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运动”策划发动真相
血腥的白色恐怖,北平地下党组织几经严重破坏,养伤期间谷景生不时要转换住址,照料过他生活并负责和党组织保持单线联系的人,亦由杨克冰、楚显而一位姓唐的女学生几度变更。但未等伤愈,他还是和党组织断了联系。
1934年至1935年初,正是王明"左"倾路线对中国共产党危害最烈之际。谷景生说,那时住在北平城里,晚上常能听到宪兵三团宪警在西直门杀害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枪声,那是一个革命者随时受死神觊觎的年代。
谷景生拖着带伤的身体,既要设法生存,还因为逃避特务追捕东躲西藏,但他从不曾对自己的信仰和人生选择有丝毫的游移,通过各种关系寻找组织。在穿棉衣的冬季,他偶然遇到原平大附中的同学彭涛,彭涛也是受党派遣渗入同盟军于兵败后和组织失去联系的。
他们相约分头寻找组织,并经常相晤,一起分析形势,商议在没有组织的情况下,自行展开革命工作。他们利用昔日的同学关系,发现思想进步和有爱国热情的青年,以读书会等形式,积蓄党的外围力量。例如"一二·九运动"中非常活跃的人物,北平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主席郭明秋,就是谷景生通过一位熟人介绍认识的。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他发现她有很高的革命激情和活动能力,就发展她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在市学联组建时,将她推上领导岗位。
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北平地下党屡遭破坏的几年里,许多党员都有着类似的经历,包括在"一二·九运动"期间与谷景生等人观点相左的朱子贞,就曾在1934年中国共产党北平市委被破坏后,联络上聂真、闻永之、梁寒冰几个人组建了市临时工委。
1935年夏王健膺命组建中国共产党北平市工作委员会,也是在5月的北平地下党遭受大破坏之后。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彭涛告诉谷景生,党组织找到了。当时的市工委也就几个人,王健任书记,彭涛任宣传部长,朱子贞也归并过来,任组织部长,还有杨子英。谷景生任北平左翼文化总同盟和北平左翼作家联盟的党团书记。周小舟任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党团负责人。当时谷景生、彭涛、周小舟的公开身份都是学生,谷景生联系最直接的是中法大学、女一中、女二中,郭明秋即女一中的学生。彭涛的公开身份是辅仁大学学生。周小舟直接领导的有清华、师大、朝阳大学、平大法商等学校。他们同青年知识分子有着广泛的联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1月,将北平各校水灾赈济会改组成北平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时,由谷景生、彭涛、周小舟三人组成学联党团,形成领导核心。学联的主席是郭明秋,秘书是清华大学的姚依林,总交通是镜湖中学的孙敬文,总纠察是东北大学的邹鲁风,总交际是燕京大学的黄华。
就是在那样严峻的环境下,几个党员像一颗颗火种,燃烧着自己,激励着他人,使一场伟大运动的地火紧张有序地运行。经过他们的发动和联络工作,不仅把广大爱国知识分子群体团结和动员在学联党团的周围,而且使许多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分散的基层组织,重新纳入中国共产党北平市临委的体系。谷景生说:王健新组市工委的时候,他知道的党员也就10多个,而到运动起来的时候,能联系上的党员已达350人。
历史真相的淹没与金子一样的品格
我们问谷景生听到"冀察政务委员会"将成立的消息,决定于12月9日举行请愿活动的会议,是在哪里开的?他告诉我们是在他的住处,西城区的一个洋车厂里。"房间不大,也没什么陈设,就有一张睡觉用的床,但能容纳十几个人开会,月租二三块大洋。当时的与会者只记得有彭涛、周小舟、郭明秋,别人的名字记不得了。"
他还告诉我们行动方案议定后,由地下交通员传递消息,与各校的地下党组织联络。当时的交通员有谁他也记不得了,因为并不是由他亲自布置这类任务。他本人的很多意见是通过郭明秋传递出去的。
当时党组织有严格的规定,作为特派员的李常青和临委书记谷景生,要处于很隐蔽状态,不允许参加公开的活动,以防因突然变故失去统筹全局的人。运动期间和谷景生保持密切单线联系的郭明秋天天和他见面,她对外假扮为谷景生的爱人,而实际上她也正是他的第一位恋人。因此,她成为运动期间大家都看得见的"领袖"。这也就是为什么参加运动的各校的党组织负责人,都不清楚上层机构的运筹情况,也不清楚运动的领导人是谁的另一重要原因。
