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国际化：民国时代的对外关系
成为一种文化决斗后至死方休的敌人。
日本的战败结束了战时的同盟结构和中国在其中的地位。如果中国此时可以说已成了强国，那么它将不得不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主宰的两极世界里游弋，而这一世界又由于美苏皆无法控制中国共产党造反而变得极其复杂。国民党的中国将赢得战争──不光是对日战争，还有为中国的主权以及中国在世界上自立的奋斗──但它将丢失国家政权。这一结局不仅当时出人意料，现今回顾亦令人愕然，同时也说明了为甚么战后阶段一直是民国外交史中最具争议的领域。赖文（Steven I.Levine ）开创性的研究《胜利之砧》（Anvil of Victory），揭示了国际国内形势互动的相关性，比其它著作更好地解释了共产党人如何赢得满洲并为夺取中国打下了基础。最近威斯塔德利用了新的苏联和中国的资料，探讨了冷战政治背景下中国内战的起源。他指出四方（重庆、延安、莫斯科和华盛顿）主要的政策制订者几乎都不称职（充其量也不过是短视和失算），并清楚地展示了冷战外交如何从根本上塑成了中国内战并部分地决定了其结局，而且中国共产党亦已是冷战外交的一角。韩特进一步追溯了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对外关系方针的起源，显示该方针独立自主于其它的后中华帝国政权，最后甚至独立自主于共产国际和苏联导师。在共产党「胎中之国」的对外政策中，人们可以看到有些主脉延续到1949年以后，其中有不少──这是我的理解，不属韩特的──是一位固执己见的领导人对对外事务横加种种危险限制的主宰。不过，毛泽东将继承一个国家和一段外交上富有成就的历史，这二者将让人民共和国打一开始就在世界事务中扮演一个主要角色。
三对外关系的内部化
界定和维护中国人的「祖国」是在国内无法避免的国际化环境中进行的。国际化的具体标志在城巿里最为明显，尤其在条约口岸：柏油马路、电灯、公园、大多放映着好莱坞片子的大影院，更不必说居住在那里的成千上万外国人了。但国际化也将随着以外国资本铺设的铁路而穿越大地；随泛美和汉莎引入并与中国政府合伙的民航而飞升天空，并随军队──着西式军服，荷进口枪弹，听令于挂满入时勋徽肩章的将军，受训于接踵相继的外国军事顾问─ ─而行进到任何地方。甚至远山僻壤也会在一夜之间被国际经济力量改变。
例如江西省西南的大庾县，它在二十世纪里得益于它的第二次或者说第三次、但无疑是最戏剧性的一次进入全球巿场。大庾曾是县治所在地，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主要的贸易站，是从广东出梅岭关口后往北的第一个城巿，正当在连接广州和华东华中贸易最繁忙的一条路线上。1736年法国人杜阿德（du Halde）描写道，这座城巿「像奥尔良一般大〔约100 ，000 人〕，人口稠密，风光秀美，有很大的买卖，亦是休闲胜地」。大庾在中西贸易的广东公行制全盛期繁荣了起来，买卖茶叶、丝绸和鸦片。但1858年太平天国的石达开西征越城而过之后，大庾开始衰落。随着条约口岸制向内地的伸张和上海的成长，梅岭之路便只限于地区间往来。大庾成了死水一潭，只值作一个最低等的征收厘金的小站。它的可耕地只能养活它一半的人口，本地茶叶、毛边纸和一度颇负盛名的大庾板鸭，产量纵有增加亦不足以挽回颓势。
后来在大庾发现了钨。矿石是在十九世纪末被一个外国传教士发现的。他在西华山一带拥有地产，该地产结果证明蕴藏有世界上最丰富的黑钨矿，矿石可以采掘制钨。不久，当地士绅从教士手里买下地产，并立西华山为「公共财产」。但这种公民心胸只维持到1916年。其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高峰，对钨有疯狂的需求，主要用它来制造火炮和特种钢。于是一窝蜂的土地抢购接踵而来，西华山被瓜分成几百小份，20，000 个矿工挖掘着世界上最有价值的战略矿石。大庾成了暴发城巿。它发展了一个旺盛的巿场以经营精美丝绸，进口西方毛织品，甚至西方化妆品。茶馆酒楼也兴隆了。当江西和广东省政府在为如何发展和垄断中国最珍贵的出口商品争执不下并与南京政府意见不一时，大庾却在一边安享了20年世界钨砂贸易中心的地位。
