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国际化：民国时代的对外关系
对租界内中国居民的司法控制权，并且──我在别处论及过──它还努力去驯服内部国界最桀骜不驯的地带：条约口岸的国际社会。旧条约制度的终结奠定了民国在战后与西方进一步就司法、商业、文化等新条约谈判的基础，而这种新谈判则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构成了中国外交议程的最基本的部分。只有香港和澳门还处于殖民政权之下，但看来亦不会长久。在港澳之外，随着治外法权的消亡，中国法律开始管辖并逐渐加大限制外国人在中国的活动。现在依然如此。
国际环境边界的维护──当中国无力为它而战时──和国内主权的恢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际环境。中外政府把民国看成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共识，有助于中国的边界政策。正如十九世纪帝国主义列强对清帝国的领土完整给予口头支持时一样──部分是避免他们自己为之争吵──外国列强深信新的中华民国若分裂而非统一只会造成更大的麻烦。西藏1913年宣布了独立，许多省也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形式宣布了独立。它们没有一个得到过民国认可，而且除了组成满洲国的东北省份，也没有一个得到任何外国的正式承认。不管是利还是弊（不利面如须偿还清政府的外债），民国作为清王朝继承者的地位在国际上没有受到挑战。
当中华民族国家自我建立之时，它的力争内部自主得益于当时的国际大趋势：在国际强权政治中欧洲的辉煌已开始终结。再看1927年：英国放弃汉口不仅告诉了中国民族革命者而且也告诉了西方人西方势力在中国的衰落。当时英国外交部远东司的普拉特（John Pratt）认为，英国「一项实在的手段，是以武力做假惺惺的威胁」。派遣军队确实被提出考虑过，但被认为毫无意义，因为在对付国民党人最有力的武器──民众经济抵制运动时，「军队是毫无保护作用的」。在上海，英人曾进行了威吓，聚集了一小批武力保护租界区，但英国的参谋总长们心里明白，如果民国军队坚决攻击，想不出来有哪支英国武装力量可以守得住租界。总之，在英国公众舆论变得反干涉反帝国主义之时，任何重大的军事行动都是政治上不可能的。英国外交大臣张伯伦（Austin Chamberlain）在给中国公使蓝普逊（Miles Lampson ）的信中写道：「远离英伦，中国人持续不断的挑衅充斥你的耳目，但你无法想象在这里我们的人民是多么极度地温静。」
西方不但开始从中国撤退，而且在一次大战之后分裂开来，不再成其为一个纯西方的实体。本世纪初，西方列强的联合体在对付清政府时把日本囊括了进来，从而极其严重限制了清帝国的外交自由。这也说明了为甚么清政府未能加入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国际盟约体系，纵然它想加入时也不行。但1914-1918 年欧洲的灾难改变了这一切，使中国成为重组中的多极国际体系的一员。
人们广泛地阅读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之后，可能仍不知道中国曾加入其中。但无论中国在徐国琦所谓的民国「无知年代」里经历有多痛苦，它加入这场战争乃是其对外关系的主要转折点。如张永进所阐明，民国在其1918-1920 年外交中第一次自觉地进入「国际社会」，并同意遵守理论上约束国际行为的条例和规范。中国成了国际联盟「宇内合作」（借用凯欧汉Robert Keohane的说法）的积极份子。但国联在执行其法度上之无能，反过来增强了民国以独立的外交争取自己利益的意愿。中国后来在1931年满洲危机中对国联之无能更感切肤之痛。但在两次大战之间，民国是以其外交实践而非外交理念使中国得以首次与列强单个地而不是整体地打交道，而由此所形成的双边互惠关系则是1928-1931 年间条约修改成功的首要因素，并在日后导致了近代中国的第一批重要的国际结盟或联盟。
盟友与敌人随着与日本关系加剧紧张，结盟在整个民国期间成了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并于1937-1945 年的抗日战争中达到了高潮。中国的生存与最后的胜利取决于在瞬息万变的国际环境中找到支持者和盟友。国民党政府1927 年后动作迅速，从中国被列强联合盘剥的时代，跃入与世界三大最强国德国、苏联和美国结有重要经济和战略联系的时代，以抵御第四强日本。按英国外交部的评价，1927年的中国仍是「一潭稀泥」；但到了1945年中国已成为一个强国，全球力量平衡的重要砝码，同盟国胜利的重要因素。这回，中国在同盟国中的角色与一次大战时不同，是合作者而不是乞求者。的确，此时的中国已正式成为一个「世界大国」。这个地位是以它在战争中和外交上的表现而获得的，并为它在新联合国安理会中的常任席位所确认。
