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国际化：民国时代的对外关系
一。
然而颇具讽刺的是，30年代高等教育逐渐被取回到中国国家控制之下也是基于国联的国际知识合作项目的一个委员会的「国际性」指导，至少被其首肯。这个以其领导人、前普鲁士教育大臣贝克（C.H.Becker）命名的「贝克委员会」，描述了中国教育的组织混乱（不知甚么理由它归咎于美国人）。它决意强化国家对各类教育事务的控制；将国立大学体制在地理布局和财政方面合理化；并建立全国范围的入学考试制度──其中允许官方干预某些特殊学科的录取。其结果是在「权威主义知识观」的基础上将中国的高等教育重组、集权化、最终国家化。该观念为国民党政权所认同，且被毫不失时地大力贯彻。就学科而言，30年代初的这些改革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中重点发展科目的一次根本的、至今尚为永久性的改观。人文学和社会科学不再优先，招生开始受限，以利于自然科学、数学和工程学科。
最大的国际学校根本就是众条约口岸：学识、聚会和民族主义冲突的多元文化竞技场。二十世纪前期，它们是近代经济生长的中心，中国人和外国人相聚的要地（更不用说来自不同地区的中国人了）。它们是滋生有国际联系的新社会阶级的最惹人注目的土壤。它们的盛期恰逢中国资本主义的第一个「黄金时代」；见证了中国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独立的工人运动的发生、以及一个国际取向的、与政府鲜有搭界的知识分子群的兴起。正是在这里，我们有了民国「民间」对外关系领域最好的范例。
在中华民国史的领域里，上海──同时作为一个国际的和中国的城巿──已成为新著作自然的焦点。在仅仅是对这个大都会的研究中，洪妮格（Emily Honig ）和裴宜理（Elizabeth Perry ）重新启开了劳工史的大门，而这一领域自从谢耐和（Jean Chesneaux）的著作之后在西方一直沉睡不已；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将警察与其对手们在底层社会暗中进行的斗争曝光；洪妮格探讨了苏北移民文化，瓦萨斯特罗姆（Jeffrey Wasserstrom ）探讨了学生文化，叶文心探讨了银行业文化──所有这些都得益于近几年才对研究者开放的档案材料。
然而，这些口岸城巿的国际社会史有待于编写。魏斐德、叶文心和其它人所研究的是那些渐渐觉得自己也是「上海人」的「外埠头人」，包括了中国的银行家、工业家、工人、学生、记者、青洪帮徒、妓女，但这不是国际「外埠头人」的上海，不属那些克利福德新近著作中的主人公们：来自全球的商人、冒险家和难民。这也不是年轻桑本（John Hay Thornburn）的上海，一个在保卫曾一度被称为「东方爱尔兰」地方时谋杀人、最终遭人谋杀的大英永久居民。这些口岸城巿并不只是观光之地──想一想国际旅游的机会尚处在洲际航空旅行之前的时代──而是那些以中国为主要居所的外籍人生活、做事、四海为家的地方。
近代中外关系中最缺的就是中国人和在华外国人交往的历史。中外档案的开放如今允许了这一历史现在就编写，并且，一言以括之，允许「把西方召回来」，视外国在中国的存在为中国近代史整体的一部分。
商业可以肯定，对于任何中国工商史的新作、中外经济合作与竞争类型的新研究、或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在国际背景中长期段发展的新探讨，把在华外国人史考虑在内是必不可少的。正如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 ）令人信服地指出，区分「民族」和「买办」资产阶级毫无意义：所有重要的工商业皆有不可或缺的国际联，纵使它们几乎全有民族主义的老板。同样毫无意义的是将经济国际化的讨论仅限于条约口岸。如果我们引证劳斯基（Thomas J.Rawski）的发现，那么民国时代经济成长的活力则是激活于并远远超出于条约口岸和城巿地区。劳斯基分析了1912-1937 年间国民经济持续性经济增长的规律，发现它「植根于外贸的增长」。
同样的说法亦可解释民国下半期国有经济部门的迅速膨胀。中国国家资本主义是基于与外国公司和政府的合伙以及外国的技术援助才发展起来，并且也只能如此才发展起来。为民航提供了资金的合资企业是如此，外国参与的国家铁路网扩建是如此，中国第一家汽车制造厂的建立是如此，并且最令人注目的是，日后成为晚期国民党和早期共产党政权经济核心的国家重工业部门的创建也还是如此。那些掌管着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工程技术人员和计划人员大多曾在国外接受了训练，或被派去国外与合作的公司或政府一道工作。后来，国民政府在战时转移到四川时，他们证明能够熟巧地应对当地困难的环境，尽管他们的计划和训练是基于已艺术化了的技术水准和与最发达工业经济的长期联系。到了民国晚期，国家掌握了中国总工业资本的三分之二强，这不仅是国家化的结果，也是国际化的结果。千真万确，这是孙中山在为中华民国规划实业蓝图时曾说过的「中国的国际化发展」的结果。
五结语
