都存在。第二，从学术自身的政治属性的浓淡来看，学术与政治既有“难解难分”的时候，也有“井水不犯河水”的时候。譬如，中国上古史、中古史上的许多问题，基本与“政治”无涉，也就谈不上有什么“相关性”的问题。但是，中国近现代、特别是当代史上的许多问题，就与“政治”关涉度甚高，在中国现有“国情”下甚至具有直接的现实性。政治并非均等地出现在所有学术问题上。这有两种情形需要厘清，即“政治性的学术问题”和“学术性的政治问题”。前者说的是某些选题大体上可以作为不计现实利害的学术研究的对象来对待，但又具有不可否认的或多或少的政治属性；后者说的是某些问题带有直接的政治性或其本身就是政治问题，但可以从学术的视角或在学术的层面上加以观察和探讨。限于篇幅，这里对后者略而不谈，仅想以“义和团运动”为例，进一步谈一下前一种情形。
如同本文在开始时所强调的，“义和团运动”虽已成为一个世纪前的历史事件，但由于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仍处在“义和团”所提出的问题的笼罩之下，所以这一课题本身仍带有一定的政治性。“历史是稳定凝结了的现实，现实是流动变化着的历史。历史研究工作应以过去稳定了的现实为范围。”[18]纯就“事实”而言，“义和团运动”看来早就进入历史之中，但就其“意义”而言，这一运动仍与现实息息相通，仍处在“变动不居”的过程之中，其中最大的变数，是这一运动象征的民族主义。“政治”这一概念无疑具有多方面的内涵，“民族性”则是当今政治最基本的属性之一。随着“现代化”所导致的“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以“民族主义”为内容的政治也愈趋尖锐起来。“义和团运动”虽已凝固为“过去”，但它却是遗留在中华民族身上的一块面积最大、创伤最深的疤，而且这块疤又与民族最敏感的神经相连：民族尊严。“八国联军”与“庚子赔款”，对这种尊严的伤害可能太深了。一有“风吹草动”、“阴天下雨”，这块看似凝固的疤就会隐隐作痛。中华民族作为当今世界上一个尊严感最强却又处在弱势地位上的民族，当其尊严得不到应有尊重、甚至还被冒犯的时候，如何完全不计现实利害、平心静气的估价历史上的义和团运动，的确是一个值得正视、更值得探讨的问题。在严格遵循学术尺度的同时，又无法摆脱以“民族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的制约，看来，21世纪初叶的义和团研究与评价，仍将处在这种学术与政治的紧张之中，仍将处在职业历史学家的求真良知与民族情感的冲突之中，仍将处在一个公民的理性与价值的撕裂之中。
参考文献：
[1]（美）柯文．有争议的往事：作为历史神话的义和团[A]．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C]．济南：齐鲁书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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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司缓延．义和团运动(1900-1901)——中国近代史讲课记录[J]．历史教学，1952,(3)．
[8]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C]．北京：中华书局，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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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黎澍．黎澍自选集[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
[18]孙思白．试论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与区别[A]．历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C]．北京：红旗出版社，1983． 《语境、政治与历史：义和团运动评价50年(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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