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的绅权与官权

　　紳權源來有自，明代紳權之盛令人咋舌。清代紳士似不如明代囂張，然在後期，其專橫跋扈實不讓明代。不要說曾為職官的縉紳，即使是一般紳衿，也可交結官府，稱霸鄉里。民國時期，舊紳雖淡出政治舞台，新紳階層卻逐漸形成。

　　紳權與官權的鬥爭與合作，源遠流長，進入近代，則更是撲朔迷離。剖析近代的紳官關係，為了解近代社會的發展不可或缺。

一　近代紳權的三次擴張

　　嘉道年間，紳權已在長期發展中積聚起巨大能量。據張仲禮統計，積極參與社會活動的上層紳士和下層紳士的數目，道光朝比嘉慶朝分別增加6%；而上層紳士的數目，道光朝比嘉慶朝增加9%1。這一切都說明紳士的勢力在不斷增強。1841年，廣州升平社學在紳士的組織下，幾天內聚集起數萬民兵，在三元里包圍英軍，給侵略者以沉重打擊，後雖經廣州知府余保純解散民兵，放走英軍，而余也因在府試時士子罷考而被迫辭官而去。這就充分說明，當時勢到來時，紳權會形成多麼強大的力量。

　　太平軍起，八旗、綠營相繼潰散，清政府不得不依靠紳士辦團，鎮壓太平軍。上層紳士（進士和在籍職官）在省一級辦團，中層紳士（舉貢）在縣一級辦團，下層紳士（生監）在鄉村辦團。

　　隨著湘軍和淮軍得勢，紳權急劇擴張。曾國藩首創「用紳不用官」之說，表明紳權的擴張已經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然而在這時，湘軍和淮軍首領已紛紛擔任要職，上層紳士與官已經合二而一了。

　　值得注意的是中下層紳士的動向。在太平軍時期，清政府的南方統治區早已由紳士構築堡寨。紳士武裝如壽州的苗沛霖、湖州的徐佩瑗，甚至形成了在清政府和太平軍的鬥爭中舉足輕重的力量。北方在捻軍戰爭時開始修堡築寨，雖然沒有形成南方那樣的地方割據勢力，但也和南方一樣練團保寨，自徵自用，抗納田賦，官府為之束手。

　　紳士在地方本沒有正式職務，根據戶部則例和刑部條例，即使是保甲長也不能由紳士擔任。而這時，紳士紛紛充當了各寨寨首。各縣的急公局、車馬局等地方財務機構也都在紳士控制之下。甚至在很多地方，田賦也由紳士設局開徵，「花戶遵例踴躍充納，官亦俯首而聽命」2。至此，紳與官的長期爭鬥以紳佔上風而告一段落。

　　隨著國家動亂有加無已，紳權的擴張一發不可收，接踵而來的是維新變法、自治運動、立憲運動、保路運動、辛亥革命。這些運動和革命從性質上講是中國的民族民主革命，但其中都帶有紳權擴張的成分。

　　維新派不但提出了「紳治」的設想，而且作了建立「紳治」的嘗試。1898年2月，黃遵憲與譚嗣同、唐才常等人設立了湖南保衛局。保衛局由官、紳、商合辦，設議事紳商十人，所有規則由他們商議修訂。

　　保衛局的成立是湖南紳權空前的擴張。巡撫陳寶箴、按察使黃遵憲等官員「皆務分權於紳士」3。

　　在湖南，「紳治」好景不長。由於保守勢力的反撲與百日維新的失敗，湖南保衛局被取締，但「紳治」的基礎並未動搖。

　　二十世紀初，清政府再次處在風雨飄搖之中，和在太平軍起義和捻軍起義時依靠紳士辦團一樣，不得不依靠紳士辦自治。1906年出使各國大臣奏請「宣布立憲」，地方自治被列在重要的位置。1906年8月，袁世凱在奏陳預備立憲時提出：「中央五品以上官吏參與政務，為上議院基礎；使各州縣有名望紳商參與地方政務，為地方自治基礎」4，明確為「地方自治」定下了「紳治」的調子。

