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顾维钧说到“弱国无外交”
1925年6月24日，北京政府正式向各国政府发出修改不平等条约的照会，要求召开华盛顿会议确定的关税会议和法权会议。同年10月26日，关税特别会议在北京召开，共13个西方国家参加。11月19日会议第二委员会通过决议：“承认中国享受关税自主之权利，允许解除各该国与中国间现行各项条约中所包含之关税束缚，并允许中国国定关税率条例于1929年1月1日发生效力。”
1926年1月12日，同是上述关税会议的13国在北京召开法权会议，讨论废除治外法权的问题，中国代表王宠惠正式提出废除治外法权的提案。虽然此次会议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尽如人意，但同年8月31日《收回上海会审公廨暂行章程》签订，也收回了过去丧失的相当权益。
中国政府在持续不断的外交努力之下，到1943年1月11日美、英两国同时与中国签订平等新约，接着原来与中国有不平等条约的国家都与中国签订平等新约。中国到此可以说站起来了！而这些都是靠外交努力争取到的，“弱国无外交”是说不过去的。
外交原本就是人类文明的结果。当人类处于愚昧状态的时期，是无所谓外交存在的，那时的人类，依旧遵循兽性原则，弱肉强食，也就是战争解决问题。外交只能是文明进程发展到一定地步才有可能实现的。历史发展到今天，世界上众多弱小国家恰恰是因为外交才获得生存以及发展的权利。
例如东帝汶。而且在弱小国家同样出现了杰出的外交家，例如加纳的安南先生就成为联合国出色的秘书长。毫无疑问，国家实力的强大必然会给它的外交带来实惠，但这是文明进程的限制造成的暂时现象。也不能因此证明“弱国无外交”的正确。恰恰相反，弱国更需要外交手段来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因为它们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别的手段。
二战以后，以《大西洋宪章》为标识，特别是联合国的成立，尽管强国优势依然存在，世界毕竟快步迈向文明，外交的作用随之愈加显著。例如印度、缅甸都在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独立战争的情况下，获得了独立。但相对于中国而言，他们都是弱国。
比如缅甸总理吴努就对周恩来说，在中国大象面前缅甸只是一只羔羊。但他们都以外交手段取得了强大的英国无法获得的利益。弱国外交成功的典型范例便是缅甸。它完全依靠外交手段，从强大的中国割掉云南段麦克马洪线以南7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居然还始终同中国保持着“胞波”的友好关系。
中国外交部长还要做诗歌颂道：“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羔羊割去大象身上一块肉，还能使大象为它唱赞歌，强大的英国没实现的梦，却被这个“弱国”不费一枪一弹实现了。这个外交胜利堪称举世无双！此外是印度。它虽然不如缅甸的外交手腕那样高明，却也以弱凌强占了大便宜。
1949年以后，它一方面利用中国“一边倒”的外交弱势，主动充当中国对西方的联络人；另一方面趁中国出兵朝鲜之机，于1950年11月占领了英国人不敢占领的麦克马洪线以南9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虽然后来中国打了胜仗，但老毛显然为了表现天朝大国的洪恩浩荡，命令撤退到麦克马洪线以北。印度立即卷土重来并全力扎根，凭借外交手段玩弄花招，利用中国与西方的对峙，至今霸占着那块地方，而且建立了“阿鲁纳查尔邦”，已经移民达700万。虽然这块西藏最肥美的地方尚无法律承认，但显然不会再是中国的领土了！
此外，巴基斯坦、尼泊尔、阿富汗、北朝鲜、越南等弱国，个个都只凭借外交手段从毛的强大中国割了土地、得了钱财。即使远在天边的阿尔巴尼亚、赞比亚、坦桑尼亚、扎伊尔等贫弱小国，割不到土地也骗得到钱财，无非采用一点外交伎俩，暗示要拥戴老毛当第三世界领袖罢了。难道这些事例都是“弱国无外交”？
另外一个方面，弱国之所以成为弱国，不是没有外交，而是没有“内交”。当一个国家内部不会和平地、互利地处理各种民族、群体的政治与经济关系时，只要这个国家内部有一些势力受到压抑，另一些势力在压抑别人，甚至内乱不已时，指望这个国家不弱，那才是咄咄怪事。
我们自己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由点，如今的世界仍旧有这样的许多例证。最典型的莫过于巴勒斯坦。那个阿拉法特赖在领导位置上几乎半个世纪，巴掌大一块地方却拥有世界任何国家都望尘莫及的众多武装团伙，人民全靠国际施舍才得以生存。稍有头脑的便逃往外国谋生，跑了的竟然是没跑的三倍！乃至于它的忠实盟友约旦都不堪承受，只得封锁边界。剩下那些愚氓则继续在那里受人驱使，为萨达姆之类充当炮灰。闹到现在，已经四面楚歌、茕茕孑立，惶惶不可终日的了。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崇尚武装斗争的阿拉法特，却全凭国际社会的外交救济才得以苟延残喘。倘若没有外交，他早就完蛋了！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外交已经是国家间交往的主流形式。无论强国、弱国，谁忽视外交，谁就站不住脚。所谓“弱国无外交”的悖论，早就该扫进历史的垃圾箱里去了。
《从顾维钧说到“弱国无外交”(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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