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的绅权与官权

村長的議員，就不通知他到會。這樣無形中把參議員取消了。綏德分區的經驗是：鄉參議員團結在村長的周圍，受村長領導，參加各項工作。由此可見，在「三三制」下，紳士並未能重新掌握農村基層政權。相反，隨著減租減息運動的開展，紳權的經濟基礎被從根本上動搖，而紳士的顏面亦掃地以盡。在陝甘寧邊區，「×××是參議員，在減租鬥爭中跪在大眾的面前叩頭」23。在山東解放區，執行「合理負擔」和「減租減息」政策使區內地主富農佔有土地下降了1,500萬畝，比重從戰前的30%降為18$。土地是紳權的經濟基礎，紳士擁有土地的下降表明了紳士地位的下降。當然，紳士階層和紳權的覆滅還要等到幾年後的土地改革到來。

　　解放戰爭時期，改變利用地主矛盾的政策為堅決徹底消滅地主階級的政策，不再實行「三三制」的政權原則，縣及縣以下的群眾基本組織形式是農協，經濟上則由減租減息改為分田廢債。但對開明紳士，仍注意「不應使其過早與我對立」25。在減租減息鬥爭中，施行了「先打後拉，一打一拉，打中有拉，拉中有打」，「鬥理、鬥力、鬥法」的策略方針。在整個打的階段中，並不是一切打倒，而是要從鬥爭中發現左翼份子（開明地主），爭取他們同情，麻痹一部分動搖、觀望的地主，迫使他們中立，而集中火力打擊頑強抵抗的地主，採取「擒賊先擒王」，「槍打出頭鳥」，「剪除爪牙」，「洗臉擦黑」，「脅從不問」的策略，來達到孤立與打擊反動地主的目的，從而迫使整個地主階級放棄其統治地位26。

　　但是，無論是大革命時期還是土地革命時期，在不同的地區，不同的階段，共產黨都沒有採取完全排斥紳士的政策。如在大革命時期被北洋軍閥殺害的河南省滎陽縣賈峪區農會主席，共產黨員張虎臣，就是當地著名士紳；而在土地革命時期，很多共產黨游擊隊都和當地士紳建立了統一戰線。如鄂豫邊區游擊隊，「不論土豪劣紳、地主富農、土匪流氓，只要不是堅決反共的，廣大群眾也不大痛恨的，願意同我們交朋友講聯合的，我們都可以同他交朋友，而集中力量打擊政治上最反動的，群眾最痛恨的傢伙」27。

　　在解放戰爭中，在不同的地區，即老解放區、新解放區、游擊區，對紳士執行的政策也有所不同。在老解放區，實行了二次土改，徹底消滅地主階級，在外的紳士也被抓回批鬥。在新解放區和游擊區，施行了「爭取開明紳士，拉攏地主勢力，打擊地方惡霸，特別是利用其互相間種種矛盾，爭取多數，打擊少數，各個擊破政策」28。在敵人優勢兵力進攻下，「利用地方士紳以兩面手段去求情」29，「或推動士紳出面聯名，證明當地無共產黨活動」，「以緩和敵人的燒、殺、搶」30。甚至以開明紳士出面領導鬥爭，「以便敵人進攻時，地方黨的組織不致遭受摧殘」31。但在對紳士進行利用的同時，又採取了對其限制的政策，如「在吸收開明士紳參加政府工作時，必須經過地委以上黨委之批准，不能亂吸收」32。「舊鄉保甲長、開明士紳、商人，原則上不用或少用，使用時不能任村長、財糧、武裝主要部門」33。

　　共產黨對紳士的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功，幫助共產黨度過了極其困難的時期。如1939年，福建永定縣長逮捕了一個共產黨員，秘密拷問組織，該縣黨組織托紳士去保領，結果，該縣長不得不釋放該同志。皖南事變中，國民黨軍進攻閩北閩東革命根據地，由於地方紳士及其武裝給予共產黨幫助，「頑進剿基本上是撲了空」34。1943年，浙東內戰開始前後，該地各界人士在國軍反共反人民的刀槍面前，一致團結，反對內戰，堅持抗戰，「某士紳為呼籲團結，遭受國軍逮捕達四五次，反而更加堅強」35。