但进入世界巿场之途并非对所有行业或地区来说都很平坦。一个有名的例子是制丝业，中国丝差劲的质量和营销已危及了这一民族最倚重的出口业之一。于是在1932年，国家和省政府与私营企业主的「蚕丝改良会」合作，建立了首先是符合国际标准的国家丝生产质量标准。在国际联盟专家的建议下，政府开始规范制丝业与个体生产者。中国农民被强制在自家或其它用于产丝的房屋里喷洒消毒剂，并被命令只向政府购买蚕茧。这些颇为成功的改革并不是朝着制丝业国家标准化的第一步，而是国际化的第一步。中国将国际标准内部化，使其为己所用。
政治样板从整体来看，以上所言也适用于政治标准。民国时期，可能除了张勋1916年策划的政府外，没有一届政府相信复辟大清国能解决中国二十世纪的各种危机。将一整套新的社会集团──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知识界和常备职业军人──整合到一个民族国家的新结构里，这种大任在中国政治史上绝无先例。这是不停地进行各种政治形式实验的一个时代，或者确切说，一个世纪，但没有一种是土生土长的：1912-1913 年的议会共和；1913-1916 年的军事独裁；1916年的君主立宪图谋；还有最经久的列宁主义党国。
从1924年至今，党国是中国政治的中心舞台。虽然大部分学术文献着墨于共产党种型──即苏绍智所谓的「中国特色的党治」──但党国的思想谱系从列宁到斯大林、再到国共两家换任换代的领袖群却是一脉相承的。正是在苏联的循导下，孙中山撰造了「以党治国」的理念。并且绝非偶然，国民党为南京新都──一座将仿形巴黎和华盛顿的国际性都巿──设计蓝图时，国民政府的建筑结构俨然就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翻版：一个结合北京天坛和美国国会大厦最显著特征的建筑奇观。到了30年代，努力「党化」政治生活甚至文化生活成了国民党政权的第二生命。直到不久前并且主要在台湾，执政党的政治文化还压制了政治实践和学术研究中取代党国的异议。
不用说，中国的政治实践和运作时不时地翻版政治模式，走样走谱得依稀难辨。当历届政府制订或声称它们正筹备一部「宪法」时，并不总意味着它们有意于循宪法治国。在袁世凯筹划独裁时，正在为袁出谋划策的美国政治学家古德诺（Frank Goodnow ）的一位好挖苦人的纽约朋友告诉他：不弄个宪法顾问就连最反动的政府也无法治国了，「活像咱这儿打算漠视法律的大公司们打一开业就没把本土上最棒的律师弄到手」。中国30年代自成一体的法西斯份子也有他们的顾问和榜样，并且无疑在南京政权的历史形象上打上他们的标记。然而，导致中国「法西斯主义」获其名的所作所为与欧洲的法西斯现象鲜有相似之处。充其量不过是有意引进一个现成法西斯国家政权的上层构造而已──口号、队列、歌咏、宣传──从无意于法西斯主义的基础：社会运动。后者是当时德国纳粹主义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力量之所在，而国民党领袖们对其味同嚼蜡。在论述法西斯本质的浩繁文献里，没有一个定义适合于定义它形形色色且经常争吵不已的中国崇拜者。对法西斯主义至今尚还未找到一个内涵充足的中文意译，只有一个干巴巴的音译「法西斯主义」。
