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国际化：民国时代的对外关系
心将转化为在其统治领土内一场史无前例的财富与地位的再分配。很容易就可看出：中国的共产主义，特别是毛式的，与斯大林苏联所实行共产主义或是从台尔曼（Ernst Th？lmann ）到豪尔（Gus Hall）等西方共产主义领袖们所理解的共产主义很不相同。很多关于中国共产主义的文献，从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 ）始初的研究到塞尔顿（Mark Selden ）「延安道路」的力作，再到最新关于中国共产党起源的论述，都费尽苦心地强调了这个党的本土特色，从而使人容易忘记这一运动在其幼年曾多么有力地与国际力量连在一起，多么深入地将国际共产主义的原则内部化。如果不频频地提到共产国际、苏联领导人、苏联在民国时期对中国政治生活的大量干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历史将根本讲不通。在对外政策上，牛军最近的研究再度证明：虽然统一战线政策导致了中国共产党领袖人在1944-1946 年与华盛顿谈情，但他们心里明白他们将与莫斯科成亲。无论是在野还是掌权，之于艺术或之于工业，见诸内政方针或见诸外交政策，中国共产党更多地是走苏维埃的路而不是背离它。我们必须牢记这一浅显的事实：没有苏联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军事理念最后让我们看一下中国党国政治的政绩与一种更为历久不衰的外国影响的关联：近代军事理念──它已成为近代中国政治的一个恒久部分。二十世纪上半叶，当国民党和共产党皆以武力取得政权时，中国是西方军械军火在世界上最大的巿场。它比世界其它任何一个地方都有更多的兵役、更长的役期。更说到点子上：西方军事理念（苏联的、德国的和美国的国家形式）无疑是西方对中国单一最成功的文化输出。可能至今还是。
不用老外教，中国人也会打仗或使用暴力。中国的战争能力早已令人「敬畏」。不同的是，自晚清袁世凯训练国家的新军开始，一支支常备、职业化军事力量的建制常可与它的国外军事组织具体楷模相媲美。1924-1926 年苏联顾问在广东训练的政治化武装，1927-1938 年普鲁士德国式训导的蒋介石中央军，还有在抗战中先后由俄国人和美国人担任顾问的几支军队，都是一些范例。
还有，始于袁世凯和袁初逝时期的政治权威的军事化。它先崭露为「军阀」时代的一种地方性现象，尔后在国共两家党国的军事委员会主宰的政治中心制度化。再尔后是蒋介石新生活运动所欲图的全民「军事化」，最后则是毛的人民共和国里无休无止「战役」的动员和在强迫性向共产主义进军中把社会单元编为诸如「大队」（英文本义为「旅」──译者注）之类的重组。至于维护大城巿街区秩序，先是国民党的中国，后是共产党的中国，是东洋西洋最新式警察训练的受益者──如果「受益者」是个妥当的词。
商保格（David Shambaugh ）最近通过「把军人召回来」而重新解读中国政治史的成就证明了：内部或外部的安全问题总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议事日程的首选；军人政治家如何以「兼职」在中国共产党党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政中起到核心作用；军方的价值观念如何从众多观念中挤出来而成为政治运动的源泉；经济的优先项目又是怎样在国防战略基础之上制订。所有这些亦完全适用于国民党政权，它将一个我所称之为「民族安全的国政」遗赠给共产党人，包括一个首先是为国防的庞大国有工业部门和军事─经济一体化力量的创造性。
四文化和经济的国际主义与国际化
不管对外政策对民国政权来说有多要紧或外国样板对民国政治有多重要，民国时代最醒目的标志则是与外国人在文化和经济上接触的广度与深度。可能正是在这些领域里，中国最深地溶入了国际上各种活动之中。首先并且并非不重要的，是与外部有亲身关系的更多的可能性：即在海外生活、工作、学习的亲戚。他们从东南亚、北美、西欧、中欧、苏联、日本写信、寄钱回来，偶尔还回家。
传教士旅居海外的中国人有他们的经历，旅居中国的西方人亦然。中国在其近代史上从没有如此开放过，如此举足可及，甚至对最大的流氓们亦不例外。用传奇大流氓林肯（J.T.Trebitsch-Lincoln ）自己的话说，这是「一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冒险」，不然他哪里能发迹？这个做过英国圣公会牧师和国会议员的匈牙利犹太佬，在1921年揣着一兜子计划到中国「把这个国家发展成一个第一流的陆上和海上强权」之前，就已因在三个国家从事间谍与煽动活动而遭到通缉了。他成了北洋军阀时代里三位大军事家的首席军事顾问，包括吴佩孚，代表他们进行庞大的军备和工业交易谈判。只是在国民党统一中国后，他才退隐坐禅，在南京附近的一座庙里做起了和尚。但他巡游的冲动又把他送回欧洲去做「佛教布道僧」，而在那里他因欺诈而被捕。
