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占卜略论
此外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前引《逸史》“李藩”条，有胡芦生说李藩是“纱笼中人”的话。那么何谓“纱笼中人”呢？揭开这谜底的竟是一位新罗的僧人。《逸史》在前引记载之后又说：“数年，张建封仆射镇扬州，奏李公（即李藩）为巡官、校书郎。会有新罗僧，能相人，且言张公不得为宰相。甚怀怏。因令于使院中，看郎官有得为宰相者否。遍视良久，曰：并无。张公尤不乐，曰：莫有郎官未入院否？报云：李巡官未入。便令促召。逡巡至。僧降阶迎，谓张公曰：巡官是纱笼中人，仆射且不及。张公大喜。因问纱笼中之事。僧曰：宰相，冥司必潜纱笼护之，恐为异物所扰，余官即不得也。方悟胡芦生……所说。李公竟为宰相也”。《原化记》照抄了这段记载。我们知道，扬州有许多新罗人；我们也知道，在僧人中间有许多人是精通数术的。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位新罗僧人的相术是在国内就会的呢还是在唐朝学的。要之，由这段记载可看出，当时人愿意把神秘事物放在外国人身上，以增加它的神秘性。“纱笼中人”的故事后来流传甚广，以致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中一个著名的典故了。
以上我们通过一个具体事例了解了唐代占卜实况的一斑，以及笔记小说在记载占卜事例时的特点，下面还想通过对笔记小说中占卜事例的统计，看一看占卜在当时社会中使用的情况，以及何种占卜最流行。
笔者主要使用了《太平广记》。通过对《太平广记》卷７１—７５道术、７６—８０方士、８１—８６异人、９１—９８异僧、１３５—１４５徵应、１４６—１６０定数、２１５算术、２１６—２１７卜筮、２１８—２２０医、２２１—２２４相、２７６—２８２梦、２８３巫、２８４—２８７幻术、３８９—３９０冢墓、３９１—３９２铭记中有关占卜事例的统计（一条记载中提到多种占卜的按多条计算），全部２９１条事例中的分类情况如下：星占２２条、禄命１３条、九宫２条、卜筮３９条、相术８２条、式２条、日者６条[13]、梦５２条、占宅、葬１４条、阴阳选择１３条、其他３２条、不明１４条。
从中可知，除去“不明”和“其他”外，在唐五代的实际生活中，最流行的占卜术是相术，其次是梦[14]，第三位是卜筮。然后依次是星占，宅、葬，禄命，阴阳选择，日者，九宫，式。这一结果与新、旧《唐书》中《经籍志》《艺文志》所载各类占卜书的多少并不符合，但它却是占卜术在实际应用时的真实反映。这一统计说明：简便快捷的相术、占梦在民间最有市场，而“卜筮”因其变化较多又是占卜正宗，也相当流行，前述胡芦生、钱知微等占卜名家就都是用“蓍”来占卦的。
三
现在我们再来抽象一下，探讨探讨唐五代的占卜具有哪些总体特点，以及它在向宋代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哪些变化。这也是一个复杂问题，不是一篇小文所能解决的。本文只能很简略地作一些探讨，有些只是一个提示而已，详细研究容待以后进行。
首先从占卜术本身的演变看，唐五代的占卜术总的说来还比较粗糙，比较直观。比如占梦。由前述对《太平广记》占卜事例的统计中，可知占梦在唐五代比较流行，在全部事例中占第二位。同样，敦煌占卜文书中的《占梦书》、《解梦书》，在全部占卜文书中仅次于卜筮、星命和选择，数量也是比较多的[15]。但是，由于唐五代的占梦术太简单、太直观，其占辞形式往往是：“梦见扫地者，有官事”、“梦见运土入宅，大吉”[16]之类，给占者解说的回旋余地太小，因此在唐五代以后就逐渐减少。到宋代，据洪迈《容斋随笔》论“古人占梦”条云：“今人不复留意此卜，虽市井妄术，所在如林，亦无一个以占梦自名者，其学殆绝矣”。这也就是说，到了南宋，已经基本没有人用占梦来为人占命运吉凶了。占梦术的衰亡说明过于简单或过于直观的占卜术，随着时间的推移，往往是会被淘汰的。
唐代又是一个过渡的时代。对前代学术的全面总结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色。比如“易学”，在唐代只出现了《周易正义》、《周易集解》这样总结性的著作。因此唐人在“易学”上就没有多少发明。但同时，正因为唐五代的过渡性，这时又萌芽了一些新的学术思想，为宋以后学术思想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
这在占卜术的发展上也是如此。比如大家熟知的算命术或称三命术、子平术，就萌于唐代。韩愈为李虚中作墓志铭，说他“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胜衰死王相，斟酌推人寿夭贵贱利不利，辄先处其年时，百不失一二”[17]。因此后人多以李虚中为算命术的鼻祖。再比如星命术，即用七曜、五星、十二宫等来占人命运的占卜书，在唐五代也出现了。据考证，黄道十二宫在隋代已传入中国[18]，后来被用于占卜。敦煌文书中有“推五星行度宫宿善恶”等的卷子，其中提到有“天秤宫”“双女宫”等，是当时星命术已开始流行的有力见证。这一事例还说明唐五代占卜术的特点之一是其中具有显著的外来因素。又比如风水术中的形势一派，其经典著作《撼龙经》、《疑龙经》、《辨龙经》等，作者据说是唐末五代的杨筠松。因而杨筠松也被后人尊为风水术的宗师。虽然我们不能确证上述三龙经就是杨筠松写的，但从敦煌文书中有关内容看，讲究地形地脉的文书已有很多，足证晚唐五代确是风水术中形势派的发韧期。萌芽于唐五代的三命术、星命术和风水术，到宋以后就发展的蔚为大观了。
以上三命术、星命术、风水术的萌芽和发展都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一种变化，即随着社会流动的加剧，注重个人命运吉凶的、新的占卜术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可能与发展的空间。这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占卜行为受国家的控制减弱了。当然，这与唐宋之际社会的平民化似乎也有一定关系。
这一变化从唐初即已开始。唐人修《隋书·经籍志》，已经把“方技数术”视为“治身”的工具，这在以前是不曾看到的。这种看法可能影响了占卜个人吉凶的占卜术的发展。比如相术。我们在上述对《太平广记》占卜事例的统计中，可知相术所占比例最大。因为相术是直接判断一个人的吉凶命运的。加上相术本身不断从简单化直观化向复杂化抽象化发展，所以相术最终形成了一个很强劲的占卜类型。从武则天时禁断相书（详后）到北宋初禁止私藏相术类著作，都可以反证相术的流行。上述李虚中创立的算命术（三命术）也主要以推算个人的寿夭命运为主，所以迅速流行开来，到北宋初，“三命”类著作也在禁止之列了。[19]
反映占卜术平民化的另一个表现是《历日》或其他时日选择类占卜比起前代来更加丰富也更加流行。这是因为趋吉避凶的选择术与《历日》结合起来，在一般民众的日常生活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据统计，在敦煌文书中保存下来的唐五代宋初《历日》，有３８件之多，[20]超过了占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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