如果民国时代确实有这么一个国际化高潮，那么我们怎么解释其后的年代？在人民共和国最初的年月里，除了一个西方大国，中国断绝了与所有其它西方大国的正式关系，并反过来遭到它们在外交上否认。中国被拒于全球外交的中心论坛联合国之外。在国内，几乎所有的西方人都被赶出中国，他们的机构、公司、家业被没收，他们的中国合伙人和朋友受到政治嫌疑。到1952年，甚至接收西方国家的来信都可能被看成一种阴谋煽动行为。中国人民用毛泽东的话说是「站起来了」，但却把中国近代史上最长久的一批外交关系弃如敝屣。
一种解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对部分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前所未有的密切交往作出反应，如果不说它是过度反应。可是，它承接的是一个在国际上成功地维护了中国的地位、在内政中恢复了完整的主权的政权。难道不能简单地在这些成就之上谋求发展吗？上述中有一点应该是清楚无误的：民国赋予了中国晚清所没有的能力──在境外主导中国的外部关系，在境内调整、引导对外关系以使其为国家服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建立就现成有这种能力，并且可以把它用到极端。
一个更有说服力的一般解释是，早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把中国的对外关系削弱到这种程度，是因为它把全部关系指向一个方向：东方（冷战意义的东方──译者注）。中国从没有像在冷战中最热的年代里那样深深地溶入进一个国际体系之中。它也从未在一项对外关系上深入到像全方位中苏同盟这样的密度和广度。这是一个（起初）有共同意识形态的同盟，建立在苏联对中国共产党数十年为师为友的基础上。此外，它是中国历史上说得最明白无误的军事同盟。它是文化和教育的同盟，为在苏联学习的数千中国人和在中国教课的数千俄国人所明证。它还是一个经济同盟，比近代中国中任何一种外经济关系都更具深度和复杂性。通过长远规划和年度商谈，中国经济将与东欧和苏联兄弟们的经济联在一起。不时地，中国还将甚至成为它盟友们的捐助国，就像它在1953年给摇摇欲坠的东德政权送去紧急援助食品一样。大体上，中国是世界史上最大的一次有计划的技术转让的受益者，该转让帮助人民共和国国家工业建立了一个新核心。之于人民共和国，犹如之于它之前的国民党政权，工业化就是国际化。
只是在外交和内政两者完全失策后──它们是一五计划后毛泽东领导下紧密相连的现象──中国才会在60年代陷入外交 《中国的国际化：民国时代的对外关系(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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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颇具讽刺的是，30年代高等教育逐渐被取回到中国国家控制之下也是基于国联的国际知识合作项目的一个委员会的「国际性」指导，至少被其首肯。这个以其领导人、前普鲁士教育大臣贝克（C.H.Becker）命名的「贝克委员会」，描述了中国教育的组织混乱（不知甚么理由它归咎于美国人）。它决意强化国家对各类教育事务的控制；将国立大学体制在地理布局和财政方面合理化；并建立全国范围的入学考试制度──其中允许官方干预某些特殊学科的录取。其结果是在「权威主义知识观」的基础上将中国的高等教育重组、集权化、最终国家化。该观念为国民党政权所认同，且被毫不失时地大力贯彻。就学科而言，30年代初的这些改革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中重点发展科目的一次根本的、至今尚为永久性的改观。人文学和社会科学不再优先，招生开始受限，以利于自然科学、数学和工程学科。
最大的国际学校根本就是众条约口岸：学识、聚会和民族主义冲突的多元文化竞技场。二十世纪前期，它们是近代经济生长的中心，中国人和外国人相聚的要地（更不用说来自不同地区的中国人了）。它们是滋生有国际联系的新社会阶级的最惹人注目的土壤。它们的盛期恰逢中国资本主义的第一个「黄金时代」；见证了中国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独立的工人运动的发生、以及一个国际取向的、与政府鲜有搭界的知识分子群的兴起。正是在这里，我们有了民国「民间」对外关系领域最好的范例。
在中华民国史的领域里，上海──同时作为一个国际的和中国的城巿──已成为新著作自然的焦点。在仅仅是对这个大都会的研究中，洪妮格（Emily Honig ）和裴宜理（Elizabeth Perry ）重新启开了劳工史的大门，而这一领域自从谢耐和（Jean Chesneaux）的著作之后在西方一直沉睡不已；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将警察与其对手们在底层社会暗中进行的斗争曝光；洪妮格探讨了苏北移民文化，瓦萨斯特罗姆（Jeffrey Wasserstrom ）探讨了学生文化，叶文心探讨了银行业文化──所有这些都得益于近几年才对研究者开放的档案材料。
