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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亡国的缘由


得知制诰,一屠沽耳!”(12)蔡京与王安石不是一回事,甚至完全相反。就个人品质来说,王安石以“不好声色、不爱官职、不殖货利”(13)而著称。当时人大多肯定他“节俭恬退,素行亦好。”(14)王安石“性简率,不事修饰家养,衣食粗恶,一无所择。”(15)相反,蔡京则以“享用侈靡”而闻名。他“喜食鹑”,“一羹数百命,下箸犹未足”;(16)喜食蟹黄馒头,“一味为钱一千三百余缗”。(17)他喜焚香熏衣,居室之中“满室如雾”,“衣冠芬馥”。(18)其“名园甲第亚于宫禁”,宅第之中,姬妾成群,“慕容氏等皆封国夫人”。(19)这类记载太多,不胜其举。王安石虽不爱官职,然而一旦身居要职,即尽力将其政治理想变为政治实践,并始终坚持。连他早年的好友、后来的政敌司马光也认为:“介甫无他,但执拗尔。”(20)所谓“执拗”即固执,换而言之,即坚定。而蔡京从青年时代起就是个官迷。他在求学阶段,算命先生将其命运错算:“此武官大使命,他时衣食不缺,余不可望也。”蔡京竟为此而“大病”(21),足见其何等汲汲于富贵。何况他一切以向上爬为目的,并无固定的政治见解,是个典型的政治投机家。神宗死后,旧党得势,蔡京随风转舵,一味讨好司马光。司马光要求在5天之内恢复差役法,其他官员都表示难以如期完成。仍知开封府的蔡京“独如约,悉改畿县雇役,无一违者.”司马光大加赞赏:“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哲宗亲政,新党再度得势,蔡京立即摇身再变。是否立即废除差役法,宰相章※尚犹豫不决,刚出任户部尚书的蔡京即刻表示:“取熙宁成法施行之尔。”章※“然之,雇役造定。”蔡京的主张竟前后截然相反。史称:“差、雇两法,光、※不同。十年间,京再莅其事,成于反掌,两人相倚以济。识者有以见其好者。”(22)《宋史》将蔡京列入《奸臣传》,实属恰如其分。王安石与神宗“君臣相得甚欢”,“可谓千载一时”。(23)然而王安石对神宗不时直言规谏,乃至面折廷争。据马永卿《元城语录》记载,王安石与神宗“若朋友,一言不合已志,必面折之,反复诸难,使人主伏弱乃已。”而蔡京一切投徽宗所好,他“身为国相,志在逢君。”(24)岂止一味逢迎而已,他“日请上游宴,以酒色困之”;“贡声色,起土木,运花石,以媚惑人主之心。”(25)徽宗这个18岁即登基的青年皇帝,之所以走上极度荒淫的道路,蔡京等人的劝诱,无疑是个重要原因。《宋史·徽宗本纪·赞曰》:“蔡京以狷薄巧佞之资,济其骄奢淫佚之志。”可见,蔡京不仅应入《奸臣传》,还应入《佞幸传》。一言以蔽之,王安石是位标准的大臣、诤臣,而蔡京则是个十足的奸臣、佞臣。王、蔡二人岂能混为一谈!

