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子在中国的本土化历程

还有一些作物虽然还是主要的粮食作物，但在麦子的挤占下，在整个粮食供应中的地位下降了。小米（粟）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一直是中国北方首屈一指的粮食作物，然而，入唐以后，它的地位开始发生动摇。这在农书中得到反映，《齐民要术》（成书于533-544年之间）所载的各种粮食作物的位置中，谷（粟）列于首位，而大、麦子和水、旱稻却摆得稍后。《四时纂要》（成书于五代末）中则看不到这种差别，有关大麦子的农事活动出现的次数反而最多。麦已取代了粟的地位，成为仅次于稻的第二大粮食作物。这种地位形成之后，就是在玉米、甘薯、马铃薯等传入中国之后也没有撼动。

麻、菽、苽等粮食作物的淘汰，以及粟等粮食作物在粮食供应中地位的下降，有其自身的原因，但它们在淘汰或下降之后，所形成的粮食空缺，必须要有相应的补充才能使这些面临淘汰的粮食作物真正被淘汰。麦虽然不是唯一的，但却是最重要的替代品。

4、也是适应中国风土人情的过程

麦子在淘汰本土农作物的同时，也在接受不断的改造，以适应本土化的需要。

首先是栽培技术的改变。

麦子传入中国北方之初，可能和原有的粟、黍等作物的栽培季节是一样的，即春种秋收。前面说过，麦子的抗旱能力不如原产于中国北方的旱地作物，而北方春季干旱多风，春播不利于麦子的发芽和生长。但小麦具有较强的耐寒能力，幼苗期间，能够在低至-5C温度时还能生存。于是经过长期的摸索，小麦由春种改为秋种。秋季是北方降水相对集中的季节，土壤的墒情较好。有利于小麦生长。另外，秋播夏收还可以解决春种秋收所引起的夏季青黄不接。据文献反映，春秋战国以前，以春麦栽培为主。到春秋初期，冬麦在生产中才露了头角。

秋种夏收的冬麦的出现是麦子适应中国本土化需要所发生的最大的改变，也是麦子在中国本土化最关键的一步。

改春播为秋播，并不意味着从此可以万事大吉。秋播以后的麦子，仍然要经受冬季严寒、春季干旱，以及麦收季节多雨的考验。特别是麦子在成熟的时候，枯黄很快，容易落粒，一经风雨，就成灾损。有“收麦如救火”的说法。于是在北方出现了一些针对种麦特殊需要的技术措施。这些措施在汉代《氾胜之书》、北魏的《齐民要术》等农书中都有详细的记载。以麦收来说，《韩氏直说》提出“带青收一半，合熟收一半”的办法。元代北方 麦区还普遍采用了麦钐 、麦绰 和麦笼 配套的麦收工具。大大提高了麦收效率。

麦子进入南方以后，首先可能是在一些坡地上种植，因为这些地方排水比较方便，发展到稻田种植之后，人们先是采用“耕治晒暴”的方法来排干稻田中的水份，再种上麦子。到了元代以后，又出现了“开沟作疄 ”的办法，以后一直沿用，并逐渐深化。

其次是食用方法的改变。

研究中国食物史的日本学者认为，麦子和面食是同步的，但中国似乎是个例外，根据古代文献的记载，许多世纪以来，中国人食用麦子的方法可能和食用谷子、稻子是一样的，即所谓“粒食”。将麦子整粒蒸煮熟化之后，制成“麦饭”（麮），用筷子挟食。但麦饭又粗又硬，不好吃。于是便想到用磨来加工，变成了碎粒麦屑，使其更象北方的小米，然而再按小米的蒸煮方法加工成“麦饭”，这种麦饭虽然比整粒的麦饭要好吃一些，但仍然算不上是面食。真正的面食是从汉代开始兴起的，唐代才得到普及。