"请愿时提出的六项要求,第一就是反对所谓'防共自治运动',带有明显的共产党人操刀的痕迹,是谁起草的?"我们问。谷景生说:"是彭涛和我事先商议拟订起草的。"
12月9日的请愿和游行示威,遭到了国民党北平军分会和北平当局的镇压,30多名学生受伤。学联党团和学联随即开会商讨了对策,决定从12月10日起,实行全市总罢课,要求严惩破坏学生运动的肇事者。
有些学校的党员和学生是事后得知12月9日行动的,对没有通知到他们参加有意见,强烈要求"再来一次",例如以学生身份在北大学习的原中国共产党青岛市委书记黄敬就有意见,因此学联党团和学联又酝酿发动更大规模的请愿示威行动。在更大规模行动准备期间,学联组织人到各校活动,控诉国民党北平当局军警的暴行,陈列展览遭到殴打学生的血衣,并迅速建立健全学生组织。
就在这时,北平报刊登出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将在16日成立,于是,更大规模行动的日子就定在了这一天。由于有关这一天运动情景的描述可车载斗量,所以谷景生只讲了个小插曲,即此次行动让有意见的黄敬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当示威游行的队伍在天桥汇集后,由他跳到一辆有轨电车上发表演说。"我们事先做了安排,他一讲完,马上就有五六个人冲过去,护卫着他回到我们的队伍中来。"
自毛泽东将"一二·九运动"与"五四运动"相提并论后,运动意义非凡的评价日渐升温,许多参与者相继口述行文公开自己在运动中的经历,但李、谷、彭、周却从未以"一二·九运动"的领袖的口吻专门谈论过运动的来龙去脉,历史的真相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淹没尘封。这种现象的出现,除了其他非正常因素,包括感情恩怨的作用外,恰恰反映了这几位真正的领导者们那常人难以企及的襟怀和情操。
直到在担负这场伟大运动领导大任的人一个个离开了人世,由于历史的留白,致使"一二·九运动"垂诸史册的文字失真走形,谷景生才在人们的一再劝说下,决定打破几十年的沉默。在我们就此对谷景生拜谒访谈中,他总是强调党对运动的领导,他说出彭涛、周小舟、李常青等一个个他凡能记得,并真正在运动中起过领导作用者的名字,却就是不愿意多谈他自己在运动中说过什么,做过什么。
我们领略了金子一样的品格,当遇到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的时候。 《“一二·九运动”策划发动真相(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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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至1935年初,正是王明"左"倾路线对中国共产党危害最烈之际。谷景生说,那时住在北平城里,晚上常能听到宪兵三团宪警在西直门杀害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枪声,那是一个革命者随时受死神觊觎的年代。
谷景生拖着带伤的身体,既要设法生存,还因为逃避特务追捕东躲西藏,但他从不曾对自己的信仰和人生选择有丝毫的游移,通过各种关系寻找组织。在穿棉衣的冬季,他偶然遇到原平大附中的同学彭涛,彭涛也是受党派遣渗入同盟军于兵败后和组织失去联系的。
他们相约分头寻找组织,并经常相晤,一起分析形势,商议在没有组织的情况下,自行展开革命工作。他们利用昔日的同学关系,发现思想进步和有爱国热情的青年,以读书会等形式,积蓄党的外围力量。例如"一二·九运动"中非常活跃的人物,北平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主席郭明秋,就是谷景生通过一位熟人介绍认识的。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他发现她有很高的革命激情和活动能力,就发展她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在市学联组建时,将她推上领导岗位。
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北平地下党屡遭破坏的几年里,许多党员都有着类似的经历,包括在"一二·九运动"期间与谷景生等人观点相左的朱子贞,就曾在1934年中国共产党北平市委被破坏后,联络上聂真、闻永之、梁寒冰几个人组建了市临时工委。
