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运动”策划发动真相
> 稍通中国近现代史的人，都会记住发生在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关于这场运动的伟大意义，还是毛泽东在延安各界人士举行的"一二·九运动"四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概括得最为精辟。他将"一二·九运动"与"五四运动"相提并论，"一二·九运动，它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250至257页。）
许多经历者的回顾，还有《青春之歌》一类文学作品中，对这场惊天动地、气壮山河运动场面的描述，不知凡几，而与之形成鲜明比照的，是这场运动究竟是如何酝酿策动的？有没有一个总揽全局的领导集体在运作？这个领导集体究竟是由哪些人组成的？则语焉不详。
恰因历史的留白，导致长久以来，"一二·九运动"策划发动的叙述屡有抵牾争议。有人说是自发的学生运动，与共产党没多少关系；而多数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观点的人，又在领导者为谁的问题上，要么言辞囫囵，要么歧异纷纭。本文作者采访当事人谷景生，披露了这段真实的历史。
伟大运动的发动领导者不详
关于中国共产党北方局领导了"一二·九运动"的代表性诠释，是这样表述的："北方局支持并领导了这一爱国运动，在党内是赵升阳（即李葆华）等同志，还有柯庆施、陈伯达领导的；直接出面领导运动的是李昌、蒋南翔（清华大学支部书记）、林枫、姚依林、徐冰、许德珩等同志。"
如上表述舛误不止一二，其一是李葆华在"一二·九运动"前及其间，并不在北平，也没有担任北平地下党的领导工作。彼时他正以河北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在冀东地区工作，直到1936年春季刘少奇到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后，才把他调往北平担任领导工作。
其二是把陈伯达列入领导人之一，而陈伯达本人就是一个运动"自发"说的附和者。他曾回忆说："'一二·九'运动的开展开始是自发的，后来处于党的领导之下。'一二·九'运动的第二天，我在天津看了《大公报》，知道学生运动的爆发。当时白色恐怖很厉害，竟出现了这样英勇的示威游行，我心情很激动，大哭了一通，马上买车票赶到北平……这一时期我为学生们起草过一些文件、宣言和宣传大纲。"
作为中国共产党北方局工作人员的陈伯达的亲口回忆，显然不只单单披露了他个人不知道"一二·九运动"的筹划组织，且从侧面揭示了北方局直到北平"一二·九运动"爆发后，都没能立即做出反应，陈伯达自己赶到北平参加运动，完全是一种个人行为。
当时担任学生联合会秘书的姚依林的回忆，进一步证实了"一二·九运动"的发动并未得到来自北方局与河北省委的具体指示。他说"那时河北省委书记是高文华，组织部长是柯庆施同志，宣传部长是李大章同志。在'一二·九运动'发动前，我没有听说他们表态支持。"
其三是后面开出的一串直接领导者的名单，多为北平各学校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党负责人，其中只有个别人进入了由北平市学联党团掌控的北平市学生联合会领导圈子。他们中有些人后来回忆说，接到了辗转传递过来的发动组织请愿活动的指示，但对是否有上级组织在运筹，更高领导究竟是何人，却一直无从知晓。
历史真相浮出水面的契机出现在1995年
在1995年前，没有一部公开发表的著述，对北平市中国共产党领导机构是如何领导"一二·九运动"的，做过权威而详尽的陈述。只有一本发行量有限的《北京革命史大事记》上，关于"一二·九运动"前夕北平地下党领导机构的记载不足200字："1935年11月，中国共产党河北省委（北方局）听取汇报后，决定撤消中国共产党北平工委，成立中国共产党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谷景生任书记，彭涛任组织部长，周小舟任宣传部长。省委特派员李常青来平，直接领导北平党、团工作……"
大事记上提到的四个人，李常青解放初曾任松辽（黑龙江）省委书记，20世纪50年代中期即受迫害，于1960年遇难身亡。周小舟解放后曾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中国共产党中央候补委员，但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被划入彭德怀反党集团而降职任用，于"文化大革命"初期逝世。同为候补中央委员的化工部部长彭涛，虽未遭遇政治波折，但在1961年因病去逝。谷景生解放后曾任防空军副政委、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政委等职，因受夫人被错划"右派"的牵连，长期被控制使用，他对自己的革命经历始终持低调。
了解了上述事实后，对1935年期间北平市地下党领导机构的记载只那么寥寥几笔，人们也许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历史真相浮出水面的契机出现在1995年。当"一二·九运动"60周年来临，中国共产党中央决定举办有规模的纪念活动。11月2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国家教委、共青团中央、全国学联准备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一个有经历过"一二·九运动"的老同志参加的纪念座谈会。