然而，中国共产主义的情形却不是这样。它的「共产」决 《中国的国际化：民国时代的对外关系(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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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战败结束了战时的同盟结构和中国在其中的地位。如果中国此时可以说已成了强国，那么它将不得不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主宰的两极世界里游弋，而这一世界又由于美苏皆无法控制中国共产党造反而变得极其复杂。国民党的中国将赢得战争──不光是对日战争，还有为中国的主权以及中国在世界上自立的奋斗──但它将丢失国家政权。这一结局不仅当时出人意料，现今回顾亦令人愕然，同时也说明了为甚么战后阶段一直是民国外交史中最具争议的领域。赖文（Steven I.Levine ）开创性的研究《胜利之砧》（Anvil of Victory），揭示了国际国内形势互动的相关性，比其它著作更好地解释了共产党人如何赢得满洲并为夺取中国打下了基础。最近威斯塔德利用了新的苏联和中国的资料，探讨了冷战政治背景下中国内战的起源。他指出四方（重庆、延安、莫斯科和华盛顿）主要的政策制订者几乎都不称职（充其量也不过是短视和失算），并清楚地展示了冷战外交如何从根本上塑成了中国内战并部分地决定了其结局，而且中国共产党亦已是冷战外交的一角。韩特进一步追溯了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对外关系方针的起源，显示该方针独立自主于其它的后中华帝国政权，最后甚至独立自主于共产国际和苏联导师。在共产党「胎中之国」的对外政策中，人们可以看到有些主脉延续到1949年以后，其中有不少──这是我的理解，不属韩特的──是一位固执己见的领导人对对外事务横加种种危险限制的主宰。不过，毛泽东将继承一个国家和一段外交上富有成就的历史，这二者将让人民共和国打一开始就在世界事务中扮演一个主要角色。
三对外关系的内部化
界定和维护中国人的「祖国」是在国内无法避免的国际化环境中进行的。国际化的具体标志在城巿里最为明显，尤其在条约口岸：柏油马路、电灯、公园、大多放映着好莱坞片子的大影院，更不必说居住在那里的成千上万外国人了。但国际化也将随着以外国资本铺设的铁路而穿越大地；随泛美和汉莎引入并与中国政府合伙的民航而飞升天空，并随军队──着西式军服，荷进口枪弹，听令于挂满入时勋徽肩章的将军，受训于接踵相继的外国军事顾问─ ─而行进到任何地方。甚至远山僻壤也会在一夜之间被国际经济力量改变。
例如江西省西南的大庾县，它在二十世纪里得益于它的第二次或者说第三次、但无疑是最戏剧性的一次进入全球巿场。大庾曾是县治所在地，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主要的贸易站，是从广东出梅岭关口后往北的第一个城巿，正当在连接广州和华东华中贸易最繁忙的一条路线上。1736年法国人杜阿德（du Halde）描写道，这座城巿「像奥尔良一般大〔约100 ，000 人〕，人口稠密，风光秀美，有很大的买卖，亦是休闲胜地」。大庾在中西贸易的广东公行制全盛期繁荣了起来，买卖茶叶、丝绸和鸦片。但1858年太平天国的石达开西征越城而过之后，大庾开始衰落。随着条约口岸制向内地的伸张和上海的成长，梅岭之路便只限于地区间往来。大庾成了死水一潭，只值作一个最低等的征收厘金的小站。它的可耕地只能养活它一半的人口，本地茶叶、毛边纸和一度颇负盛名的大庾板鸭，产量纵有增加亦不足以挽回颓势。
后来在大庾发现了钨。矿石是在十九世纪末被一个外国传教士发现的。他在西华山一带拥有地产，该地产结果证明蕴藏有世界上最丰富的黑钨矿，矿石可以采掘制钨。不久，当地士绅从教士手里买下地产，并立西华山为「公共财产」。但这种公民心胸只维持到1916年。其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高峰，对钨有疯狂的需求，主要用它来制造火炮和特种钢。于是一窝蜂的土地抢购接踵而来，西华山被瓜分成几百小份，20，000 个矿工挖掘着世界上最有价值的战略矿石。大庾成了暴发城巿。它发展了一个旺盛的巿场以经营精美丝绸，进口西方毛织品，甚至西方化妆品。茶馆酒楼也兴隆了。当江西和广东省政府在为如何发展和垄断中国最珍贵的出口商品争执不下并与南京政府意见不一时，大庾却在一边安享了20年世界钨砂贸易中心的地位。