我们较为熟知的那类传教士则一直是研究和争议的对象。马克吐温（Mark Twain）曾警告说，「多一个皈依者我们的文明就多一分被追赶上的危险」。从那以后，一大堆怀疑论调的文献便涌了出来，与传教士们「主在中国的圣职」的友好记述相持不下。只是到最近，学术界才开始涉及民国时期传教与国际政治利益间的关系。同时，研究传教活动中极少涉及过的宗教主题也得到了认真对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贝思（Daniel Bays ）现在的研究工作，正在证明在二十世纪中国基督教是怎样被「内部化」，并在土生土长的各类中国宗教中找到一块落脚之地。
传教中较为世俗的活动，在近来一些有关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的历史的著作中──包括小说──受到了关注。按艾卡特（Wolfgang Eckart ）的说法，甚至医生也算是「文化传教士」。技术传教士──如果可以用这个词── 是斯特罗斯（Randall Stross）对美国农业专家在中国的工作批判性阐述中的主题，而陈意新则显示了农业合作社的种种国际模式如何在民国时代通过传教士的介绍而被内部化。
军事顾问和雇佣军人一直是另一种的文化牵线人──我们不可以考虑「军事传教士」这个委婉说法吗？就中美关系来说，人们的注意力几乎全集中在40年代史迪威和魏德迈使团的高层政治活动，往往还带着很强的党派眼光。然而归根结柢更为有趣的则是这些使团制度史，尤其是把它们与早期国民革命运动的苏俄使团制度史相比较，或与 1928-1938 年间国民党政府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制度史相比较。德国军事顾问团近年来一直是详细研究的对象，不仅它的领导权，还有它的组织、制度文化和它在军事、经济、意识形态与政治事务一大圈的影响。我们亦从中得到材料来评价顾问和主人间个人的、近乎师生的关系，如像蒋介石与他第一任亦是最信任的德国顾问鲍威尔（Max Bauer）的相互影响。我们也了解那些传授给了整整一代中国军官的课程，它竟如此跟得上时代地来了一门必修课：「种族对政治的影响」。
教育当中国为一批世界性的、各色各样的高等学府提供校舍时，国际教育最广泛的影响应该存在于官方范围之外──有时是因为某一外国在政治上有意地广泛资助各类文化事业，但更普遍则是因为中国青年人齐聚在中国的国际教育机构里，身处于一个开头不是太协调、但却充满活力的教育交流时代。由于学者们研究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各类规则的起源和中国学生基于高水平国际标准的训练，早期国际教育已是中国对外关系研究中最富成果的领域之 《中国的国际化：民国时代的对外关系(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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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理念最后让我们看一下中国党国政治的政绩与一种更为历久不衰的外国影响的关联：近代军事理念──它已成为近代中国政治的一个恒久部分。二十世纪上半叶，当国民党和共产党皆以武力取得政权时，中国是西方军械军火在世界上最大的巿场。它比世界其它任何一个地方都有更多的兵役、更长的役期。更说到点子上：西方军事理念（苏联的、德国的和美国的国家形式）无疑是西方对中国单一最成功的文化输出。可能至今还是。
不用老外教，中国人也会打仗或使用暴力。中国的战争能力早已令人「敬畏」。不同的是，自晚清袁世凯训练国家的新军开始，一支支常备、职业化军事力量的建制常可与它的国外军事组织具体楷模相媲美。1924-1926 年苏联顾问在广东训练的政治化武装，1927-1938 年普鲁士德国式训导的蒋介石中央军，还有在抗战中先后由俄国人和美国人担任顾问的几支军队，都是一些范例。
还有，始于袁世凯和袁初逝时期的政治权威的军事化。它先崭露为「军阀」时代的一种地方性现象，尔后在国共两家党国的军事委员会主宰的政治中心制度化。再尔后是蒋介石新生活运动所欲图的全民「军事化」，最后则是毛的人民共和国里无休无止「战役」的动员和在强迫性向共产主义进军中把社会单元编为诸如「大队」（英文本义为「旅」──译者注）之类的重组。至于维护大城巿街区秩序，先是国民党的中国，后是共产党的中国，是东洋西洋最新式警察训练的受益者──如果「受益者」是个妥当的词。