此时当年清华的党支部书记蒋南翔已经去世，组委会找到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当年的北大支部书记韩天石处，送上了请柬和开会人名单。韩天石的秘书胡文斌对中国共产党党史相当熟悉，他看了名单后，对来人指出名单缺少两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一个是谷景生，一个是黄华，这两个人不到场，对纪念活动来说是缺憾。"
来人走后，胡文斌随即给原全国人大常委谷景生家打了一个电话，告知此事。不久，谷景生家里也接到了团中央的邀请通知。下午3点就要开会了，谷景生的秘书12点半才取到请柬，负责会议筹备的团中央有关人员一再向秘书解释，说以前确实不知道谷老。
因为座谈会的议程事先已定，没安排谷景生发言，所以待别人都讲完，他才要求"讲十分钟"。他讲得很简洁，中心即"一二·九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但运动的步步铺垫，其间党内的激烈纷争，以及他作为中国共产党北平临委书记的活动等细节都没有提。
虽说接到邀请实属偶然，但谷景生是有备而去，此前他经反复斟酌推敲，写成《"一二·九"运动与党的领导》一文，把"一二·九运动"的来龙去脉做了完整的勾勒，通篇强调运动环环相扣，但没有一个环节是自发的。稿成后就让秘书送给了《人民日报》和《北京日报》社。
文章于1995年12月8日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登出，立即吸引了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解放军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等媒体的关注，谷家门前的寂静，被纷至沓来的采访者打破。
参加座谈会的李昌、韩天石等人，也都让自己的秘书打电话，说明在此前确实不知道更上层领导机构对运动的运筹指导，所以在以往的回忆中没有叙述过这一内容。作为"一二·九运动"后期诞生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长兼党团书记和当时北大的支部书记，已属于运动中比较高的领导了，连他们都不知道市一级领导机构的情况，别的人自然就更不可能对此置喙了。这也正是有关"一二·九 《“一二·九运动”策划发动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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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经历者的回顾，还有《青春之歌》一类文学作品中，对这场惊天动地、气壮山河运动场面的描述，不知凡几，而与之形成鲜明比照的，是这场运动究竟是如何酝酿策动的？有没有一个总揽全局的领导集体在运作？这个领导集体究竟是由哪些人组成的？则语焉不详。
恰因历史的留白，导致长久以来，"一二·九运动"策划发动的叙述屡有抵牾争议。有人说是自发的学生运动，与共产党没多少关系；而多数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观点的人，又在领导者为谁的问题上，要么言辞囫囵，要么歧异纷纭。本文作者采访当事人谷景生，披露了这段真实的历史。
伟大运动的发动领导者不详
关于中国共产党北方局领导了"一二·九运动"的代表性诠释，是这样表述的："北方局支持并领导了这一爱国运动，在党内是赵升阳（即李葆华）等同志，还有柯庆施、陈伯达领导的；直接出面领导运动的是李昌、蒋南翔（清华大学支部书记）、林枫、姚依林、徐冰、许德珩等同志。"
如上表述舛误不止一二，其一是李葆华在"一二·九运动"前及其间，并不在北平，也没有担任北平地下党的领导工作。彼时他正以河北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在冀东地区工作，直到1936年春季刘少奇到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后，才把他调往北平担任领导工作。
其二是把陈伯达列入领导人之一，而陈伯达本人就是一个运动"自发"说的附和者。他曾回忆说："'一二·九'运动的开展开始是自发的，后来处于党的领导之下。'一二·九'运动的第二天，我在天津看了《大公报》，知道学生运动的爆发。当时白色恐怖很厉害，竟出现了这样英勇的示威游行，我心情很激动，大哭了一通，马上买车票赶到北平……这一时期我为学生们起草过一些文件、宣言和宣传大纲。"
作为中国共产党北方局工作人员的陈伯达的亲口回忆，显然不只单单披露了他个人不知道"一二·九运动"的筹划组织，且从侧面揭示了北方局直到北平"一二·九运动"爆发后，都没能立即做出反应，陈伯达自己赶到北平参加运动，完全是一种个人行为。
当时担任学生联合会秘书的姚依林的回忆，进一步证实了"一二·九运动"的发动并未得到来自北方局与河北省委的具体指示。他说"那时河北省委书记是高文华，组织部长是柯庆施同志，宣传部长是李大章同志。在'一二·九运动'发动前，我没有听说他们表态支持。"