但进入世界巿场之途并非对所有行业或地区来说都很平坦。一个有名的例子是制丝业，中国丝差劲的质量和营销已危及了这一民族最倚重的出口业之一。于是在1932年，国家和省政府与私营企业主的「蚕丝改良会」合作，建立了首先是符合国际标准的国家丝生产质量标准。在国际联盟专家的建议下，政府开始规范制丝业与个体生产者。中国农民被强制在自家或其它用于产丝的房屋里喷洒消毒剂，并被命令只向政府购买蚕茧。这些颇为成功的改革并不是朝着制丝业国家标准化的第一步，而是国际化的第一步。中国将国际标准内部化，使其为己所用。
政治样板从整体来看，以上所言也适用于政治标准。民国时期，可能除了张勋1916年策划的政府外，没有一届政府相信复辟大清国能解决中国二十世纪的各种危机。将一整套新的社会集团──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知识界和常备职业军人──整合到一个民族国家的新结构里，这种大任在中国政治史上绝无先例。这是不停地进行各种政治形式实验的一个时代，或者确切说，一个世纪，但没有一种是土生土长的：1912-1913 年的议会共和；1913-1916 年的军事独裁；1916年的君主立宪图谋；还有最经久的列宁主义党国。
从1924年至今，党国是中国政治的中心舞台。虽然大部分学术文献着墨于共产党种型──即苏绍智所谓的「中国特色的党治」──但党国的思想谱系从列宁到斯大林、再到国共两家换任换代的领袖群却是一脉相承的。正是在苏联的循导下，孙中山撰造了「以党治国」的理念。并且绝非偶然，国民党为南京新都──一座将仿形巴黎和华盛顿的国际性都巿──设计蓝图时，国民政府的建筑结构俨然就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翻版：一个结合北京天坛和美国国会大厦最显著特征的建筑奇观。到了30年代，努力「党化」政治生活甚至文化生活成了国民党政权的第二生命。直到不久前并且主要在台湾，执政党的政治文化还压制了政治实践和学术研究中取代党国的异议。
不用说，中国的政治实践和运作时不时地翻版政治模式，走样走谱得依稀难辨。当历届政府制订或声称它们正筹备一部「宪法」时，并不总意味着它们有意于循宪法治国。在袁世凯筹划独裁时，正在为袁出谋划策的美国政治学家古德诺（Frank Goodnow ）的一位好挖苦人的纽约朋友告诉他：不弄个宪法顾问就连最反动的政府也无法治国了，「活像咱这儿打算漠视法律的大公司们打一开业就没把本土上最棒的律师弄到手」。中国30年代自成一体的法西斯份子也有他们的顾问和榜样，并且无疑在南京政权的历史形象上打上他们的标记。然而，导致中国「法西斯主义」获其名的所作所为与欧洲的法西斯现象鲜有相似之处。充其量不过是有意引进一个现成法西斯国家政权的上层构造而已──口号、队列、歌咏、宣传──从无意于法西斯主义的基础：社会运动。后者是当时德国纳粹主义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力量之所在，而国民党领袖们对其味同嚼蜡。在论述法西斯本质的浩繁文献里，没有一个定义适合于定义它形形色色且经常争吵不已的中国崇拜者。对法西斯主义至今尚还未找到一个内涵充足的中文意译，只有一个干巴巴的音译「法西斯主义」。
然而，中国共产主义的情形却不是这样。它的「共产」决 《中国的国际化：民国时代的对外关系(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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