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中央政府驻藏职官刍议

示已遵中央意旨，对事变有关人员从轻发落，且人民安谧，地方稳定。〔５６〕陈锡璋还根据中央政府的指示，积极与西藏地方政府妥商，排除帝国主义的干扰，派出以札萨土丹桑批、凯墨等为首的13人代表团出席了1948年3月——4月举行的立宪国民大会。在会上西藏地方代表土丹桑批当选为主席团成员，降巴阿旺等16人分别当选为立法、监察委员。〔５７〕1949年7月8日，摄政达札等人在帝国主义分子黎吉生的策动下, 为了阻止已经南下的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以“防止共产党混迹西藏”为借口，制造了一场“驱逐国民政府在拉萨所设办事处及汉人、巴塘人事件”。他们强令驻藏办事处及其它人员限期离藏，同时封锁邮电通讯，派兵包围办事处、电台、学校等处。驻藏人员及其眷属被迫分三批，在噶厦规定的时限内，取道印度返回内地。7月20日，第三批以陈锡璋为首的办事处官员由拉萨启程，离开西藏。西藏地方政府制造的这次事件，其实质就是帝国主义及亲帝分子破坏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所谓“防止共产党混迹西藏”纯粹是一个借口，正如当时国民政府驻印度大使罗家伦嘲讽的那样，“办事处人员绝非共产党”，西藏地方这种做法，无异于“在高原上钓大海红鱼”，“太天真而幼稚”“政治上更是何等的不聪明”。〔５８〕回顾1911年至1949年近四十年的历史，西藏地方因帝国主义的捣乱，始终处于动荡不已之中，但广大僧俗群众仍“倾心内向”，民国历届中央政府正是在这样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坚持维护我国对西藏的主权原则，先后设立驻藏办事长官公署、驻藏办事处，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开展工作。综上所述，我们看到当时的中央政府派驻西藏的职官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做出了一定成效：?1?维护主权，粉碎帝国主义的分裂阴谋?民国时期，英帝国主义觊觎西藏，活动频繁，先是借承认民国，保证借款为前提，力逼北京政府停止西征，继而迫开“西姆拉会议”，划分所谓“内外藏”，企图夺我领土。抗战期间，英帝仍贼心未泯，挑起事端，在西藏制造纷乱。中央政府驻藏官员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如“西姆拉会议”前后，陆兴祺及时电告中央，揭露侵略阴谋，提出意见，使我国神圣领土得以保全。再如蒋致余、陈锡璋等人也在事关主权的重大问题面前力抵逆流，旗帜鲜明，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气焰，坚持了中国政府对西藏问题的一贯主权立场。?2．改善和促进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民元以来，由于帝国主义的干扰，加之西藏上层中个别分裂分子的影响，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一度陷于不正常状态,中央驻藏官员在改善和促进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每一任官员到藏，都要按例对各大寺院进行“布施”，会见并宴请西藏地方僧俗高级官员，并利用各种节庆活动，宣讲民国政府治藏政策，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有的官员还和西藏上层中一些著名人士保持较好的关系，如热振活佛就曾赞扬蒋致余“深悉藏情，办事努力”。〔５９〕沈宗濂则是“一位能干的，不夸耀的和气量宽宏的人，又有一批胜任的部属帮着，的确较他的任何前任，都赢得了西藏人的高度信任和尊重。”〔６０〕他和陈锡璋等与十四世达赖喇嘛之父祁却才让、老索康等人的来往很多。私人关系的融洽，对开展工作无疑有很大帮助。为了使西藏地方政府能更多地了解中央情况，驻藏官员还设法让西藏地方代表前往参加中央召开的各种会议，并劝导一些西藏青年赴南京等地求学。驻藏官员还配合内地的一些重要事件，如抗战胜利等，组织藏汉等各族民众举行活动，以增强民族团结和爱国热情。由于驻藏官员的工作，中央决策能及时传到西藏，加深了双方的理解和信任。