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儒知识分子的权力穿孔
同样在权力部门有一席之地，最后只有儒家取胜，在考察了汉儒知识分子权力穿孔的政治活动以后，我们已经不难得出结论了。
当旧的学说已经跟不上历史发展的时候，必然要求有一种新学说出现。社会的发展极富功利性，这种功利性可以解释为一种有用性。儒家思想在春秋战国时代是不受重视的，孔夫子周游列国，各国君主赞其论而不用其人，就是这种有用性的体现。法家思想经过秦王朝的实验，已经证明了在平世使用的局限性和致命的弱点，所以兴起的汉王朝不会继续秦王朝的路线走下去。它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来解决秦王朝遗产的弊端，需要一种理论支撑起整个权力大厦，使社会秩序和权力运行走向良性的轨道。这在任何变革的朝代和时代都会遇到，所以一种学说能否成功的被掌权者运用和支持，关键在于这种有用性能否付诸实现。
知识必须解决实际问题。我们看到儒家知识分子的权力穿孔行为，叔孙通解决了朝仪问题，使皇帝真正尝到了做皇帝的滋味；陆贾废弃战时体制，采纳中央集权制度，使得汉王朝的权力运作有了自己的国体和政体；贾谊强调德政、教化的作用，废弃了秦法体系，极大的缓和了统治集团和民众的矛盾；董仲舒讲究儒家士风，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良性循环作用。同时，这些汉儒也不是抱残守缺的人物，如陆贾取法家的中央集权制度，贾谊强调儒家思想指导下的无为思想治国，用儒家思想统摄其他各家，最后自成一家，对现实问题的解决极富针对性。
知识分子必须在权力面前找准自己的位置。叔孙通能够抛弃儒家的形式，审时度势，不失时机的钻空子，把儒家的影响打入权力机构，可谓深谋远虑，用心良苦了。通过变成心腹人物，王权背后的权贵，慢慢按照他们的愿望改造现实。虽然知识分子放弃自主权，接受了决策者对研究施加的限制，虽然独立的研究基础不复存在，成为专家，虽然不允许知识分子有自己的研究课题，只能按形势要求解决政策制定者的问题，但他们恰恰利用这些将自己的政治思想实施出去，最后形成了一种俾睨千古的浩荡霸气，天下之大，舍我其谁？！
注释：
⑴恩格斯：〈路德维西·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５月第１版，２３３页。
⑵主要指借古罗马政治家帕布里亚斯为共同笔名的汉弥尔顿、麦迪逊， 以及杰·约翰，是美国的开国元勋、制宪的要角（麦迪逊号称为美国宪法之父）、新共和国的领导人。
⑶如法国的吉伦特派、亚各宾派和沙俄时代的布尔什维克派，中国大多数的法家人物，如商鞅、李斯、晁错等。
⑷本章源自【美】刘易斯·科赛《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科学考察》（中央编译局2001年1月第一版）一书的第二部分《知识分子与权力机构》，原文共有六章，十万余字，作者系统的考察了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并针对西方的知识分子历史做了详尽的描述。本章将科赛的观点加以提炼和突破。应当看到，科赛在分析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时，是将他们放在一个静态的场景下加以考察。对于在社会变迁、时局变动时候，知识分子类型可能发生位移的动态状况，没有涉及。本文则是在尝试阐述知识分子发生位移的动态状况，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位移，往往发生在不同的学派之间。从思想学派和知识分子类型发生位移的角度出发，恰恰是本文对科赛观点的突破，从这个意义上讲，本文是从社学学新的角度研究知识分子的一种尝试。
⑸《资治通鉴·卷第三·周纪三·慎靓王二年》（壬寅，公元前三一九年）
⑹《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
⑺原文载于《史记·卷七十九·郦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
⑻《论语·子张》
⑼《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第十八》原文：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若夫庆赏以劝善，刑罚以惩恶，先王执此之政，坚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时，据此之公，无私如天地耳，岂顾不用哉？然而曰礼云礼云者，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毋讼乎！”为人主计者，莫如先审取舍；取舍之极定于内，而安危之萌应于外矣。安首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积渐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积，在其取舍。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
《论汉儒知识分子的权力穿孔(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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