然而，这些口岸城巿的国际社会史有待于编写。魏斐德、叶文心和其它人所研究的是那些渐渐觉得自己也是「上海人」的「外埠头人」，包括了中国的银行家、工业家、工人、学生、记者、青洪帮徒、妓女，但这不是国际「外埠头人」的上海，不属那些克利福德新近著作中的主人公们：来自全球的商人、冒险家和难民。这也不是年轻桑本（John Hay Thornburn）的上海，一个在保卫曾一度被称为「东方爱尔兰」地方时谋杀人、最终遭人谋杀的大英永久居民。这些口岸城巿并不只是观光之地──想一想国际旅游的机会尚处在洲际航空旅行之前的时代──而是那些以中国为主要居所的外籍人生活、做事、四海为家的地方。
近代中外关系中最缺的就是中国人和在华外国人交往的历史。中外档案的开放如今允许了这一历史现在就编写，并且，一言以括之，允许「把西方召回来」，视外国在中国的存在为中国近代史整体的一部分。
商业可以肯定，对于任何中国工商史的新作、中外经济合作与竞争类型的新研究、或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在国际背景中长期段发展的新探讨，把在华外国人史考虑在内是必不可少的。正如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 ）令人信服地指出，区分「民族」和「买办」资产阶级毫无意义：所有重要的工商业皆有不可或缺的国际联，纵使它们几乎全有民族主义的老板。同样毫无意义的是将经济国际化的讨论仅限于条约口岸。如果我们引证劳斯基（Thomas J.Rawski）的发现，那么民国时代经济成长的活力则是激活于并远远超出于条约口岸和城巿地区。劳斯基分析了1912-1937 年间国民经济持续性经济增长的规律，发现它「植根于外贸的增长」。
同样的说法亦可解释民国下半期国有经济部门的迅速膨胀。中国国家资本主义是基于与外国公司和政府的合伙以及外国的技术援助才发展起来，并且也只能如此才发展起来。为民航提供了资金的合资企业是如此，外国参与的国家铁路网扩建是如此，中国第一家汽车制造厂的建立是如此，并且最令人注目的是，日后成为晚期国民党和早期共产党政权经济核心的国家重工业部门的创建也还是如此。那些掌管着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工程技术人员和计划人员大多曾在国外接受了训练，或被派去国外与合作的公司或政府一道工作。后来，国民政府在战时转移到四川时，他们证明能够熟巧地应对当地困难的环境，尽管他们的计划和训练是基于已艺术化了的技术水准和与最发达工业经济的长期联系。到了民国晚期，国家掌握了中国总工业资本的三分之二强，这不仅是国家化的结果，也是国际化的结果。千真万确，这是孙中山在为中华民国规划实业蓝图时曾说过的「中国的国际化发展」的结果。
五结语
如果民国时代确实有这么一个国际化高潮，那么我们怎么解释其后的年代？在人民共和国最初的年月里，除了一个西方大国，中国断绝了与所有其它西方大国的正式关系，并反过来遭到它们在外交上否认。中国被拒于全球外交的中心论坛联合国之外。在国内，几乎所有的西方人都被赶出中国，他们的机构、公司、家业被没收，他们的中国合伙人和朋友受到政治嫌疑。到1952年，甚至接收西方国家的来信都可能被看成一种阴谋煽动行为。中国人民用毛泽东的话说是「站起来了」，但却把中国近代史上最长久的一批外交关系弃如敝屣。
一种解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对部分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前所未有的密切交往作出反应，如果不说它是过度反应。可是，它承接的是一个在国际上成功地维护了中国的地位、在内政中恢复了完整的主权的政权。难道不能简单地在这些成就之上谋求发展吗？上述中有一点应该是清楚无误的：民国赋予了中国晚清所没有的能力──在境外主导中国的外部关系，在境内调整、引导对外关系以使其为国家服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建立就现成有这种能力，并且可以把它用到极端。
一个更有说服力的一般解释是，早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把中国的对外关系削弱到这种程度，是因为它把全部关系指向一个方向：东方（冷战意义的东方──译者注）。中国从没有像在冷战中最热的年代里那样深深地溶入进一个国际体系之中。它也从未在一项对外关系上深入到像全方位中苏同盟这样的密度和广度。这是一个（起初）有共同意识形态的同盟，建立在苏联对中国共产党数十年为师为友的基础上。此外，它是中国历史上说得最明白无误的军事同盟。它是文化和教育的同盟，为在苏联学习的数千中国人和在中国教课的数千俄国人所明证。它还是一个经济同盟，比近代中国中任何一种外经济关系都更具深度和复杂性。通过长远规划和年度商谈，中国经济将与东欧和苏联兄弟们的经济联在一起。不时地，中国还将甚至成为它盟友们的捐助国，就像它在1953年给摇摇欲坠的东德政权送去紧急援助食品一样。大体上，中国是世界史上最大的一次有计划的技术转让的受益者，该转让帮助人民共和国国家工业建立了一个新核心。之于人民共和国，犹如之于它之前的国民党政权，工业化就是国际化。
只是在外交和内政两者完全失策后──它们是一五计划后毛泽东领导下紧密相连的现象──中国才会在60年代陷入外交 《中国的国际化：民国时代的对外关系(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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