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国际化：民国时代的对外关系
了，但帝国还在。更确切地说，帝国成为中华民族国家的基础。这或许是民国外交最大的成就。
维护国界维护民国漫长的、军事上无法防御的国界的任务，主要落在负荷沉重、但却常富于创意、并总是顽强不屈的外交上。例如，1912年袁世凯总统宣布「恢复」1910年逃往印度的西藏达赖喇嘛的称号，尽管这位达赖正在宣称他自己对西藏领土有完全的支配。两年后，中国拒绝与英国和西藏政权签署一项协议，而此协议旨在强调中国对西藏的宗主国权，而非完全主权。在20和30年代，中国大肆鼓吹逃到中国本土的班禅喇嘛的权威，以对抗顽固要求自治的达赖喇嘛。然而在1940年新达赖喇嘛被命名时，国民党政权再度承认了他的教权，纵然不是俗权，以有权册封达赖的称号为前提。1942年西藏建立了自己的外交部，中国拒绝与之交往，与英国迥然不同。英国是西藏自治的外部主要支持者，当战后英国影响消失殆尽，西藏重新正式并入中国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总之，历届中国政府都拒绝解决西藏问题。它们在等待时机，直至1950年西藏问题可以朝着对中国有利的方向解决。
把新疆的几个地区维系在中国潜在的范围之内而非任其滞留于中国之外的周边，需要一项坚定不移的不承认政策和更强的外交韧力。自封的汉人新疆地方长官杨增新和盛世才促成了这一事业。他们为自身的利益而镇压民族分裂主义并竭力限制苏联的影响，因而有助于一个长远的目标：即在一个中国国家政权几无实际权力的疆土中维持中国的宗主国概念。即便在30年代末，当新疆实际上成为苏联领土的延伸，而中国的抗日战争却又依赖于苏联的军事援助之时，国民党政权仍拒不放弃所声称的权利。它韬光养晦，一俟苏联力量移走，即实施一通「精巧的手术」，在这个省份建立了国民党中国人的领导权。高龙江称此为「英明的」和时间算计得恰好的外交，认为它「为中华民族保住了新疆」。国民党政权随后处理了同期发生的所谓「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叛乱。该叛乱主要要求地方自治，虽然也有些想分裂出中国。但它最终二者都未得到。新疆也保住给了中国共产党──1949年10月12日，共产党完好无损地继承了它。
在满洲问题上，对边疆地带麻烦现实的不承认政策被运用成了艺术。但在这里，战斗的意愿伴随着外交。外交毫无疑问充分显示了一个执着的和一统的中国民族主义观念：中华民国将为保卫满洲家园而动员起战争（虽然中国人自十八世纪起便在南满定居，但汉族移民只是在1907年才合法）。民国初建之时，北满实际上是俄国殖民地，而南满则为日本势力范围。民国自始至终几乎无日不为这块土地谈判或战斗，包括1929年与苏联的直接对峙和1937-1945 年与日本的全面战争。中国外交最大的成就是在满洲国问题上。满洲国由日本管理，目标是将日本1931年对这个地区的武力征服赋以政治上的合法性。中国自己改变不了日本控制的事实。但是，通过在国际上进行协调的外交，不仅「不承认原则」成为标准的政治术语，而且中国也能够做到否认满洲国的任何合法性：在它建立之初，除日本外，只有萨尔瓦多承认这一新满洲天堂。中国不妥协的姿态使自己日后成为日本敌国之合宜的盟友，包括两个最终将满洲归回到中国治下的大国：美国和苏联。
外蒙古问题有不同的结局，可能是因为中国在那里遭遇了别处所没有的复杂情形。1902年清政府允许汉人在蒙古定居后，蒙古反中国统治的内部一致的抵抗迅速高涨；此外，一个强大的邻国坚定地支持分裂主义运动。1918-1919 年，中国军阀势力和俄国内战都蔓延到蒙古，蒙古党人在新苏维埃国家那里找到了同盟并于1924年宣布成立共和国。这是中国的不承认政策对之无可奈何的唯一例子。在台北出版的地图上，外蒙古仍是中华民国的北疆。但是，国民党政权在1945年的中苏条约中自己承认了蒙古的独立。毫无疑问，这么做只是为救急。蒋介石力排国民党领导人众议，对他来说，只是与苏联结盟有可能阻止共产党叛乱的「国难」时，这一「最大的牺牲」才可以忍受，并且恐怕也不是永远忍受。然而共产党并未被阻止，而蒙古人却在1945年10月斯大林式公民投票中认可了他们的独立（487 ， 000 票对0 票）。毛泽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只得接受这一事实。
至1945年，除了外蒙古以外，清帝国的所有边疆都已经恢复。在这些被恢复的边界地区，外国的影响比1911年大大减弱；苏联在新疆和满洲的居住权也将在十年之内消失。民国还超越了1911年的边界，对清政府1895年割与日本的台湾重新行使主权。在满清最边远的地带，中国外交的坚韧、执着以及全面的成功，或许可以解释为甚么人民共和国毫不动摇地要再次恢复台湾领土，纵然它一分钟也没有治理过台湾。