　　國民黨對紳士的政策則是完全失敗的。北伐後期，國民黨的屁股完全坐到了紳士一邊，成為了農民運動的對立面。「各縣紳士均紛紛入黨，把持縣政」36。「農民所痛恨的土豪劣紳，南軍來到都成了有地位的黨員，氣焰還高了」37。在十年內戰中，國民黨為了取得紳士階層對鎮壓工農運動的支持，實際上放鬆了對紳權的限制，採取了縱容政策。抗日戰爭中，國民黨政權的處境更為艱危，在同共產黨和日軍的兩面作戰中，轉而對紳權採取扶植政策，導致以紳權為代表的地方勢力急劇膨脹。但是，在這一時期，國民黨政權同紳權的地方割據仍然存在著矛盾和鬥爭。解放戰爭中，國民黨政權為了調動一切力量和共產黨作鬥爭，實現了和紳權的合流。

　　國民政府統治時期，紳士階層具有和以往不同的特點：首先，「新紳」大都是大專或中等學校畢業生，他們沒有功名。一般來說，他們的知識結構較新，但文化修養沒有「舊紳」高，甚至有文化較低的人濫側其間；第二，「新紳」系統、派別明顯，派系鬥爭激烈，地方一般分為兩派，長期爭鬥不休；第三，「新紳」具有紳士和官員雙重身份，以本地人辦本地事，往往擔任當地區長、校長、校董、團總、議員或縣政府的職務，既有官職，又有勢力，因而與農民經濟利益衝突較大，矛盾較深；第四，「新紳」多掌握地方武裝，「通匪」、「窩匪」的現象比較普遍，甚至在有的地區出現「匪化」現象。

　　綜上四點，國民政府統治時期，紳士階層已成為社會上最腐朽的階層，遭到農民痛恨，因而當革命風暴到來的時候，這一階層便迅速地被打倒了。

　　開明紳士也未能逃脫被打倒的噩運，儘管相對來說受到了較為溫和的待遇，那就是被鬥時可以站著，不必下跪。

　　隨著紳權的滅亡，大量紳士走向窮途末路，無數字畫、古籍和其他藝術品也隨之被消滅。雖說人們都知道在傾倒洗澡水時不應把孩子潑出去，但哪一次革命不是對傳統文化的衝擊？紳權覆滅留給我們的恐怕不只是這一點遺憾。 　　

 
註釋
1 張仲禮著，李榮昌譯：《中國紳士──關於其在十九世紀中國社會中作用的研究》（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頁224、231。 
2 同治乙丑歲益邑公刊：《益邑樂輸局章程》。
3 鄭海麟：《黃遵憲與近代中國》（北京：三聯書店，1988），頁428。 
4 李宗一：《袁世凱傳》（北京：中華書局，1980），頁131。 
5 《東方雜誌》，10卷9期，「中國大事記」，頁20。
6 陳鴻疇修：《長葛縣志．卷三政務志》，「董事處」（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頁104。
7；9　王聲：《治臨公牘》，內務，頁25；24。 
8 陳鴻疇修：《長葛縣誌．卷四教育志》，「風俗」，頁134。 
10 徐德潤：《拙庵公牘》，卷四，頁47。
11 鍾毓元：《守玄廬公牘》，自序。
12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四輯，上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頁396，〈第二屆中執委第三次全會對農民宣言（1927年3月16日）〉。
13 笑仙：〈高要地主民團圍攻農民協會，殘殺農民事件〉，《犁頭》，第1期（廣東省農民協會印行，1926年1月25日出版）。 
14 中国共产党河南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編：《一戰時期河南農民運動》（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頁286。
15 吳澗東：《黨治考察記》（上海：泰東圖書局，1928），頁101。
16 孫兆昌：《河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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