　　這些紳士自辦或官紳合辦的「地方自治」得到了清廷的首肯和開明地方官的支持和參與，一方面說明紳權的膨脹已達到了令清廷和地方官不得不刮目相看的地步，另一方面也說明，由於皇權和官權矛盾的加深，紳權已成了上述雙方拉攏的對象。咸同兩朝，清政府令各地方官員籌辦團練鎮壓太平天國運動所產生的嚴重後遺症，就是外重內輕，督撫集省軍事、民政、財政、人事權於一身。清廷也力圖加強中央集權，削弱督撫權力，但經過義和團運動，被迫再次向列強屈服的清廷已威望日墜。因此，清廷宣布預備立憲，實行地方自治，既有迎合、拉攏紳權的動機，又有借紳權牽制督撫、削弱督撫權力的用意。

　　清末，縣以下的基層行政組織已完全被紳士控制。當時，一縣分為若干鄉，一鄉分為若干圖，各鄉置鄉董一名乃至二三名，各圖設圖董一名至二名。鄉董、圖董概由地方紳士中選出，呈請縣令委任。橋樑道路的修築、水利工程的修建、慈善事業的經營，隨時由圖董協議，得鄉董的同意而執行。1908年，清廷公布城鎮鄉地方自治章程，規定城鎮鄉的學務、衛生、道路、水利、農工、商務、慈善、公共事業，自治經費的徵收使用，以及據各地的習慣委諸紳董的事項，都屬於自治範圍。其組織分為議決機關和執行機關兩部分。議決機關為議事會，執行機關在鄉鎮為董事會，在鄉為鄉董，進一步在法律上明確了紳士的地位和作用。

　　在太平軍和捻軍起義以及清末自治運動和立憲運動之後，紳權又迎來了第三次大擴張的機會，這就是辛亥革命。在前兩次擴張中，紳權已在和官權的爭鬥中佔了上風。這一次，推翻了皇權，套在紳權身上的最後一道桎梏也消除了，紳士這個階層幾乎可以說是為所欲為了。

　　首先，清政府被推翻，在全國各地形成了許多權力真空，而這些地盤都落到了紳士手裡。如河南槐店，在清末原設有分縣、千總，文武分治，鼎革之際，一律撤銷，由紳士組織鄉團守衛。

　　其次，全國成立參議院、眾議院，各省成立省議會，各縣成立縣議會，毫無疑問，這些議員職位都落到了紳士手中，又加強了紳士的統治地位。

　　第三，民國時期，縣長的薪資和辦公費較清代減少很多。清代一個中等縣的知縣，各種收入加在一起，一年可達數萬兩銀子。而民國時期的知縣每年的薪資收入不過幾千元，僅及清代的幾分之一。但北洋政府在全國加強了對人民的掠奪，致使抗納捐稅的鬥爭風起雲湧，這都迫使地方官對紳士的政治和經濟依賴大為加深。

　　挾辛亥革命潮流，紳士風頭甚健，「自治機關逾越權限」，「與縣知事時有齟齬」的事層見迭出。袁世凱看到他提倡的自治已威脅到他的獨裁統治，於1914年2月3日藉口「各屬自治會，良莠不齊，平時把持財政，抵抗稅捐，乾予詞訟，妨礙行政」5，下令各地停辦自治會。但是，此時一紙公文已不能扭轉紳權擴張的趨勢，紳權只是變換了發展的形式。如河南長葛縣「向設公議局，由各保首事組織。民國成立，趨重議會，首事名稱已不適用。嗣因某議會奉命解散，合邑公務幾無要領。因設董事辦事處，各董事輪流交替辦公」6。直隸臨城縣則「民國二年3月將縣署改組，議參兩會之中堅者半充公署科長員，又值勸學所取消，學務職員亦盡納於縣署內」7。取消自治的結果反而是使紳士直接參加到縣政權中去，進一步擴張了紳權，這恐怕也是袁世凱始料不及的。

　　當時，紳權有兩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它有利於監督貪官污吏，抑制縣知事的獨斷專行，使其不能肆意貪污，任意妄為。如河南長葛縣「十年之間貪猾吏被公議控撤者七人」8。再如，直隸臨城縣「從前衙署陋規及差徭供給均由縣議會建議裁撤淨盡，適縣署改組，依紳界