就施政方针来说,徽宗、蔡京虽然也号称推行新法,但与神宗、王安石所实施的新法同中有异乃至形同实异。神宗、王安石所主持的新法以富国强兵为主要目的,并有利民便民的考虑。当时不少人都认为:王安石“其本心欲救民”(26)。就连对新法颇有异议的苏辙也承认:“介甫不忍贫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以惠贫。”(27)而徽宗、蔡京推行新法的目的则在于“始求羡财,以供侈费”(28)。即搜刮民服民青,以满足徽宗及其宠臣极度荒淫的生活所需。旧党当政不思改革,“不敢做事,不敢动”(29),以致问题积累成堆。而蔡京虽然敢于改动祖宗成法,但当改者不改。如冗官问题本应加以解决,可是徽宗时期问题反而越发严重。当时,“权奸当国,侥幸并进,官员益滥。”(30)尤其是蔡京“除用土大夫,视官爵如粪土,盖欲以天爵市私恩。”(31)于是,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官员“较之元柏已多十倍”;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官员总数已达48000余人(32),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又如强干弱枝的传统国策本应加以调整,可是蔡京等人依旧萧规曹随,以致“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祸,虏骑所至,莫不溃散。”(33)而不当改者又大改特改。如抛弃外戚不任军相、宦官不典机密、宰执应避亲嫌等不少旧规,于是当时出现了北宋历史上的若干“第一”,如韩忠彦、郑居中乃至蔡京系第一批外戚宰相,蔡京与蔡卞系第一对兄弟宰执,蔡京与蔡攸系第一对父子宰执,并开创了第一次宦官干政的局面。然而所有这些“第一”,都意味着朝政极度腐败。徽宗、蔡京为了粉饰太平,也曾实施过一些仿佛利民便民的慈善之举,诸如安济坊、居养院、漏泽园之类,然而往往口惠而实不至。他们推行新法的重点在于理财。至于其效果,当时人有评论:“祖宗法惠民,熙丰法惠国,崇现法惠奸。”(34)其实,神宗以前的祖宗法未必“惠民”。神宗、王安石的熙丰法虽不“惠民”但“惠国”,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至于徽宗、蔡京的崇观法,其效果则与熙丰法不同,既不“惠民”,也“惠国”,只有利于昏君与好俊,即所谓“惠奸”。当时,“天下常赋多为禁中私财”。(35)岂止“常赋”,“诸路近岁所增税钱,悉归应奉司。”(36)这批钱物除供徽宗挥霍而外,又被“六贼”大量侵吞。如蔡“京所侵私,以千万计,朝论喧然。”所谓六贼,即是六名特大贪官。他们“假享上之名,济营私之欲,渔夺百姓,无所不至。”(37)徽宗、蔡京所推行的“新”法只不过是盘剥民众的幌子而已。

总之,蔡京与王安石不仅个人品质截然不同,而且施政方针形同实异。正如朱熹所说:“蔡氏以‘绍述’二字箝天下士大夫之口,其实神宗良法美意,变更殆尽。”(38)蔡京所推行的崇观“新”法,根本不配以改革相称。北宋虽非唱着老调子,而是唱着“新”调子亡国。。然而这个新字之上的引号切不可省略。北宋绝非亡于革新,而是亡于胡改乱草。


三、并非落后挨打

对于北宋何以亡国,当时人还有一种论调值得注意,即金强宋弱、北宋必亡。绘事中李邺的所谓“六如”说,便是其代表。他竭力鼓吹:金军“人如虎,马如龙,上山如猿,入水如獭,其势如泰山,中国(指北宋)如累卵。”(39)李邺因而获得“六如给事”的绰号,表明人们普遍认为:北宋必亡论太缺乏依据。只要将宋金双方的综合实力稍加比较,即可看出:北宋远比金朝先进,金军并非不可战胜。

古人将夏、商、周三朝合称“三代”,而宋朝连同先前的汉朝、唐朝又被称为“后三代”。(40)所谓“三代”,即古人理想中的美好时代。当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则认为,岂止夏、商、周,即使汉、唐,也不能同宋代相提并论。他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41)古人的“三代”说具有浓厚的崇古复古倾向,而陈氏的“造极”说则不无道理。的确,宋代纵比前代,超越前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又一个新高峰;横比世界各国,超过世界各国,是当时世界上经济最发达、文化最繁荣、科技最先进的泱泱大国。宋金交战之初,金朝建国仅十年,各方面都很落后。

尽人皆知,战争依赖经济,经济支撑战争,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实力的较量。然而无论人力、物力、财力,金朝较之在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北宋都差之甚远。就人力来说,直到金朝灭北宋30多年后,整个辖区总户只有300多万(42)。发动攻宋战争之初,金朝辖区估计不过100多万户,以一户五口计算,大约仅五六百万口而已。而宋徽宗时期是宋代人口最多的时期,全国总户数超过2000万,总人口突破一亿,近20倍于当时的金朝。就物力来说,女真社会处于采集经济阶段,人们长期过着渔猎生活。女真贵族进入中原之初,对农业的重要性毫无认

《北宋亡国的缘由(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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