商保格（David Shambaugh ）最近通过「把军人召回来」而重新解读中国政治史的成就证明了：内部或外部的安全问题总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议事日程的首选；军人政治家如何以「兼职」在中国共产党党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政中起到核心作用；军方的价值观念如何从众多观念中挤出来而成为政治运动的源泉；经济的优先项目又是怎样在国防战略基础之上制订。所有这些亦完全适用于国民党政权，它将一个我所称之为「民族安全的国政」遗赠给共产党人，包括一个首先是为国防的庞大国有工业部门和军事─经济一体化力量的创造性。
四文化和经济的国际主义与国际化
不管对外政策对民国政权来说有多要紧或外国样板对民国政治有多重要，民国时代最醒目的标志则是与外国人在文化和经济上接触的广度与深度。可能正是在这些领域里，中国最深地溶入了国际上各种活动之中。首先并且并非不重要的，是与外部有亲身关系的更多的可能性：即在海外生活、工作、学习的亲戚。他们从东南亚、北美、西欧、中欧、苏联、日本写信、寄钱回来，偶尔还回家。
传教士旅居海外的中国人有他们的经历，旅居中国的西方人亦然。中国在其近代史上从没有如此开放过，如此举足可及，甚至对最大的流氓们亦不例外。用传奇大流氓林肯（J.T.Trebitsch-Lincoln ）自己的话说，这是「一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冒险」，不然他哪里能发迹？这个做过英国圣公会牧师和国会议员的匈牙利犹太佬，在1921年揣着一兜子计划到中国「把这个国家发展成一个第一流的陆上和海上强权」之前，就已因在三个国家从事间谍与煽动活动而遭到通缉了。他成了北洋军阀时代里三位大军事家的首席军事顾问，包括吴佩孚，代表他们进行庞大的军备和工业交易谈判。只是在国民党统一中国后，他才退隐坐禅，在南京附近的一座庙里做起了和尚。但他巡游的冲动又把他送回欧洲去做「佛教布道僧」，而在那里他因欺诈而被捕。
我们较为熟知的那类传教士则一直是研究和争议的对象。马克吐温（Mark Twain）曾警告说，「多一个皈依者我们的文明就多一分被追赶上的危险」。从那以后，一大堆怀疑论调的文献便涌了出来，与传教士们「主在中国的圣职」的友好记述相持不下。只是到最近，学术界才开始涉及民国时期传教与国际政治利益间的关系。同时，研究传教活动中极少涉及过的宗教主题也得到了认真对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贝思（Daniel Bays ）现在的研究工作，正在证明在二十世纪中国基督教是怎样被「内部化」，并在土生土长的各类中国宗教中找到一块落脚之地。
传教中较为世俗的活动，在近来一些有关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的历史的著作中──包括小说──受到了关注。按艾卡特（Wolfgang Eckart ）的说法，甚至医生也算是「文化传教士」。技术传教士──如果可以用这个词── 是斯特罗斯（Randall Stross）对美国农业专家在中国的工作批判性阐述中的主题，而陈意新则显示了农业合作社的种种国际模式如何在民国时代通过传教士的介绍而被内部化。
军事顾问和雇佣军人一直是另一种的文化牵线人──我们不可以考虑「军事传教士」这个委婉说法吗？就中美关系来说，人们的注意力几乎全集中在40年代史迪威和魏德迈使团的高层政治活动，往往还带着很强的党派眼光。然而归根结柢更为有趣的则是这些使团制度史，尤其是把它们与早期国民革命运动的苏俄使团制度史相比较，或与 1928-1938 年间国民党政府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制度史相比较。德国军事顾问团近年来一直是详细研究的对象，不仅它的领导权，还有它的组织、制度文化和它在军事、经济、意识形态与政治事务一大圈的影响。我们亦从中得到材料来评价顾问和主人间个人的、近乎师生的关系，如像蒋介石与他第一任亦是最信任的德国顾问鲍威尔（Max Bauer）的相互影响。我们也了解那些传授给了整整一代中国军官的课程，它竟如此跟得上时代地来了一门必修课：「种族对政治的影响」。
教育当中国为一批世界性的、各色各样的高等学府提供校舍时，国际教育最广泛的影响应该存在于官方范围之外──有时是因为某一外国在政治上有意地广泛资助各类文化事业，但更普遍则是因为中国青年人齐聚在中国的国际教育机构里，身处于一个开头不是太协调、但却充满活力的教育交流时代。由于学者们研究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各类规则的起源和中国学生基于高水平国际标准的训练，早期国际教育已是中国对外关系研究中最富成果的领域之 《中国的国际化：民国时代的对外关系(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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