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中央政府驻藏职官刍议

印华侨陆兴祺负责中央和西藏地方间的联络等事项。他说：“陆君少年留学印度，于藏印情形，至为熟视，藏事素著热心，向来驻藏官员，多所借重，刻藏务紧急，变态万端，消息（诚）贵灵通，委托尤须慎重，可否暂委陆君担任斯事……达赖等知陆君为委任之人，当必愈加信用，消息易通，感情益洽，或能够转达赖背向之心，（于）西藏危局，大有裨益，是否可行，乞电示照遵”。〔１３〕陆兴祺对藏事确实“殊著热心”，这期间为沟通内地和西藏地方的联系做了大量工作，并为西征军队提供不少有价值的情报。因此，同年12月9日，征藏军总司令尹昌衡电中央，除汇报军情外，亦推荐陆兴祺。他说：“印度华侨陆兴祺，熟悉藏情，热心祖国，番民肇乱，牒报频传，于西征颇有禅益，大总统可否酌加委任，令该华侨坐探一切，敬待钧裁”。〔１４〕民国伊始,正是用人之际，尤其是熟诸藏事的能人。于是在西藏办事长官钟颖离藏不久， 1913 年4月 2日，民国政府正式任命陆兴祺为护理驻藏办事长官。〔１５〕陆兴祺受任后，即着手入藏工作，但由于英国人在其“8·17备忘录”后，已经断绝由印度到西藏的交通，无法入藏。几经交涉，英人竟蛮横无理地说什么：“藏议未议结期内，中国不能由印度与藏交通，来文宣布护理驻藏大臣一节，英政府不能承认，原文退回”，并说陆兴祺“不得与藏人通信，倘必抗办，印政府惟有令君离印”。〔１６〕中央政府所派赴藏之宣慰员杨芬亦受阻，他发给达赖喇嘛及噶伦的函电“皆为英人扣留，复密行雇人投递两次，亦为该处英人阻回。”〔１７〕陆兴祺等无奈，只好‘蒙电饬暂在印度组织机关”，一呆十余年。英人粗暴干涉我国内政可见一斑。这一时期，达赖喇嘛也在寻求沟通关系之路，他通过新疆督军袁大化派人到打箭炉（今康定）与中央政府取得联系。〔１８〕1920年，中央政府将陆兴祺官职名称易为“驻藏办事长官”。陆兴祺及其驻藏办事长官公署虽未进入西藏，但他利用与藏族商人等关系密切等条件，突破英人的阻挠，在有关西藏地方的一些重大事务上做出了一定贡献。?例如在1913年10月6日召开，1914年7月结束之“西姆拉会议”期间，陆兴祺就利用自己的便利条件，以驻藏办事长官的身份，屡电中央报告会议进展情况，随时揭露英帝在西藏问题上的新伎俩。在不少的事情上，他都比出席会议的陈贻范本人更胜一筹。1914年4月28日 ，他就十分焦虑地电告民国大总统：“二十七日陈使已照英藏要求条件暂（草）签约稿，惟声明如政府不认，尚可作废等语。此约关系至重，万望筹议挽救之法。”〔１９〕并在同日另一电文中说明：“……昨由陈使之参赞夏廷献寄来陈使签押之英文约稿及会议情形，始惊悉印度政府外交手段之老到不可企及，其内容之酷烈，直据西藏为己有，固不仅剥尽我国主权而已。但争界固为要着，而其中各条件若不悉为磋商修改，使我徒任一官，兵三百，除靡饷坐食外，尚有何效力。应请迅饬外交部将稿详细译出，由我大总统召集会议筹谋挽救。事关领土主权，岂可因受人所逼而拱手退让。并电刘公使向英廷据理力争，以明公允，务使此约发表后不至惹起列强作同等要求及藏边之扰乱，是为至祷……”。〔２０〕中央政府也随时向他发出指示，通达情况，这就为中央政府取消陈贻范画行，拒不承认所谓“西姆拉条约”，提供了信息，创造了条件。正如他自己所说：“兴祺一再电呈政府力争，始有撤使停议之令。 ”２１〕仅此足可见陆兴祺对西藏问题的熟悉和为国之忠心。?陆兴祺任职期间，与达赖喇嘛时有函电往还，并四次晋京条陈政府，催促解决藏事。但一则因当时亲英派在藏势力正盛，再则因国内变故迭生，遂至延搁十余年之久。?1928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陆兴祺立即与之取得联系，继续担任驻藏办事长官，为沟通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再做贡献。他多次向西藏地方政府表示：“汉番历来一家，今所差者，尚未恢复旧制耳。刻下中国革新以来，日趋强盛，西藏为我五族之一，唇齿相依，荣辱相与，断无离异之理。”〔２２〕他在中央召开蒙藏会议、善后会议时，除派出朱清华等为代表外，还通过函电，力促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届时启程，与内地各省代表共商国事，参政议政。?1929年，蒙藏委员会专门委员邹德高、谢国梁等在国民政府等二十七次国务会议上就“驻藏办事长官公署设在印度”一事提出异议。