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子在中国的本土化历程
麦子没有完全取代中国本土的粮食作物，而成为大多数中国人的主食，有其自身的原因，即麦的栽培和食用还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本土化过程，也有自然条件的限制，南涝北旱都有于麦作不利的一面，同时也与中国人在长期的实践中所总结出来的备荒救灾的经验有关。传统农业强调“杂植”，即尽可能地种植多种作物，以防备水旱灾害。这样的经验使麦也能够成为杂种参植中的一员，但又使它不能取代其他的粮食作物。
8、政治因素在本土化过程中的作用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重视粮食生产是历朝列代的基本国策。麦子作为一种重要的粮食作物自然也得到了统治阶级的重视。政治因素在麦子的本土化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翻开历史，至少从周代开始，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就开始了对麦作的关注。《礼记·月令》就有天子亲自祈麦实，劝种麦的记载，其他作物没有这样的记载，可见对麦的重视。西汉汉武帝时的政治家董仲舒就从孔子所修订的《春秋》中发现，《春秋》它谷不书，至于麦禾不成则书之，以此见圣人于五谷最重麦与禾也。以此为依据，他请求汉武帝下令，在关中地区及时地赶种冬小麦，以后经过赵过和氾胜之等人的努力，取得了成功，关中地区也因此获得了大丰收。
经过汉代的大力推广，麦子在粮食供应中的地位显著提高，麦子成为汉魏时期军事行动的导向。前面说过，曹操在选择大本营和进攻目标时，都要考虑麦子的因素。曹操本人也非常重视麦子种植，当时正是战乱之时，麦田常被兵马所践踏。曹操下令“士卒无败麦，犯者死”。于是当军队要通过麦田时，“骑士皆下马，付麦以相持”。有一次曹操自己的马踏进了麦田，他以身作则，割发代刑。
为了给天下人树立榜样，一些统治者还亲自试种，以增加对麦的了解。唐玄宗就曾亲自在皇家花园中种麦，并带着太子一起去收割，他之所以这么做，一方面是想要太子们知稼穑之艰难，同时他自己也想对麦多有一些实际的了解。他说“遣人视田中稼，多不得实，故自种以观之。”出于同样目的，宋仁宗也在后苑建宝政殿，专以种麦。上行下效，一些地方官也积极致力于劝民种麦，如唐韦丹在广西容州教种麦，宋黄震在抚州劝种麦等。
为了发展小麦生产，历代政府主要抓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发放种子。由于许多地方先前没有种过麦子，因此，要发展麦子生产，必须首先解决种子问题。政府在这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将产麦区的种子调集过来，向农民（特别是贫苦农民）免费发放。二是出台免租税政策。农民利用水稻收获之后的稻田种植小麦，可以不交租税，收成全归己有。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于稳定南方麦子种植起到重要的作用。
麦作为一种粮食作物引起了统治者的重视，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麦并没有被当作是一种主粮作物，而只是一种救荒作物。北方用于抗涝，南方用以抗旱。这样的片面认识，使政治因素在麦作的本土化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受到限制。也就是说，统治者只是在灾荒来临的时候，才会想到麦，平常的日子也可能就把麦子给忘了。由于麦不是一种常规作物，所以每当想起要种麦的时候，总是种子没有着落，所以每个朝代劝种麦时总是从提供种子着手。
9、人口流动与麦子本土化
在麦子的本土化过程中，比行政命令更起作用的是人口的流动。从前面的叙述中，我们知道麦子的本土化经历了一个自北而南的过程，这也正好是和中国历史上北方人口的南迁是同步的。中国历史上有过三次人口南迁高潮：一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次是唐朝安史之乱以后；一次是两宋之交；每次的南迁都导致了麦子种植的发展。
汉代以前江南无麦作。经过魏晋南北朝第一次人口南迁之后，南方第一次出现了种麦的记载；六朝时期麦作发展速度相对较快，种植面积较大的地区，如建康（今江苏南京地区）、会稽（浙江绍兴地区），都是北方人的聚居的地区。
中唐以后，南方许多州郡都有麦的记载，也与安史之乱以后的第二次人口南迁高潮在时间上吻合。
两宋之交的情况也是同样的。正是由于西北流寓之人遍满，才使得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及福建、广东、广西等地，“竞种春稼，极目不减淮北”。
10、结论和讨论
麦子在中国克服了重重障碍，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本土化历程，它在淘汰中国原有的一些本土粮食作物的同时，使自己在粮食供应中的地位稳步上升，最终成为一谷之下，百谷之上的粮食作物，特别是在北方更是成了首屈一指的粮食作物。麦子的本土化丰富了中国人的生产和生活，对于土地的开发利用和人口的增长起了积极的作用。但麦子作为一种外来或是后来的主食作物，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取代中国原有土生土长的作物；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地改变中国人的生产和生活，同时，麦子在改变中国人食物结构的同时，也在接受中国人对麦子的改变。以适应中国的风土人情；如冬小麦取代春小麦，粒食改面食等。结果是：我们虽然接受了麦子，但没有选择面包。
从这个结论出发，我们再来做一些讨论。
农业是文明的基石。农业生产的目的首先在于满足人们对于食物的需求。有学者说，主食作物的种类，往往决定耕种这种作物民族的命运。自农业产生以来，中国人形成了以粟和稻为主食的食物习惯，这种习惯变成了小麦等外来作物本土化进程中的障碍，它对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随着新世纪的来临、经济的增长和一浪高过一浪的全球化，饥饿似乎被人们忘记，代之而来的问题是，我们该吃什么？
2000年12月1日新华社公布的一项饮食习惯调查表明，近年来，中国人在饮食方面的传统习惯正发生着越来越强烈的变迁。面对不断涌入的西方新食品和新型饮食观念，人们普遍感觉不适，产生了种种困惑。……丰富的现代食品种类在提升中国人生活水平的同时，也使人们面临着更强的选择压力。该买什么、吃什么，往往让人无所适从。
有人认为未来十年，“全球化”将走上餐桌。食品将更为国际化，不同饮食文化将会更多地融于一“盘”。那么，在未来的几十年里，食谱真的会全球化吗？作为中国人，我们会在接受米饭炒菜的同时接受牛奶面包吗？饮食传统真的在未来几十年内会彻底散失吗？
全球化是一个新概念，但全球化的历史却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生与发展。今天世界各国餐桌上的面食就是长达万年的“全球化”的产物。麦子在中国的本土化就历经了四、五千年之久。并且这一过程还在继续。观今宜借古，无古不成今。从麦子在中国的本土化历程(第4页)中，我们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中国人是个特别爱吃、能吃、会吃的民族。凡属地球上可吃的，手能够到的东西，我们都吃。但中国人又是一个对吃特别挑剔的民族。从最初的“百谷”，到后来的“五谷”就是挑剔的结果；这也意味着
《麦子在中国的本土化历程(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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