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的传人”探源

江汉平原的古人类，通过大巴山脉到黄河流域，在距今约8000年以前，一些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氏族部落，逐渐在黄河流域两岸定居下来，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创造着中华民族的古老历史和文明，所以说，我们研究“龙的传人”发源地，并不排除黄河流域也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摇篮。从大量出土的文物资料表明，在距今约1.2万年至6000年之间，中华民族已经历了人类由母系氏族社会、父系氏族社会到阶级社会三个历史阶段，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长江流域也发现有相应时期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良渚文化以及河姆渡文化。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其中汉族约占人口总数的94%。所有汉族都自认为是“炎黄子孙”，即“龙的传人”。

      早在新石器晚期，以黄帝（轩辕）为首领的夏民族，沿大巴山脉来到陕西境内，后定居在河北涿鹿，以发展农业生产为主，这个氏族在迁徙过程中兼并了许多小的氏族部落发展壮大起来，成为黄河流域一支较大的氏族部落。由于他们的祖先是从江汉平原迁徙来的，从祖辈那儿遗留下来的许多习俗得到传承，崇拜龙的图腾就是其中之一。虽然龙的图腾是由蛇演化而来的，显然在他们的心目中，对蛇的图腾已经淡化，加之黄土高原地带比较干旱，对发展农业生产不利，于是人们希望天上有个神灵能够呼风唤雨，使田地的禾苗生长茁壮，这个神灵的形象就是“龙”。虽然自然界并不存在龙的实体，但从老祖宗遗留下来的习俗，已在人们的心目中根深蒂固，所以夏民族一直以龙的形象作为氏族崇拜的图腾，并流传到后世。

      与夏民族同时到达黄河流域的氏族，还有以炎帝（神农）为首领的殷民族和以蚩尤为首领的九黎族。传说，神农氏在大巴山里就能尝百草、播五谷、明医理、治病人，至今在湖北神农架林区还有他的许多遗迹。他作为殷民族的首领，迁徙至黄河流域，定居在山东一带，以凤凰作为氏族崇拜的图腾。其实自然界也没有凤凰这个实体，它也是以某种鸟类为主的多种物象的复合体。后来殷民族与生活在山东、河南、安徽一带的九黎族，因争夺黄河流域的一片肥活的土地发生战争，此时炎帝已衰老不能征伐，只得向黄帝求援，于是黄、炎两族联合起来，大战于涿鹿之野，终于打败了九黎族，擒杀了蚩尤。经过这场战争，统一了中原地区，各氏族部落都推举黄帝代替衰老的炎帝，形成了以黄帝为主的民族大融合。在融合过程中许多氏族放弃了自己崇拜的图腾，一致以龙的图腾作为各氏族的旗帜，成为“龙的传人”，亦称“炎黄子孙”。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的各诸候国都自称“诸华”，或“诸夏”，合称“华夏”。但“中国”这个名称，早在商、周时期就出现，因为商、周的王都建在东、西、南、北之中，所以各诸候国称它为“中国”。在我国的历史上，由于战争还引起过多次民族大融合，才使汉族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实际上汉族也是多民族的融合体。
  另有一种情况，在黄河流域实现民族大融合时，有的氏族部落为了求得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离开了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我们称为“北雁南飞”，这也是一种人类“回归”的现象。首先是在战争中被打败的九黎族，一部分人留在黄河流域被融合，另一部分人迁徙到长江以南与三苗族融合，所以至今苗族还认为蚩尤是他们的祖先。其次是楚、巴两族南下长江流域。

     楚族原属夏民族，传说他们的祖先颛顼是“五帝”之一。颛顼的父亲是昌意，昌意的父亲是黄帝。古时候，火对于人类生存十分重要，楚族的首领曾任火官，成缚显著，被封为祝融氏。后来在共工氏作乱时，祝融奉命前去平叛，因镇压不彻底，结果被杀。在长期的部族战争中，楚族为了求得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只得从夏民族分离出来，先是沿黄河迁至陕西汉中一带定居，在此深受殷民族的影响，将崇拜龙的图腾改为崇拜凤的图腾。在周灭殷以后，楚族又沿汉水南下，到达荆山一带，他们在此开山垦地，“筚路蓝蒌，以启山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国力富强，疆土开拓，势力范围迅速扩大到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他们不仅带来了黄河流域的先进生产技术，而且带来了先进思想和文化，在统一了长江流域两岸的各个诸候小国后，建立了强大的楚国，成为我国南方的霸主。

    与楚族同时到达长江流域的还有巴族，相传巴族也是黄帝的后裔。他们的著名首领是廪君。他率领巴、樊、瞕、相、郑等氏族部落，从陕西到达湖北长阳，又沿清江向上游迁徙，定居夷城（今湖北恩施市）。传说廪君死后化为一只白虎，所以巴族后裔以虎的形象作为崇拜的图腾。巴族主要活动在川东、鄂西、湘西、陕西汉中一带，并建立了巴国。

    楚、巴两族的回归，对长江流域的民族大融合，起了巨大的作用。同时，楚、巴两族为争夺势力范围，进行了长期的战争。后来巴国被秦所灭，楚族统一了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他们在龙文化、凤文化、虎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了更加辉灿烂的楚文化。

   “龙的传人”发展史，也是中华民族的发展史。过去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史缺乏深入研究，特别是司马迁的《史记》对后世的影响很大，似乎全部中华民族的历史早有定论，不必深究，所以对长江流域的古文化研究很少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今后我们应该有领导地加强这个方面的研究工作，重新谱写中华民族的历史，为世界人类的文明史作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