唐宋以后，虽然面食开始普及，但中国人并没有象其他以麦子为主食的民族一样靠烤面包来养活自己，而依然是采用自己所惯用的方法，将面粉加工成馒头、包子、面条之类，蒸煮而食，故有笼饼、蒸饼和汤饼之称。麦作的推广和面食的普及是分不开的。只是这种面食也已是本土化后的面食。本应伴随麦作传入中土的烤面包是在明末清初才由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和汤若望等人带入中国的。

5、麦作是本土化最成功的一个

古来引进中国的物种很多。但麦子是最成功的一个，这不单是指麦子的种植面积大，食用人数多，而且是指它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生产生活方式，乃至影响到整个中国历史的进程。这从麦子和其他几种外来的作物的比较中便可以看到这一点：

大豆：一般认为，大豆原产于中国东北，对于原来生活在中原地区的华夏族来说也是一种外来作物，最初称为“戎菽”。戎是北方的少数民族，其中一支叫山戎，相传齐桓公北伐山戎时，把大豆引种到了内地。战国时，菽的地位迅速上升，并取代了黍的地位，菽粟并为当时最重要的粮食作物，同一时期的典籍也常常是将菽粟相提并论。一些地方，如七雄之一的韩国，“民之食大抵菽饭藿羹”。然而，从汉代开始大豆的地位就开始让位于麦了，它只是作为一种救荒作物来种植和提倡。

高梁：原产地在非洲，三世纪前即经由印度传入中国西部的四川，称为蜀黍。虽然高梁具有很好的适应性，但十三世纪以前，并无大的发展，十三世纪后也主要在北方地区种植，且被视为“粗稼”（粗粮）。这与高粱所扮演的角色有关。高粱虽然也充当口粮，但主要用于救荒，其次就是制糖酿酒做苕帚。

新作物：明代中后期，原产美洲等地的番薯、玉米、马铃薯、花生等新作物引进中国，并且以其极强的适应性和极高的产量，迅速在中国得到传播，对于中国土地的开发利用以及人口的增长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这些新作物都没有取得象麦子一样的地位，而只是在一些不宜种植稻麦的“高山海泊”之地作见缝插针式的种植，并成为这些地方人们的主食，但对于大多数明清以后的中国人来说还主要是靠稻麦养活。

6、麦子的本土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麦作虽然是外来（后来）农作物最成功的一个，但也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

关中：《诗经》中有一首周人赞美他们祖先的诗篇，篇中提到了麦，可知关中地区在公元前11世纪已有麦子的传入，然而，千年之后的汉武帝末年，关中地区仍然没有形成种麦的习惯，董仲舒在向汉武帝提建议时就提到“今关中俗不好种麦”。又是过了百年之后，到西汉末年的成帝时，关中地区的麦作才在有名的农学家氾胜之的推广之下得以普及。

江南：麦作在江南的推广更为缓慢。前面说过，三国时，吴国的孙权曾用面招待蜀国的使者，这是江南面食的最早记载，但江南种麦的最早记载却出现在，永嘉南渡（317年后）之后的第二年，即东晋元帝大（太）兴元年（318年），而更大的发展却是在两宋之交（1127年后），出现了“极目不减淮北”的盛况。然而，此后江南的麦作还是时起时落，并没有稳定下来。这与另一种在差不多同一时期传入江南的旱地作物棉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江南在南宋末年尚无植棉，时人谢枋得（1226-1289）在一首诗中提到当时江东地区还没有棉花，可是时隔不久，江南就开了植棉并且很快得到发展，到谢枋得死的那年，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元朝政府在江东等地设置子木绵提举司，每年向民间征收棉布十万匹。到明代，江南松江府一带，便发展成了全国棉花生产中心。

麦作在江南的用了近900年的时间，还不没有真正普及开来，而棉作只用了几十年甚至是十几年的时间就使江南成为一个生产中心。

7、麦子并没有完全取代中国本土的粮食作物

麦是外来作物中本土化最成功的一种，但麦子并没有完全取代中国本土的粮食作物。在北方，唐宋以前的粮食作物始终是以粟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