内部国界民国时期中国外交一个更为一贯的目标，是恢复在中国本土的主权。当毛泽东1949年宣布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的时候，他忽略了这一事实：即人民共和国与民国不同，它继承了一个无须面对政府辖外之洋人租界的国家，其中更没有使外国人免于中国法律约束的治外法权制度。这不是自动发生的，而是坚定地清除帝国主义政治残余的结果。这一外交过去曾处于西方关于中国对外关系著述的中心，但除了30年前出版入江昭的《帝国主义之后》（After Imperialism ：the Searchfor a New Order in the Far East ，1921-1931 ）一书，这一外交在西方已几乎被遗忘，虽然中国史学家以可爱的细节重新叙述了它。
正如一位外国外交官所称，国民党政权有一种特别的「治外法权情结」。它产生于华盛顿会议（1921-1922 年）失败（依中国的观点）之后，并在1926年北伐中与自义和团以来最大的民众排外潮流结合在一起。与义和团的仇外不同，该潮流是一场有组织的排外，配合着包括以经济抵制为手段在内的「革命外交」。假如在漫漫百年的取消西方特权的斗争中可以有一个转折点，那就是1927年1 月的侵入汉口英租界。中国政权后来没费一枪一弹就将它收回。在这之前的18个月里，国民党控制下的地区已发生了反英的宣传及抵制英货运动。而在侵入英租界前一个月，英国在其圣诞节备忘录中已做了罕见的（对某些强权来说，是背叛性的）许诺：「对条约权利做同情性的调整」──包括无条件的关税自主──以合乎「中国人民合理的意愿」。但在租界被侵之刻，一些强权将做出军事反应的可能性 ──如同在1900年对待义和团那样──是的确存在的。
不过，英国没有这么做。它在谈判了不到两个月就放弃了汉口租界。尔后的四年里，中国外交家们常常舌战列强，「成功地以一场外交革命辅佐着国民革命」。如果不是发生了满洲危机，这场外交革命肯定会在1931年治外法权全部终结时达到顶点。到了30年代初，谈判已使中国重新控制了海关、关税、邮政、盐专卖岁入，以及近三分之二的租界。在所有这些谈判中，中国谈判家运用了华尔德伦（Arthur Waldron）所称的（虽然是指北洋外交）「不妥协但合法度的渐进主义」，这大概比单方面斥责旧条约更加有效。为这种艰苦而专门的工作，如朱莉（Julia Strauss）所描述，外交部在全中国招收了「一批最具世界眼光和受过最好教育的青年」。甚至在1943年全部租界正式归还之前，民国政府就已经重新取得了 《中国的国际化：民国时代的对外关系(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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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国界维护民国漫长的、军事上无法防御的国界的任务，主要落在负荷沉重、但却常富于创意、并总是顽强不屈的外交上。例如，1912年袁世凯总统宣布「恢复」1910年逃往印度的西藏达赖喇嘛的称号，尽管这位达赖正在宣称他自己对西藏领土有完全的支配。两年后，中国拒绝与英国和西藏政权签署一项协议，而此协议旨在强调中国对西藏的宗主国权，而非完全主权。在20和30年代，中国大肆鼓吹逃到中国本土的班禅喇嘛的权威，以对抗顽固要求自治的达赖喇嘛。然而在1940年新达赖喇嘛被命名时，国民党政权再度承认了他的教权，纵然不是俗权，以有权册封达赖的称号为前提。1942年西藏建立了自己的外交部，中国拒绝与之交往，与英国迥然不同。英国是西藏自治的外部主要支持者，当战后英国影响消失殆尽，西藏重新正式并入中国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总之，历届中国政府都拒绝解决西藏问题。它们在等待时机，直至1950年西藏问题可以朝着对中国有利的方向解决。
把新疆的几个地区维系在中国潜在的范围之内而非任其滞留于中国之外的周边，需要一项坚定不移的不承认政策和更强的外交韧力。自封的汉人新疆地方长官杨增新和盛世才促成了这一事业。他们为自身的利益而镇压民族分裂主义并竭力限制苏联的影响，因而有助于一个长远的目标：即在一个中国国家政权几无实际权力的疆土中维持中国的宗主国概念。即便在30年代末，当新疆实际上成为苏联领土的延伸，而中国的抗日战争却又依赖于苏联的军事援助之时，国民党政权仍拒不放弃所声称的权利。它韬光养晦，一俟苏联力量移走，即实施一通「精巧的手术」，在这个省份建立了国民党中国人的领导权。高龙江称此为「英明的」和时间算计得恰好的外交，认为它「为中华民族保住了新疆」。国民党政权随后处理了同期发生的所谓「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叛乱。该叛乱主要要求地方自治，虽然也有些想分裂出中国。但它最终二者都未得到。新疆也保住给了中国共产党──1949年10月12日，共产党完好无损地继承了它。