其三是后面开出的一串直接领导者的名单，多为北平各学校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党负责人，其中只有个别人进入了由北平市学联党团掌控的北平市学生联合会领导圈子。他们中有些人后来回忆说，接到了辗转传递过来的发动组织请愿活动的指示，但对是否有上级组织在运筹，更高领导究竟是何人，却一直无从知晓。
历史真相浮出水面的契机出现在1995年
在1995年前，没有一部公开发表的著述，对北平市中国共产党领导机构是如何领导"一二·九运动"的，做过权威而详尽的陈述。只有一本发行量有限的《北京革命史大事记》上，关于"一二·九运动"前夕北平地下党领导机构的记载不足200字："1935年11月，中国共产党河北省委（北方局）听取汇报后，决定撤消中国共产党北平工委，成立中国共产党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谷景生任书记，彭涛任组织部长，周小舟任宣传部长。省委特派员李常青来平，直接领导北平党、团工作……"
大事记上提到的四个人，李常青解放初曾任松辽（黑龙江）省委书记，20世纪50年代中期即受迫害，于1960年遇难身亡。周小舟解放后曾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中国共产党中央候补委员，但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被划入彭德怀反党集团而降职任用，于"文化大革命"初期逝世。同为候补中央委员的化工部部长彭涛，虽未遭遇政治波折，但在1961年因病去逝。谷景生解放后曾任防空军副政委、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政委等职，因受夫人被错划"右派"的牵连，长期被控制使用，他对自己的革命经历始终持低调。
了解了上述事实后，对1935年期间北平市地下党领导机构的记载只那么寥寥几笔，人们也许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历史真相浮出水面的契机出现在1995年。当"一二·九运动"60周年来临，中国共产党中央决定举办有规模的纪念活动。11月2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国家教委、共青团中央、全国学联准备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一个有经历过"一二·九运动"的老同志参加的纪念座谈会。
此时当年清华的党支部书记蒋南翔已经去世，组委会找到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当年的北大支部书记韩天石处，送上了请柬和开会人名单。韩天石的秘书胡文斌对中国共产党党史相当熟悉，他看了名单后，对来人指出名单缺少两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一个是谷景生，一个是黄华，这两个人不到场，对纪念活动来说是缺憾。"
来人走后，胡文斌随即给原全国人大常委谷景生家打了一个电话，告知此事。不久，谷景生家里也接到了团中央的邀请通知。下午3点就要开会了，谷景生的秘书12点半才取到请柬，负责会议筹备的团中央有关人员一再向秘书解释，说以前确实不知道谷老。
因为座谈会的议程事先已定，没安排谷景生发言，所以待别人都讲完，他才要求"讲十分钟"。他讲得很简洁，中心即"一二·九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但运动的步步铺垫，其间党内的激烈纷争，以及他作为中国共产党北平临委书记的活动等细节都没有提。
虽说接到邀请实属偶然，但谷景生是有备而去，此前他经反复斟酌推敲，写成《"一二·九"运动与党的领导》一文，把"一二·九运动"的来龙去脉做了完整的勾勒，通篇强调运动环环相扣，但没有一个环节是自发的。稿成后就让秘书送给了《人民日报》和《北京日报》社。
文章于1995年12月8日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登出，立即吸引了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解放军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等媒体的关注，谷家门前的寂静，被纷至沓来的采访者打破。
参加座谈会的李昌、韩天石等人，也都让自己的秘书打电话，说明在此前确实不知道更上层领导机构对运动的运筹指导，所以在以往的回忆中没有叙述过这一内容。作为"一二·九运动"后期诞生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长兼党团书记和当时北大的支部书记，已属于运动中比较高的领导了，连他们都不知道市一级领导机构的情况，别的人自然就更不可能对此置喙了。这也正是有关"一二·九 《“一二·九运动”策划发动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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