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自治：皇权、族权和绅权的联结

               ——清末乡村社会政治特征的诠释

 [摘要]： 本文认为，清末乡村社会的政治特征主要是，以代表皇权的保甲制度为载体，以体现族权的宗族组织为基础，以绅权为纽带而建立起来的乡村自治政治。

关键词： 乡村自治/保甲制/宗族/士绅

长期以来，学术界有关清末乡村社会政治特征的主要观点有三个，即皇权政治、乡绅政治和宗族政治。“皇权政治”认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从来都是在封建王朝的科举制度、官僚体系以及正统思想的控制之下，乡村组织和地方精英只是国家政权的附属，皇权控制清末乡村社会的一切。“乡绅政治”认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存在着国家、士绅和村庄三方面的三角结构。在清末国家没有完全渗入自然村，各村庄是相对封闭的，村庄内各阶层中最上和最下层与外界关系较多，国家对村庄的联系是通过乡保进行的，而乡保是国家与士绅之间的缓冲器，各村庄是由士绅形成乡村领袖管理的。“宗族政治”则认为，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主要在宗族统治控制下，国家只不过是个放大的宗族组织。
应该说，这些观点都从不同侧面揭示了清末乡村社会的政治特征。但是，如果根据这些特征来描述乡村社会的政治模型，则有以偏代全之嫌。因为，清末乡村社会的政治特征应该是，以代表皇权的保甲制度为载体，以体现族权的宗族组织为基础，以拥有绅权的士绅为纽带而建立起来的乡村自治政治。

一、保甲制度：乡村自治的载体

清末的保甲制度作为国家控制乡村社会的制度安排，是与官治体制相区别的自治体制。
中国传统社会自废封建建立郡县制以来，国家行政权力一般只到县一级，皇权止于县政，县以下建立的正式组织是保甲制度。但各朝各代设立保甲制度的目的并不一样，“在同之政主于教，齐之政主于兵，秦之政主于刑，汉之政主于捕盗，魏晋主于户籍，隋主于检查，唐主于组织，宋始正其名，初主以卫，终乃并以杂役，元则主于乡政，明则主于役民，清则主于制民，且于历朝所用之术，莫不备使。” 清代康熙四十七年， 清圣祖玄烨下诏曰：“弭盗良法，无如保甲，宜仿古法而用以变通。一州一县城关若干户，四乡村落若干户，户给印信纸牌一张，书写姓名、丁男口数于上。出则注明所往，入则稽其所来。面生可疑之人，非盘诘的确，不许容留。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头，十甲立一保长。若村庄人少不及数，即就其少数编之。无事递相稽查，有事互相救应。” 自此以后，保甲制作为基层政权形式而通令划一，凡保甲之法，“十户为牌，立牌长，十牌为甲，立甲长，十甲为保，立保长。” 而“居民皆有版籍，南方以者以图，北以里社，皆乡贯也。”
那么，为什么说，清代的保甲制度是一种乡村自治体制呢？
地方自治就是“一地方之人，在一地方区域以内，依国家法律所规定，本地方公共之意志，处理一地方公共之事务。” 也就是说，地方自治主要的规定性在于，以地方之人、按地方之意、治地方之事。清代的保甲制基本上是这样一种制度规则。
第一，保甲制明文规定，保甲组织的执事人员须是本地域内的居民。
清代对保甲组织执事人员的资格标准和选任办法均有明确规定。乾隆二十二年《户部则例》通令规定，保甲长由“士民公举诚实、识字及有身家者，报官点充。”保正甲长牌头，向例由各地域范围内之居民，公举德才识兼备及家道富有者，呈地方官任之。事实上，清代的保正甲长牌头及更高一级的“团总”均为当地人士。清《刑部条例》规定，保正甲长牌头选正直老练之人任之，若豪横之徒，藉不正名义贪利者，当该长官，严为取缔，并饬其退职从严处罚。
第二，地方之意通过公举执事人员和乡老议事来体现。
在中国封建官僚政治下，官员一般都是由朝廷任命，他们的升降都操纵在皇帝或其上级手中。而乡里组织的领袖都“直接从乡里百姓中选任，按职责分类规定选任标准。” 清《户部则例》规定，牌长、甲长和保正“限年更代，以均劳逸。” 其中，牌长甲长三年更代，保长一年更代，其产生的方式是选举和推荐，但却必须报县级政府备案。
第三，保甲制的职能具有地域性。
保甲制度的管理职能是“什伍其民，条分缕析，令皆归于约会长，凡讼狱、师徒、户口、田数、徭役，一皆缘此而起。” 其中，维护社会治安，各代保甲均以维护地方统治秩序、严密防范和镇压民众反抗即“弭盗安民”为首要。催办钱粮赋税，清代征收赋税，强调自封投柜和官收官解的原则，但乡里组织仍负有协征的义务和追索滞纳者的权责。1908年颁布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规定，地方自治以专办地方公益事宜，辅佐官治为主。这些公益事业主要是本地之学务、卫生、道路工程、农工商事务、慈善、公共营业等地方社会福利事业。

二、宗族组织：乡村自治的基础

清末的保甲制度是与宗族组织联系在一起的，宗族组织是国家实施乡村自治的基础。
费正清认为：中国家庭是自成一体的小天地，是个微型的邦国。社会单元是家庭而不是个人，家庭才是当地政治生活中负责的成分。从社会角度来看，村子里的中国人直到最近主要还是按家族制组织起来的，其次才组成同一地区的邻里社会。 孙中山也指出，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中国人对于家族和宗族的团结力非常大，往往因为保护宗族起见，宁肯牺牲身家性命。” 正因为这样，封建国家对于宗族组织的合法性是承认的，并力图发挥其在乡村治理上的作用。事实上，宗族制度正是清代乡村自治制度的基础。这主要表现在，保甲制度与宗族制度息息相关，互为依存。
第一，保甲制度最小也是最直接的构成单位是家庭，宗族组织是保甲制度发挥作用的基础。
保甲组织是以一定地域为联系的户的组合。由于中国乡村社会的自然村大都是宗亲的生活聚集地，保甲的“户”具有非常明显的地域性。定居人户的保、甲两级编制通常与自然村聚落或地理区划相结合。 如果从职能方面来看，宗族组织与保甲组织在维护社会治定、教化族人、兴办社会公益事业方面有许多相同之处。许多宗族的族规的基本内容就是：宣传敦人伦、崇孝悌，以正纲常；“安分睦族”；无犯国法；完粮纳税。这些族规具有封建法律的强制性。所谓，王者以一人治天下，则有纪纲，君子以一身教家人，则有家训。
但是，保甲组织不能等同于宗族组织。乡村自治也不能完全等同于宗族自治。村是以地域为基础的，而保甲则在在一定区划内的户为基础的。杜赞奇根据对华北农村的研究得的结论也证明了这一观点，保甲或里甲的划分与设想中的十进位制并不完全符合，而且到了清末，“牌”、“十家”等划分渐渐以宗族为基础。具体表现为：一牌不一定非得10户组成；牌中往往包括居住并不相邻但却同属一族的人家。
第二，保甲组织领袖与宗族组织之间存在十分紧密的联系。
宗族制是按家长制原则组织起来的。族长被视为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