同年5月4日，国民政府文官处决定将驻藏办事长官公署改设于西康巴塘。〔２３〕后因种种原因，驻藏办事长官公署未能移址，逐渐自行消散。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这并未影响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联系。因为自国民政府成立后，十三世达赖喇嘛立即主动派出棍却仲尼（即贡觉仲尼等）人先后赴京，中央代表刘曼卿等人也前往西藏，解除了一些隔阂，频繁地接触，促进了关系。1929年、1930年，班禅额尔德尼、达赖喇嘛（西藏）驻京办事处相继建立，全国一些重要会议中，西藏地方代表日渐增多，两大宗教领袖间的关系也出现了解冻的征兆。?遗憾的是，正当西藏问题出现转机之时，十三世达赖喇嘛却于1933年12月27日圆寂。达赖喇嘛逝世后，噶厦当即电转国民政府。不久，又公推热振呼图克图代行西藏地方政教大权并呈报中央。国民政府对此尤为重视，赠以赙金，复电致哀，并追封其为，‘护国宏化普慈圆觉大师达赖喇嘛”。派出致祭册封专使黄慕松。?黄慕松是时任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次长兼边务组主任，（入藏经费达40．4万余元），他的进标志着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的更大发展。1934年8月18日，黄慕松一行抵达拉萨，西藏地方政府循清代迎接钦差大臣的旧例，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黄慕松等人在拉萨停留三个月，除进行致祭及册封活动外，还同西藏地方政府进行了多次会谈。会谈内容之一就是“中央仍按前例安设驻藏办事长官、常川驻藏，代表中央执行国家行政，指导地方自治”。?〔２４〕同年11月28日，黄慕松离开拉萨时，决定暂不撤专使行署，筹设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留下随员刘朴忱、蒋致余为负责人，附有电台一部，人员计40余名，月经费为3000余元。?刘朴忱，是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机构中的第一位负责人。他于1882年出生于山西省神池县，曾留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担任过太原女子师范学校校长、众议院议员等职，以后又被任命为天津市市长，尚未到任，便又受任为国民政府参谋本部边务组少将参议。1928年任蒙藏委员会委员。他“宵旰忧勤，效忠边务，对藏事致力尤多。” 1934年，他以蒙藏委员会总参议名义，随黄慕松入藏，后即留藏任职。他对藏族民众“辄深轸念，慨然自许以藏事归结此身，仰藏民早登衽席。”〔２５〕但不幸的是，1935年１月，刘朴忱“以积痨病殁于拉萨”，（一说为坠马中风而亡。）〔２６〕国民政府明令从优议恤，拨给治丧费5000元，其“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史馆”。他死后不久，国民政府驻藏官员为他在拉萨西郊树碑一座，名曰谿“刘公亭碑”，盛赞其“忧国仁民之心”，以资后人景仰。（碑现存于罗布林卡金色颇章院内）。〔２７〕刘朴忱病故后，蒋致余以蒙藏委员会参议名议暂代其职，继续开展工作。此时，每月经费减至千余元。是年7月5日，国民政府曾指定正在西藏的黎丹（青海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中央监委，19３４年率“西藏巡礼团”到藏）代理，但黎丹因故未能就任，仍由蒋致余负责“俟代理有人再引回京”。蒋致余深诸藏事，“尚能黾勉从事”。早在1932年，他就编著有《三十年来藏事之回顾及其解决之途径》等书，他在任期间，于1937年在拉萨创立第一所正规小学，并亲任校长。

《民国时期中央政府驻藏职官刍议(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