在与德国的交往中，南京政府开启了近代中国的第一个基于平等互利原则和实践之上的合作关系。这一关系建立在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的联系上，在许多方面都是民国期间最成功的，并可以说赋予了中国在中日战争的初期藉以生存的军工能力。实用政治再加上一点对日本的共同畏惧，导致了民国与苏联的联盟（1938-1940 年）──高龙江和贺军对此深有研究；以及与美国的联盟（1941-1945 年）──这方面的研究文献汗牛充栋，但直到最近为止几乎全是美国的看法。这些伙伴关系确保了中国的生存，训练了中国的军队，并把民国带入了全球权力政治的中心。这些关系没有一个维持永久，但每一个都正当其时。民国如何寻求、处理、确立和最终结束每一个伙伴关系，是近代中国外交中更令人感兴趣的故事之一。这些关系总起来证明了中国外交灵活多样，能够在短期内通过极其不同的关系咬住大体不变的目标。
毫无疑问，中国对外关系中最有影响、最复杂、最危险，而且最终最具灾难性的，是与日本的关系。战争是对外关系种类中最终极的类型。八年与日本的战斗给中国人民、中国经济和中国政府带来了沉重的损失，并且战后时期从未真正恢复过来。在与日本的关系中，中国也试图实现大体一致的目标和政策。但对付西方帝国主义卓有成效的手段──执着、合法度、经济抵制──在中日关系上最多只能说未起作用，最糟得说适得其反。而中日关系则从外交争端走到公开军事对抗，最终进入野蛮。
第二次中日战争的「亚洲屠戮」的研究尚在起步阶段，尤其在西方学界，不过战前的中日关系已是近来研究的课题。虽然还没有一部全面的中日外交关系史，但「国际史」的多视角研究方法却已做出了不少重要的贡献。30年代中国对日政策在国内的方方面面以及「公众舆论」在政策的酝酿和制订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已见于柯博文（Parks Coble ）的杰作《面对日本》（Facing Japan：Chinese Politics and Japanese Imperialism ，1931-1937）的中心部分。乔丹指出了30年代初国民党的一轮新「革命外交」导致了出其逆料的结局，尤其是不买那个岛国的东西运动。他认为这轮外交非但未能吓退日本，反而首先是事实上促成了日本的侵略。孙友利对中国30年代「绥靖」外交富有启发的修正性阐述，则强调了中国对外政策的文化构成。他认为「绥靖」外交的制订与实施是基于对「帝国主义」的一些理解，确信日本与西方列强间有不可避免的冲突。这一「定见」体现在蒋介石1937年7 月的战争巨赌里，也体现在尔后四年他试图使世界政治纳入其预想之决意中。基于此，入江昭力荐我们重点从文化视角来看这段时期的中日关系：中日首先是各自文化国际化中的伙伴，其次才是其相互竞争 《中国的国际化：民国时代的对外关系(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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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环境边界的维护──当中国无力为它而战时──和国内主权的恢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际环境。中外政府把民国看成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共识，有助于中国的边界政策。正如十九世纪帝国主义列强对清帝国的领土完整给予口头支持时一样──部分是避免他们自己为之争吵──外国列强深信新的中华民国若分裂而非统一只会造成更大的麻烦。西藏1913年宣布了独立，许多省也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形式宣布了独立。它们没有一个得到过民国认可，而且除了组成满洲国的东北省份，也没有一个得到任何外国的正式承认。不管是利还是弊（不利面如须偿还清政府的外债），民国作为清王朝继承者的地位在国际上没有受到挑战。
当中华民族国家自我建立之时，它的力争内部自主得益于当时的国际大趋势：在国际强权政治中欧洲的辉煌已开始终结。再看1927年：英国放弃汉口不仅告诉了中国民族革命者而且也告诉了西方人西方势力在中国的衰落。当时英国外交部远东司的普拉特（John Pratt）认为，英国「一项实在的手段，是以武力做假惺惺的威胁」。派遣军队确实被提出考虑过，但被认为毫无意义，因为在对付国民党人最有力的武器──民众经济抵制运动时，「军队是毫无保护作用的」。在上海，英人曾进行了威吓，聚集了一小批武力保护租界区，但英国的参谋总长们心里明白，如果民国军队坚决攻击，想不出来有哪支英国武装力量可以守得住租界。总之，在英国公众舆论变得反干涉反帝国主义之时，任何重大的军事行动都是政治上不可能的。英国外交大臣张伯伦（Austin Chamberlain）在给中国公使蓝普逊（Miles Lampson ）的信中写道：「远离英伦，中国人持续不断的挑衅充斥你的耳目，但你无法想象在这里我们的人民是多么极度地温静。」