1935年夏王健膺命组建中国共产党北平市工作委员会,也是在5月的北平地下党遭受大破坏之后。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彭涛告诉谷景生,党组织找到了。当时的市工委也就几个人,王健任书记,彭涛任宣传部长,朱子贞也归并过来,任组织部长,还有杨子英。谷景生任北平左翼文化总同盟和北平左翼作家联盟的党团书记。周小舟任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党团负责人。当时谷景生、彭涛、周小舟的公开身份都是学生,谷景生联系最直接的是中法大学、女一中、女二中,郭明秋即女一中的学生。彭涛的公开身份是辅仁大学学生。周小舟直接领导的有清华、师大、朝阳大学、平大法商等学校。他们同青年知识分子有着广泛的联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1月,将北平各校水灾赈济会改组成北平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时,由谷景生、彭涛、周小舟三人组成学联党团,形成领导核心。学联的主席是郭明秋,秘书是清华大学的姚依林,总交通是镜湖中学的孙敬文,总纠察是东北大学的邹鲁风,总交际是燕京大学的黄华。
就是在那样严峻的环境下,几个党员像一颗颗火种,燃烧着自己,激励着他人,使一场伟大运动的地火紧张有序地运行。经过他们的发动和联络工作,不仅把广大爱国知识分子群体团结和动员在学联党团的周围,而且使许多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分散的基层组织,重新纳入中国共产党北平市临委的体系。谷景生说:王健新组市工委的时候,他知道的党员也就10多个,而到运动起来的时候,能联系上的党员已达350人。
历史真相的淹没与金子一样的品格
我们问谷景生听到"冀察政务委员会"将成立的消息,决定于12月9日举行请愿活动的会议,是在哪里开的?他告诉我们是在他的住处,西城区的一个洋车厂里。"房间不大,也没什么陈设,就有一张睡觉用的床,但能容纳十几个人开会,月租二三块大洋。当时的与会者只记得有彭涛、周小舟、郭明秋,别人的名字记不得了。"
他还告诉我们行动方案议定后,由地下交通员传递消息,与各校的地下党组织联络。当时的交通员有谁他也记不得了,因为并不是由他亲自布置这类任务。他本人的很多意见是通过郭明秋传递出去的。
当时党组织有严格的规定,作为特派员的李常青和临委书记谷景生,要处于很隐蔽状态,不允许参加公开的活动,以防因突然变故失去统筹全局的人。运动期间和谷景生保持密切单线联系的郭明秋天天和他见面,她对外假扮为谷景生的爱人,而实际上她也正是他的第一位恋人。因此,她成为运动期间大家都看得见的"领袖"。这也就是为什么参加运动的各校的党组织负责人,都不清楚上层机构的运筹情况,也不清楚运动的领导人是谁的另一重要原因。
"请愿时提出的六项要求,第一就是反对所谓'防共自治运动',带有明显的共产党人操刀的痕迹,是谁起草的?"我们问。谷景生说:"是彭涛和我事先商议拟订起草的。"
12月9日的请愿和游行示威,遭到了国民党北平军分会和北平当局的镇压,30多名学生受伤。学联党团和学联随即开会商讨了对策,决定从12月10日起,实行全市总罢课,要求严惩破坏学生运动的肇事者。
有些学校的党员和学生是事后得知12月9日行动的,对没有通知到他们参加有意见,强烈要求"再来一次",例如以学生身份在北大学习的原中国共产党青岛市委书记黄敬就有意见,因此学联党团和学联又酝酿发动更大规模的请愿示威行动。在更大规模行动准备期间,学联组织人到各校活动,控诉国民党北平当局军警的暴行,陈列展览遭到殴打学生的血衣,并迅速建立健全学生组织。
就在这时,北平报刊登出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将在16日成立,于是,更大规模行动的日子就定在了这一天。由于有关这一天运动情景的描述可车载斗量,所以谷景生只讲了个小插曲,即此次行动让有意见的黄敬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当示威游行的队伍在天桥汇集后,由他跳到一辆有轨电车上发表演说。"我们事先做了安排,他一讲完,马上就有五六个人冲过去,护卫着他回到我们的队伍中来。"
自毛泽东将"一二·九运动"与"五四运动"相提并论后,运动意义非凡的评价日渐升温,许多参与者相继口述行文公开自己在运动中的经历,但李、谷、彭、周却从未以"一二·九运动"的领袖的口吻专门谈论过运动的来龙去脉,历史的真相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淹没尘封。这种现象的出现,除了其他非正常因素,包括感情恩怨的作用外,恰恰反映了这几位真正的领导者们那常人难以企及的襟怀和情操。
直到在担负这场伟大运动领导大任的人一个个离开了人世,由于历史的留白,致使"一二·九运动"垂诸史册的文字失真走形,谷景生才在人们的一再劝说下,决定打破几十年的沉默。在我们就此对谷景生拜谒访谈中,他总是强调党对运动的领导,他说出彭涛、周小舟、李常青等一个个他凡能记得,并真正在运动中起过领导作用者的名字,却就是不愿意多谈他自己在运动中说过什么,做过什么。
我们领略了金子一样的品格,当遇到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的时候。 《“一二·九运动”策划发动真相(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