在满洲问题上，对边疆地带麻烦现实的不承认政策被运用成了艺术。但在这里，战斗的意愿伴随着外交。外交毫无疑问充分显示了一个执着的和一统的中国民族主义观念：中华民国将为保卫满洲家园而动员起战争（虽然中国人自十八世纪起便在南满定居，但汉族移民只是在1907年才合法）。民国初建之时，北满实际上是俄国殖民地，而南满则为日本势力范围。民国自始至终几乎无日不为这块土地谈判或战斗，包括1929年与苏联的直接对峙和1937-1945 年与日本的全面战争。中国外交最大的成就是在满洲国问题上。满洲国由日本管理，目标是将日本1931年对这个地区的武力征服赋以政治上的合法性。中国自己改变不了日本控制的事实。但是，通过在国际上进行协调的外交，不仅「不承认原则」成为标准的政治术语，而且中国也能够做到否认满洲国的任何合法性：在它建立之初，除日本外，只有萨尔瓦多承认这一新满洲天堂。中国不妥协的姿态使自己日后成为日本敌国之合宜的盟友，包括两个最终将满洲归回到中国治下的大国：美国和苏联。
外蒙古问题有不同的结局，可能是因为中国在那里遭遇了别处所没有的复杂情形。1902年清政府允许汉人在蒙古定居后，蒙古反中国统治的内部一致的抵抗迅速高涨；此外，一个强大的邻国坚定地支持分裂主义运动。1918-1919 年，中国军阀势力和俄国内战都蔓延到蒙古，蒙古党人在新苏维埃国家那里找到了同盟并于1924年宣布成立共和国。这是中国的不承认政策对之无可奈何的唯一例子。在台北出版的地图上，外蒙古仍是中华民国的北疆。但是，国民党政权在1945年的中苏条约中自己承认了蒙古的独立。毫无疑问，这么做只是为救急。蒋介石力排国民党领导人众议，对他来说，只是与苏联结盟有可能阻止共产党叛乱的「国难」时，这一「最大的牺牲」才可以忍受，并且恐怕也不是永远忍受。然而共产党并未被阻止，而蒙古人却在1945年10月斯大林式公民投票中认可了他们的独立（487 ， 000 票对0 票）。毛泽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只得接受这一事实。
至1945年，除了外蒙古以外，清帝国的所有边疆都已经恢复。在这些被恢复的边界地区，外国的影响比1911年大大减弱；苏联在新疆和满洲的居住权也将在十年之内消失。民国还超越了1911年的边界，对清政府1895年割与日本的台湾重新行使主权。在满清最边远的地带，中国外交的坚韧、执着以及全面的成功，或许可以解释为甚么人民共和国毫不动摇地要再次恢复台湾领土，纵然它一分钟也没有治理过台湾。
内部国界民国时期中国外交一个更为一贯的目标，是恢复在中国本土的主权。当毛泽东1949年宣布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的时候，他忽略了这一事实：即人民共和国与民国不同，它继承了一个无须面对政府辖外之洋人租界的国家，其中更没有使外国人免于中国法律约束的治外法权制度。这不是自动发生的，而是坚定地清除帝国主义政治残余的结果。这一外交过去曾处于西方关于中国对外关系著述的中心，但除了30年前出版入江昭的《帝国主义之后》（After Imperialism ：the Searchfor a New Order in the Far East ，1921-1931 ）一书，这一外交在西方已几乎被遗忘，虽然中国史学家以可爱的细节重新叙述了它。
正如一位外国外交官所称，国民党政权有一种特别的「治外法权情结」。它产生于华盛顿会议（1921-1922 年）失败（依中国的观点）之后，并在1926年北伐中与自义和团以来最大的民众排外潮流结合在一起。与义和团的仇外不同，该潮流是一场有组织的排外，配合着包括以经济抵制为手段在内的「革命外交」。假如在漫漫百年的取消西方特权的斗争中可以有一个转折点，那就是1927年1 月的侵入汉口英租界。中国政权后来没费一枪一弹就将它收回。在这之前的18个月里，国民党控制下的地区已发生了反英的宣传及抵制英货运动。而在侵入英租界前一个月，英国在其圣诞节备忘录中已做了罕见的（对某些强权来说，是背叛性的）许诺：「对条约权利做同情性的调整」──包括无条件的关税自主──以合乎「中国人民合理的意愿」。但在租界被侵之刻，一些强权将做出军事反应的可能性 ──如同在1900年对待义和团那样──是的确存在的。
不过，英国没有这么做。它在谈判了不到两个月就放弃了汉口租界。尔后的四年里，中国外交家们常常舌战列强，「成功地以一场外交革命辅佐着国民革命」。如果不是发生了满洲危机，这场外交革命肯定会在1931年治外法权全部终结时达到顶点。到了30年代初，谈判已使中国重新控制了海关、关税、邮政、盐专卖岁入，以及近三分之二的租界。在所有这些谈判中，中国谈判家运用了华尔德伦（Arthur Waldron）所称的（虽然是指北洋外交）「不妥协但合法度的渐进主义」，这大概比单方面斥责旧条约更加有效。为这种艰苦而专门的工作，如朱莉（Julia Strauss）所描述，外交部在全中国招收了「一批最具世界眼光和受过最好教育的青年」。甚至在1943年全部租界正式归还之前，民国政府就已经重新取得了 《中国的国际化：民国时代的对外关系(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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