西方不但开始从中国撤退，而且在一次大战之后分裂开来，不再成其为一个纯西方的实体。本世纪初，西方列强的联合体在对付清政府时把日本囊括了进来，从而极其严重限制了清帝国的外交自由。这也说明了为甚么清政府未能加入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国际盟约体系，纵然它想加入时也不行。但1914-1918 年欧洲的灾难改变了这一切，使中国成为重组中的多极国际体系的一员。
人们广泛地阅读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之后，可能仍不知道中国曾加入其中。但无论中国在徐国琦所谓的民国「无知年代」里经历有多痛苦，它加入这场战争乃是其对外关系的主要转折点。如张永进所阐明，民国在其1918-1920 年外交中第一次自觉地进入「国际社会」，并同意遵守理论上约束国际行为的条例和规范。中国成了国际联盟「宇内合作」（借用凯欧汉Robert Keohane的说法）的积极份子。但国联在执行其法度上之无能，反过来增强了民国以独立的外交争取自己利益的意愿。中国后来在1931年满洲危机中对国联之无能更感切肤之痛。但在两次大战之间，民国是以其外交实践而非外交理念使中国得以首次与列强单个地而不是整体地打交道，而由此所形成的双边互惠关系则是1928-1931 年间条约修改成功的首要因素，并在日后导致了近代中国的第一批重要的国际结盟或联盟。
盟友与敌人随着与日本关系加剧紧张，结盟在整个民国期间成了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并于1937-1945 年的抗日战争中达到了高潮。中国的生存与最后的胜利取决于在瞬息万变的国际环境中找到支持者和盟友。国民党政府1927 年后动作迅速，从中国被列强联合盘剥的时代，跃入与世界三大最强国德国、苏联和美国结有重要经济和战略联系的时代，以抵御第四强日本。按英国外交部的评价，1927年的中国仍是「一潭稀泥」；但到了1945年中国已成为一个强国，全球力量平衡的重要砝码，同盟国胜利的重要因素。这回，中国在同盟国中的角色与一次大战时不同，是合作者而不是乞求者。的确，此时的中国已正式成为一个「世界大国」。这个地位是以它在战争中和外交上的表现而获得的，并为它在新联合国安理会中的常任席位所确认。
在与德国的交往中，南京政府开启了近代中国的第一个基于平等互利原则和实践之上的合作关系。这一关系建立在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的联系上，在许多方面都是民国期间最成功的，并可以说赋予了中国在中日战争的初期藉以生存的军工能力。实用政治再加上一点对日本的共同畏惧，导致了民国与苏联的联盟（1938-1940 年）──高龙江和贺军对此深有研究；以及与美国的联盟（1941-1945 年）──这方面的研究文献汗牛充栋，但直到最近为止几乎全是美国的看法。这些伙伴关系确保了中国的生存，训练了中国的军队，并把民国带入了全球权力政治的中心。这些关系没有一个维持永久，但每一个都正当其时。民国如何寻求、处理、确立和最终结束每一个伙伴关系，是近代中国外交中更令人感兴趣的故事之一。这些关系总起来证明了中国外交灵活多样，能够在短期内通过极其不同的关系咬住大体不变的目标。
毫无疑问，中国对外关系中最有影响、最复杂、最危险，而且最终最具灾难性的，是与日本的关系。战争是对外关系种类中最终极的类型。八年与日本的战斗给中国人民、中国经济和中国政府带来了沉重的损失，并且战后时期从未真正恢复过来。在与日本的关系中，中国也试图实现大体一致的目标和政策。但对付西方帝国主义卓有成效的手段──执着、合法度、经济抵制──在中日关系上最多只能说未起作用，最糟得说适得其反。而中日关系则从外交争端走到公开军事对抗，最终进入野蛮。
第二次中日战争的「亚洲屠戮」的研究尚在起步阶段，尤其在西方学界，不过战前的中日关系已是近来研究的课题。虽然还没有一部全面的中日外交关系史，但「国际史」的多视角研究方法却已做出了不少重要的贡献。30年代中国对日政策在国内的方方面面以及「公众舆论」在政策的酝酿和制订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已见于柯博文（Parks Coble ）的杰作《面对日本》（Facing Japan：Chinese Politics and Japanese Imperialism ，1931-1937）的中心部分。乔丹指出了30年代初国民党的一轮新「革命外交」导致了出其逆料的结局，尤其是不买那个岛国的东西运动。他认为这轮外交非但未能吓退日本，反而首先是事实上促成了日本的侵略。孙友利对中国30年代「绥靖」外交富有启发的修正性阐述，则强调了中国对外政策的文化构成。他认为「绥靖」外交的制订与实施是基于对「帝国主义」的一些理解，确信日本与西方列强间有不可避免的冲突。这一「定见」体现在蒋介石1937年7 月的战争巨赌里，也体现在尔后四年他试图使世界政治纳入其预想之决意中。基于此，入江昭力荐我们重点从文化视角来看这段时期的中日关系：中日首先是各自文化国际化中的伙伴，其次才是其相互竞争 《中国的国际化：民国时代的对外关系(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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