西藏地方在帝国主义不断策划的分裂阴谋中，始终没有脱离祖国，应该说与他们的辛勤工作是分不开的。3．加深民族间的了解和信任?民国中央政府驻藏官员基本上都是由内地派去的汉族人。他们在西藏一般还是比较注意民族间的关系，如对于西藏“全民信教”的情况，他们还能理解，官员到藏的最初几天都要到各大寺庙“拜谒”，发放布施，并捐巨款修复寺庙，如锡德寺就有驻藏办事处所拨专款。一些官员像黎丹等还曾拜西藏高僧为师。他们到藏后，很快就习惯了当地的风俗和生活方式，一些人还娶了藏族妻子。他们除本身工作外，还筹办了学校、医疗所、电台、测候所，利用各种方式向群众传播科技文化知识，并为他们服务，以联络感情，增进汉藏各民族的相互了解和信任。他们的努力使西藏地方与内地，汉族与藏族等的关系大为改善，祖国的观念在僧俗人民中有了更深的意义。抗战期间，驻藏办事处门前每天都有许多人渴求得到新的捷报，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勿庸讳言，民国时期中央驻藏机构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原因也存在着不少弊病，有的甚至是很重大的，足以影响到中央和西藏地方的关系。在此，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试加评析：?1．中央政府治藏政策的失误对驻藏官员的影响?西藏问题是十分复杂而又敏感的，尤其在民国时期。当然这主要是因为帝国主义插足其间造成的。但是，中央政府在处理西藏问题时的失误也是不容忽视的。其一，反动的阶级本性、民族政策所决定。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是一脉相承，他们只想剥削、压迫各民族人民，而并不能真正为国家及各族人民谋利益，奉行的是民族歧视的大民族主义，对西藏问题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他们对藏事不甚了了，有的连西藏的地理位置也搞不清，“一遇交涉，动辄失败，非无故也。如前年（指西姆拉会议期间）英人提出西藏境界应以当拉岭以北为界之议，是无异使青海半部、新疆一部均划入西藏范围，稍有常识者，当即立予驳斥，政府乃亦电询新甘长官，贻笑国人”。〔６１〕其二，惧外心理较严重。尤其是民国初建时期，袁世凯急于得到外国的承认和借款，实现其“皇帝梦”，在西藏问题上一退再退，挫伤了民众包括西藏百姓的爱国热情。当时，西藏办事长官钟颖虽一再电请中央出兵西征，川滇军队捷报频传，袁世凯却屈服于英国压力，命令停止征藏。国民政府时期，依然如此。如英帝百般干扰九世班禅回藏之事，政府竟不敢坚持原则，碍于“盟国”关系，致使班禅滞留青海玉树赍志而终。再如，英人在拉萨设立电台，蒋致余虽迭电中央 ，却难得强音。?其三，前期军阀混战，内阁迭换；后期反共反人民，无暇顾及藏事。如北京政府内阁迭换，陆兴祺孤居印度，难知谁为中枢；1919年，朱绣等人赴藏，意义重大，颇有进展，但递上的呈文，却因“军阀重开战”而束之高阁；蒋介石侍从室官员沈宗濂本想在西藏大干一场，有所作为，可政府却忙于反共反人民，对付人民解放军，对西藏问题只求维持，沈等到的只是一瓢冰水，浇了他个透心凉！再如“热振事件”中，明知热振内向之心颇坚，却听任西藏地方政府个别人施暴。中央政府的错误，使其驻藏代表亦无所措手足，他们缩手缩脚，如履薄冰，明哲保身，但求无过，又岂敢再图功业！于是只好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有的甚至连一天钟也不愿撞。难怪蒋致余、孔庆宗、沈宗濂、陈锡璋请求辞职，黎丹、熊耀文等拒不到任。2．个别驻藏官员因种种原因，与西藏地方关系不甚融洽?驻藏官员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因人而异，不少人能很好处理这种关系，使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但也有一些人因种种原因，造成矛盾，影响到中央政府治藏政策的实行，这主要有以下几类：?①前嫌未释，致生今衅。如钟颖和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矛盾早在1910年他率川军入藏时，就已酿成，正是因为钟颖进藏才有了达赖往印，积怨之深，可以想见。待到民元之时，钟颖受命于民国政府而为西藏办事长官，自然不能见容于受英帝挑

《民国时期中央政府驻藏职官刍议(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